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4日訊】“南街村神話”的上演，除了王宏斌這些主角之外，還有南街村民這些不可缺少的配角。從1984年“再集體化”，直到將王宏斌奉為“小毛澤東”，再到原諒村官們的腐敗，每一場景的上演，配角始終在場，並以“人民”的身份發言──可以說，在構造“神話”與共用“外援”時，南街村民與王宏斌村官集團是利益共謀者，只是各自所獲的份額多少不等而已。

　　由於王宏斌不象毛澤東那樣擁有槍桿子與國家暴力，村民們與他共襄南街模式之初，應該是自願選擇。在南街村神話構建過程中，村民們做出如此選擇的心理因素與社會背景，一直是我思考的主題。中國各地除了江浙地區由於明清兩代科甲鼎盛，耕讀傳家甚多，文化根基較厚之外，占人口80％左右的農民的思維水準與南街村民在軒輊之間。因此，思考南街村民對“共產文化”的偏好，對認識中國農民的利益訴求為何有幫助。

　　考諸南街歷史，有兩個特點，一是窮，二是一直對共產文化有偏好。一項調查中談到自1948年初解放直到80年代改革開放以前，南街都是當地的先進典型：積極推行合作化和集體化；創造過糧食、煙葉畝產超千斤的記錄。但卻從未擺脫貧窮與落後。1978年全村人均收入僅72元，部分村民尚未解決溫飽問題。

　　這兩個特點其實有邏輯關聯。“窮”決定了對集體主義（共產）的偏好。這一點並非本人始自於現在的奇想，當年在寫《人口：中國的懸劍》時，我就專門論述了中國的家族本位與窮的關係。因為窮且能力低下，人們對群體的依賴加強，這是從18世紀空想共產主義思想誕生之日開始就被反復證明的事實。

　　富人談共產理想，是因其高尚且具有人類關懷，因為“共產”於他們而言，是用自己的財富幫助別人，比如空想共產主義思想家歐文就是英國最大紡織廠的經理，他的新拉納克成為其實踐社會改造理論的實驗地。而窮人喜歡共產，是因為可以通過共產分享他人的財富，所謂“打土豪分田地”即此類──人類具有分享他人財富的偏好倒也並非始於共產主義，但共產主義理論與毛的階級鬥爭理論卻為用暴力剝奪並分享他人財富提供了一整套理論與道義依據，遠較“劫富濟貧”這類原始說辭高明得多。

　　這也就是共產主義理論發源於歐洲，卻只能在落後國家取得成功的原因，因為落後國家窮人數量龐大，擁護共產的人當然也非常多。就以毛澤東輸出革命的重鎮東南亞地區為例，20世紀60年代新加坡開國後，李光耀政府面臨的最大難題就是如何對付背後有中共支持的新加坡左翼運動。而李的辦法就是改善民眾生活，其中重要一環是推出“居者有其屋”的計畫，因為“人人皆自購屋，即不會變共黨”。這一招很成功，最後成為新加坡經驗在一些亞非國家推廣。

　　從這一意義上來說，當年南街村民選擇“再集體化”，將承包的土地重新交給集體，其實就緣於窮困與個人能力不足。他們並非不知道為此要付出的代價是向代理人王宏斌們讓渡了他們藉由財產支配權所保證的自由。但在基本生存壓力很大的情況下，自由只是奢侈品，具體的利益訴求（比如衣食住行等生存保障）才是最重要的。平均素質遠高於中國農民的俄羅斯人用民主選舉的方式為自己選擇了新獨裁者普京，也是基於這一道理，當然還因為普京承載了他們的大國復興之夢。

　　中國的改革，通過“權力市場化”造就了少數暴富者，同時也造就了數量龐大的窮人。當年通過共產之途建立的中共政權如今正在為中國造就新的共產革命之沃土。不同的是，目前窮人要“共產”的倫理依據較當年毛革命時更充分，首先是因為政府至今把持著本應屬於他們的土地等資源堅決不放；其次是因為貪官污吏們的財產幾乎全部來自於掠奪民財與公共財；更重要的是經過50餘年革命意識形態教育，中國底層對階級鬥爭理論較之他們的祖輩不知要熟悉多少倍。

　　只是對於中國共產黨而言，當年共別人的產與如今讓別人來共自己的產卻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件事。

──轉自《華夏電子報》235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