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0日訊】 [按：出門半月，前夜回到杭州，昨天中午下樓，驀然發現小區裡的柳枝上滿是新葉，自然界的春天又一次不可抗拒的回來了。我期待人間的春天也終於來到。]
長期以來，中國都處於「公開信時代」。遠的不說，1895年，泱泱大中華在甲午海戰中被蕞爾小國鄰邦日本輕易擊敗，舉國震驚遠非半個多世紀前敗於遠隔萬里的英國可比，讀書人、士大夫上書風起雲湧，一浪又一浪，康有為、梁啟超師徒在北京發起大規模的「公車上書」，最後上書未成，康有為執筆的萬言書在上海印刷出版，風靡一時，奠定了他在維新運動中的言論代表地位。進入民國，從胡適、蔡元培等16個著名知識分子1922年發表的《我們的政治主張》到1940年代知識分子一次次的聯署聲明、宣言，就是那個時代的公開信。1980年代末，這一公開信傳統復活，包括施雅風、許良英、劉遼等先生代表的科學界，包括吳祖光等先生代表的文藝界都曾發表表達政見和良心的公開信，這一形式在89和平抵抗運動中達到高潮，大量的公開信令人應接不暇，包括錢鍾書、巴金等人都參與過此類簽名。1989年以來將近19年的時光中，中國社會自主表達內心意見的行為幾乎只能以公開信的方式，或單獨一人，或多人聯名，產生較大影響的如1995 年許良英先生發起的寬容呼籲，如2004年蔣彥永醫生給「兩會」要求重評89的公開信，如「冰點」整頓風波中的那些公開信，如天安門難屬群體年復一年給「兩會」的公開信，如最近半年以來流傳在互聯網上的幾封公開信……這些公開信昭示著，在一個沒有言論新聞自由、選舉自由、缺乏法治保障和監督程序的國度，生活其間的人們說出真實心聲的艱難，也顯示了經過三十年經濟改革開放的民族，依然只是一個前現代社會，所有寫進憲法的堂皇說辭依然只是遙遙無期的一張張期票。公開信的大量存在，證明了一個民族的生命和活力，一個古老民族並沒有死去，死火山之下仍有異樣的聲音，公開信的存在同時證明一個真正的現代文明社會仍然離我們很遠，我們還生活在一個非常態的社會裡，我們的權利受到剝奪，我們的身體、精神和生活受到傷害時，缺少保護我們的有效的合法渠道，而需要通過程序安排以外的公開信來發出我們的呼聲，表達我們的訴求。這是一個巨大的悲劇。
公開信說得簡單點，就是單向的，一方面發出聲音，另一方面多數時候都是置之不理，當作沒有聽見，強勢總是不習慣於傾聽弱勢的和平聲音，往往只有等到雷霆萬鈞、勢如破竹時才會醒悟。從康梁變法以來，甚至從更早的洋務運動以來，我們這個古老民族追求現代化，追求一個現代中國之夢已做了上百年，乃至150年，仍是步履蹣跚地在現代的門檻之外猶豫、躑躅。從「公開信時代」進入「對話時代」，這是當代中國面臨的一個重大命題，已經不容忽視，不容耽擱。現在，我們常在媒體上看到「博弈」這個說法，今日之國中，如果有所謂的「博弈」，也不過是暗中的「博弈」，而不是公開、直接、有程序、渠道可循，有公平空間可依的博弈。真正的博弈就是可以對話的博弈。
在我看來，「博弈」一詞和討價還價、相對公開、公平的規則緊密聯繫在一起，你下一步，我下一步，有對峙，也有妥協，有得寸進寸，也有讓步後退，如果一方獨大，處於絕對強勢的利益群體和完全弱勢的利益群體之間不大可能有公平的博弈，有之，也只是強勢單方面的恩賜。尤其是在強勢利益群體幾乎徹底主導了規則制定權，沒有制定也沒有跡象表明願意制定出與其他利益群體進行公平博弈的規則時，我們不能不謹慎地談論「博弈」。在引入有序的、有規則可依的對話機制，「博弈」充其量只能是無序的「博弈」。特別是「博弈」的政治化，那更是要等到有了這樣的對話機制或者出現了這種契機時，才有存在的可能性，否則，連真正的博弈都沒有，又哪裡談得上博弈的政治化？
