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8日訊】我去年9月30日曾發表一篇《從圖書館的管理看官方的愚民本質》,引起圖書館學界的探討與批評。後來我進一步發表一篇長文《民國圖書館:以四川為例》(省載於《創意城市》一刊,全文刊載於敝博),申說我的基本觀點:從圖書的採購上,黨派意識主宰著圖書館,思想上沒有圖書採購自由,而且在經費又有濫用之可能(因此可能有許多回扣之腐敗情形發生);而從圖書的借閱上,則不方便民眾之借閱,至今沒有實現完全之免費。即令免費,服務態度也大成問題。即令服務相對較好,但借書之分三六九等,亦是公然地對民眾閱讀的歧視。其三在圖書分類上,把馬恩列斯毛單列出來,冠於分類之首,是不尊重科學的意識形態至上的做法,是政治對圖書分類學的強姦。單就這三點來說,官方花納稅人的錢所建之圖書館,非為開啟民智之效,而是利用圖書館進行更多有效的信息控制,從而讓民眾的判斷與選擇更符合他們愚民的效果。而在這一點上,至今沒有良好之改善。
最近閒翻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12月出版的《北京大學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思想論文集》(科學研究大躍進專刊),看到三篇批判著名圖書館學專家劉國鈞、杜定友先生的文章,一為《批判劉國鈞先生的〈中國圖書分類法〉》(圖書館學系二年級《中國圖書分類法》批判小組),二為《關於我的資產階級圖書館學觀點的自我批判》(劉國鈞),三為《批判杜定友先生在圖書館學方面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圖書館學系三年級批判小組)。這些批判及自我批判,今天看來當然是荒唐的了,不過我們依舊可以從中看出這些被指責的好東西,在今天恢復了多少?中國圖書館在許多方面的自由程度,依舊遠不及四九年以前。單就圖書採購上的思想自由、非黨派非官方之自由,至今沒有什麼大的改觀,從而反過來證明,我去年所寫《從圖書館管理看官方愚民本質》所說不誣。因此將他們批評中涉及到圖書館管理之自主自由的部分抄撮出來,讓大家看看這其中蘊含著什麼玄機。
《批判劉國鈞先生的〈中國圖書分類法〉》一文列出圖書分類原則為,一、政治性、思想性原則(「我們的圖書分類是以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理論為基礎,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為指導,要掌握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站穩工人階級立場,運用科學的方法蒐集、整理圖書,定出類目」;二、堅強的戰鬥性(「各類圖書,就是階級鬥爭與生產鬥爭的武器與總結,所以我們的圖書分類法應有界限,要敵友分清,要向敵鬥爭」);三、科學分類原則(「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科學分類,就是違反真理」);四、實際應用原則。「我們認為:首先,馬克思列寧主義要冠於圖書分類法之首,其次在分類的每一大類或小類之中均將馬克思列寧主義分出來列於首位」,「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列在第一位,它像一個燈塔普照著整個分類法,成為分類法的靈魂和首腦」。這樣的觀點,不知在今天的分類法上有何改變?
劉國鈞《關於我的資產階級圖書館學觀點的自我批判》分為三部分:一為「關於圖書館的性質和作用——『超階級』的思想」,在此節之下,劉先生當然批評他的超階級的自由思想,如他自己所說,「圖書館的目的在於使人和書發生關係,要使社會無不讀書的人,館內無不被人讀的書」,就在他的自我批判之中。進而他在自我批判中,承認圖書館的階級性,批評他此前提倡的圖書館是為了一切人。二為「關於圖書館學——作為方法論的圖書館學思想」,主要提到的是技術應為政治服務。中國當今沒有像樣子的圖書館學思想,恐怕這樣的餘毒依舊在暗中存在吧。三為「關於圖書館藏書內容——片紙隻字都於人有益的思想」,這當然就是剔除於專制制度有礙的自由思想,同時也反應在圖書採購上於不同思想的著作,不能自由採購。四為「關於圖書館目錄」。五為「關於圖書分類法——以庸俗進化論為依據的分類思想」,因為沒把馬列主義作為燈塔列為分類的首位,當然也要自我批判。
圖書館學系三年級批判小組《批判杜定友先生在圖書館學方面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因為杜定友先生主張在圖書採購上,「要脫離主義的觀念,切忌有黨派政系之偏見」,於是批判者便說:「圖書館的藏書果真無黨派、無主義嗎?事實恰恰相反。歷代王朝的藏書都是為鞏固自己統治服務的;這在國民黨反動派統治中國的黑暗時代尤為明顯。」這話拿到今天可能更為貼切。凡是專制制度必是害怕異己思想的,符合想法者便庋藏而利用之,凡不合己意,揭露其假相者則必斬殺之,既不庋藏,即令有藏,也搞閱讀歧視,不准民眾隨意閱讀。這樣的圖書館管理,依舊在今日中國大陸盛行,從這樣的圖書館管理,難道看不出官方的愚民本質嗎?
2008年8:03分於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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