【大紀元3月7日報導】（中央社記者焦興華上海特稿）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經濟高速發展，至去年底累積了一兆五千億美元的外匯存底。然而傲人的數字、繁榮的表象下，卻掩蓋了難堪的事實–嚴重的農民、農業、農村「三農」問題。

中國的改革開放，其實發軔於農村。一九七八年，在中國農業大省安徽的鳳陽縣，幾個農民簽訂了一份承包協議，將原來歸集體所有的土地「分田到戶」，由此引發了中國農村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核心的土地革命，於是深刻影響中國命運的改革開放以「農村包圍城市」的形式，揭開歷史的序幕。

但是到了一九八五年之後，中國改革開放的重心逐漸由農村轉向城市，特別是在二十世紀九零年代後，中國政府大力發展工業以及為工業服務的交通、建築、採礦等行業，充分提供城市、市民的公共產品，為保障職工、市民的基礎生活、教育、醫療、養老等投入巨額資金，而農業投入的資金相對薄弱，結果導致農村、農業、農民「三農」問題愈來愈嚴重。

中國著名農村問題專家丁聲俊曾經大聲疾呼，「三農問題已到了非解決不可的時候了。」他警告說，中國人均ＧＤＰ已經突破一千美元並將突破三千美元之際，中國正處於經濟結構演變最快的歷史時期，如果不加以補救，將嚴重影響中國經濟持續均衡發展，並衝擊中國社會穩定。

當前中國行政管理體制依舊延續了毛澤東時期計劃經濟體制下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體制框架。從中共建政到上個世紀八零年代末，大陸城市和國家工業化從農民、農業、農村以不等價交換的形式拿走了人民幣兩兆多元。截至今日中國的城鎮化、工業化還是或多或少地建立在犧牲「三農」利益上的；城鄉分割的體制至今未有根本性的改變。

要解決中國三農問題，絕非易事。中國鄉村兩級負債接近兆元，成為拖累農村發展、惡化黨和政府與農民的關係、影響農村社會穩定的嚴重問題。

據專家推算，中國鄉村兩級負債應在六千億至九千億元之間，也有專家估計，鄉村兩級債務已經上兆元，平均每個鄉鎮欠債一千零五十一萬元，這對貧窮農村而言，簡直是天文數字。

除債務問題外，農村另一個嚴重問題是，醫療衛生條件惡化，百分之九十的農村合作醫療已垮了，鄉鎮衛生院很多是勉強維持，有些已人去房空，有些連房子也賣了。農村缺醫少藥的狀況，比改革前還嚴重。農民家庭一旦有人得病，到城裏治病，往往由此陷入貧困。所以許多農民只能「小病扛，大病拖」，聽天由命。

二零零三年中國大陸爆發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疫情，暴露出中國農村醫療系統極端落後。當時中國總理溫家寶最擔心的就是中國大陸落後且龐大農村的醫療體系根本無法對抗SARS的攻擊。

此外，中國大陸農村與城市的醫療資源分配極為不合理，佔中國人口百分之二十的城鎮居民，卻擁有全國百分之八十的醫療衛生資源，而廣大的農村僅分配到百分之二十醫療資源。

目前在中國大陸農村，除了國家政策規定的婦幼保健，即兒童免疫注射、計劃生育手術等，以及法定傳染病防疫是由國家負擔之外，農民的小病大災，看醫生全部要自己掏錢。醫療費用的大幅度上升和醫療保障制度的缺失，已經造成農民看沈重的經濟負擔﹔農村無錢看病買藥、無錢住院治療的病人急遽增加。

更甚者，近年來中國大陸農民抗爭事件頻傳，主因是中國大陸各地出現新一輪圈地運動，龐大農民被徵用掉承包的耕地，很多失地農民淪入無地、無業、無保的境況

據統計，過去十年中國有六千六百萬農民喪失了自己的土地，千百萬人無家可歸，而政府官員卻從中漁利。

大批農民意識到自己的權利，並開始對政府的橫徵暴斂採取抗爭，各地農民紛紛採取行動，阻撓政府的徵地措施。僅僅二零零六中國大陸各地就有三百萬農民參與了各種示威和抗議活動。

二零零四年四川爆發數萬農民為了捍衛家園事件，挾持了四川省委書記張學忠事件，震驚中共領導高層。在中國大陸高壓統治之下的老百姓居然敢脅迫省委書記，這可是滔天大罪，但已經窮得連土地都被強行徵收活不下去的老百姓，早就把命豁出去了，

就在三月二日，海南省因徵地問題引發大規模警民衝突事件，當地農民因不滿徵地補償太少拒絕拆遷。逾七百名公安、武警聯同數百名拆遷工人及政府工作人員，抵達海南萬寧市東澳鎮神州半島內的鳳嶺村，計劃清拆民房，期間公安築成人牆，與聞訊趕至的逾千名村民對峙，雙方發生嚴重衝突，混亂中有人斷腿送醫院，多名婦女暈倒。

根據北京官方內部一項研究報告顯示，近年來農村土地糾紛抗爭已取代稅費抗爭，成為當前中國農民抗爭活動的焦點，嚴重影響中國農村社會穩定和發展。以往中國大陸農村最嚴重的是稅費抗爭，但現在土地案件的嚴重性早已超過稅費抗爭，成為目前中國農村糾紛最多、爭議最大的問題。

土地是貧苦農民維持生活的唯一憑籍，一旦被徵收，在活不下去的情形下，許多農民幾乎都以死捍衛土地。這種為保衛土地奮戰的農民運動，對中共繼續執政構成極大威脅，成為領導人揮之不去的夢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