「對話」一詞，20年前曾寫進了中共13大的政治報告，一度是個熱門新詞，在中國人的政治生活中，這個詞畢竟缺席已久。但在近代以來的中國歷史上，以「對話」方式解決重大問題，尤其在歷史的關鍵時刻，確曾給我們這個古老民族帶來過幾次新的機會。從1911年冬天到1912年春天，以袁世凱代表的北方實力派代表和孫中山代表的南方革命派之間，曾經有過一場以「南北和談」為名的對話，最後雙方聯手達成了把滿清朝廷送進歷史博物館的決議。1919年前後，在一片紛亂的軍閥擾攘聲中，南北各派政治力量的代表，也曾在上海的會議室裡坐下來，試圖以對話方式解決中國的南北分裂、軍閥割據問題，儘管沒有成功。1945年秋天，抗日戰爭的勝利給本民族再次帶來一次空前的契機，毛澤東從延安飛到重慶，毛、蔣會談，就是一次政治對話，為隨後的政治協商會議上的對話鋪平了道路。 1946年初拉開帷幕的重慶政協會議，可以說是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政治協商，坐下來對話的代表不僅僅來自對峙的雙方，還有第三方，而且第三方之間的觀點、取向也是多元的，民盟代表與青年黨代表就有不同，無黨派社會賢達之間也各有自己的立場，38個代表在山城的對話、博弈曾經牽動著全國千千萬萬人的心。要說博弈政治化，我想，那一次就是成功的政治博弈，以和平、理性的方式，通過對話解決彼此之間的矛盾、分歧，各自都代表各自的利益、價值，桌子上針鋒相對、唇槍舌劍、各不相讓，但是誰也沒有想一口把對方吃下去，最後不能不達成妥協、平衡。對話的魅力、妥協的魅力、博弈的魅力，在1946年春天到來之前，盡展無遺。有著不同政治背景，口才便捷、學養深厚的羅隆基、王若飛、王世傑等人，在那一刻成為中國的政治明星，他們的才情，他們的風度，他們的言論都進入了歷史。
對話一次被暴力打斷、被暴力取代是20世紀中國的傷痛，背後有複雜而深刻的歷史文化背景和現實原因，不可否認的是，在這個動盪的世紀裡，中國人曾選擇對話方式來解決政治爭端，解決利益紛爭，而且不止一次。21年前，「對話」這個說法在官方文獻出現時，完整的表述是「社會協商對話」。將近19年前，我們這一代人懷抱的全部夢想，就是希望以「對話」方式，以公民身份公開表達自己的意見。「對話」的觀念，當時已深入許多關心民族命運的大學生、知識分子心中。最終沒能進入實質性的對話，掌握絕對權力的一方當然負有絕大部分乃至全部的責任。但這樣說並不意味著處於弱勢的民間一方就沒有任何可圈可議、可以反思的地方，在對話的大門沒有完全關死之後，在非實質性的對話機會還存在的情況下，弱勢一方在對話現場的表現，今天看來就有許多值得反省、需要檢討之處。當時，民間某些代表的激憤、誇張情緒，顯示出來的幼稚、天真和不成熟，在某種意義上恰好預示著我們這個民族離通往一個「對話的時代」還有相當距離，中國注定還要經受更多的磨難。一晃19年，「對話」這個詞早已退出我們的政治生活、社會生活，中國仍處在一個「公開信時代」，無論需要多少時間，我相信，「公開信時代」終將被「對話時代」取代。@(//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