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30日訊】《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高華）、《新發現的毛澤東》（王若水）是這些年受到關注的中共黨史著作，突破了原有的官方黨史體系、框架，83歲高齡的何方先生窮6年之力，寫出了一部厚厚的《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在很大程度上又一次刷新了這段歷史，不光是超越了延安整風時期奠定的中共黨史編撰學藩籬，而且對前面的幾本著作提出了一些有見地的批評，甫一問世就引起了北京知識界、新聞界的重視。

何方16歲來到延安、親歷過整風和搶救運動，又做過十幾年的張聞天助手（從東北局到駐蘇聯使館、外交部），與周恩來、陳雲、高崗、李富春等高級領導人有過近距離的直接接觸，他對那段早年的歷史有許多切身體會，但他的《黨史筆記》不是停留在個人記憶上，更多的還是從大量的史料出發，旁徵博引，並從中梳理出真實可信的歷史。幾天前，新銳的《新京報》以整版篇幅報導了何方跟張聞天讀書、買書的訪談錄，我也曾看過何先生的書房，頂天立地的書架上擺滿了密密麻麻的黨史資料，在另一間藏書室中還有一套保存完整的《新華月報》，從1950年代初創刊到1966年「文革」發生，當然最齊全的可能是那一架張聞天有關的資料。與高華等研究者相比，他作為過來人，在使用、分析史料時多了些分寸感，乃至現場感。

《黨史筆記》的最大貢獻首先是進一步澄清了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這段關鍵性的歷史，比如遵義會議並沒有確立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張聞天作為主要領導人完全是名副其實的，而不是像後來所說僅僅是掛名的；毛澤東發起整風運動的最初動機不是像以往所說是為了消除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影響，謀求中國黨的獨立，更不是針對王明的，而是針對張聞天的，也不存在所謂的「經驗宗派」和「教條宗派」。張聞天和毛澤東之間是「文化人」和「山大王」的不同，他們在性格、愛好和作風上都和很大的差異；康生和毛澤東個人關係和家庭關係都很密切，始終受到毛的信賴，他算不上是延安搶救運動的發起者和領導者，毛才是真正的直接領導者，等等。我印象比較深的還有《普遍整風與知識分子改造》這一篇，作者指出知識分子之所以成為普遍整風的主要對象不是偶然的，其主要原因包括：以階級鬥爭為立足之本的國際共運有一個不信任知識分子的傳統，中國黨背負著長期的專制社會留下的歷史傳統，還有知識分子本身的原因，比如知識分子總是感覺敏銳，意見較多，不容易成為「馴服工具」，因此不受領導人的歡迎。以毛澤東的《反對自由主義》為標誌，毛將黨內知識分子的自由主義看作是「主要的不良傾向」。有這樣一些原因，知識分子的挨整、搶救運動的發生就不可避免了，所造成的後果也是嚴重的，如作者所言，整風開創了輕視知識的風氣和傳統，加深了對知識分子的輕視與蔑視，使整個「三八式」一代（或者說「一二九」一代）未能起到應有的歷史作用，在歷史的鏈條上，實際上出現了代際的斷裂，這一代也即抗日救亡時期覺醒、投身民族解放浪潮的知識分子實在沒有在現代史上扮演舉足輕重的作用。1922年出生、1938年奔赴延安的作者就屬於這一代人，他的喟嘆是沉重的，也是有感而發。

總體上說，這是一本紮實、可靠，有理、有據，處處浸透著報國熱情和憂患意識的黨史著作，作者使用史料的態度是嚴謹的，尤其值得稱許的是作者對那一段親歷、親聞、親睹的歷史有了相當深入的反省，但卻沒有滑入全盤否定的思維定式，而是客觀地描述了整風運動的起源、過程，每個階段的變化，把一切不良、嚴峻的後果更多地歸於當時的客觀情勢、制度化的痼疾，而不是把眼光侷限在個人的陰暗心理、狂妄野心上，這樣的分析與我們已往看到的著作就完全不同。畢竟道德判斷代替不了歷史判斷。對於整風運動的研究，從高華到何方，至少思路又一次拓寬了，許多原來模糊的問題也越來越清晰了。美中不足的是《黨史筆記》的議論多了些，理論性的枝蔓多了些，相比之下敘述性的細節就少了一些，作者時不時要借題發揮，表達自己多年來的理論思考，比如對「個人崇拜」、對「一元化領導體制」等都有整個章節的闡述。對一本歷史著作而言，這或許是一種傷害，歷史最好的表述方式應該是實錄，是讓事實本身說話。

何方先生之所以在生命的暮年告別做了五十多年的國際問題研究，改行學起中共黨史，他自述除了「要給張聞天撥亂反正」，「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不讚成在歷史和現實中的造神造假。許多親身經歷和有目共睹的事竟被掩蓋或弄得面目全非。」他的《黨史筆記》就是要破除神話，揭穿假話，把許多長期以來被有意遮蔽的事實揭示出來。作為「五四」前後出生的那一代人，何方和李銳、李普、何家棟、鐘沛璋及已故的顧准、韋君宜、李慎之等一樣，都是年輕時真誠地追求理想、投身革命，晚年又真誠地開始反思自己走過的道路，再度踏上追求民主、自由的道路，這也是這個時代才會出現的「兩頭真」的奇特現象。將《黨史筆記》放在這樣背景下，或許更能凸現出其意義和價值。

[何方《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上、下，香港利文出版社，2005年5月]@(//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