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1日訊】【Gabriel Weimann博士是以色列海法大學(Haifa University)和位於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美國大學國際研究學院(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The American University)的傳媒學教授。此文源於他即將出版的專著《利用大眾傳媒從事恐怖主義活動之心理》(The Psychology of Mass-Mediated Terrorism)。此項研究由美國和平研究所(U.S. Institute of Peace)資助，他在該研究所擔任研究員。】
在民主社會裡，人們提及”恐怖主義”時難免涉及”傳媒”，因為就其本質而言，恐怖主義是一種向公眾傳播威脅的心理武器。因此，恐怖主義與媒體之間有一種相互依存的關係。
－－保羅-威爾金森(Paul Wilkinson)1
恐怖心理
從初期起，恐怖就包含大眾心理因素。”恐怖”(terror)一詞來自拉丁語”terrere”，其意思是”令人恐懼或害怕”。 在1793年法國大革命期間，恐怖統治 (Reign of Terror)導致17000人被殺頭，行刑全都在大庭廣眾面前，並伴之以聳人聽聞的宣傳，目的是在膽敢提出反對意見的民眾中間散佈恐懼。
我們可以從製作及上演一部戲劇的有關要求來理解現代恐怖主義，即需要一絲不苟地準備腳本，選擇角色、佈景和道具，排練以及對舞台進行實時控制。像具有強烈吸引力的舞台劇作或芭蕾舞表演一樣，恐怖活動的媒體導向特別需要注意細節，這樣才能產生效果。對恐怖分子而言，殺人畢竟不是目的，而是用來實現”殺雞給猴看”效應的手段。 2
在科學技術創造的機遇倍增的同時，恐怖分子也在努力加強其使用傳播媒介的技巧。正如在1972年慕尼黑奧運會期間精心製造了襲擊以色列運動員事件的恐怖分子之一作證說：
我們認識到，體育運動是西方世界的現代宗教。我們知道，如果有另一個頻道在播放體育比賽的話，英國人和美國人一定會把電視頻道從任何描述巴勒斯坦人困境的節目切換過來。所以我們決定利用他們的奧運會－－其宗教中最神聖的儀式－－來引起世界對我們的注意。我們向你們的體育和電視神靈奉獻活人祭品，而這些神靈的確對我們的祈禱作出了回應。3
現代”恐怖劇場”最具有震撼力、最殘暴和編導最完美的表演是2001年9月11日對美國發動的襲擊。那年11月，本-拉登(Osama bin Laden)在談到這次襲擊時稱自殺性恐怖分子為 “伊斯蘭先鋒”，並讚揚”這些年輕人在紐約和華盛頓以實際行動發出的聲音使世界所有其他地方進行的演講黯然失色。這些聲音能為阿拉伯人和非阿拉伯人理解，甚至能為中國人理解。”4但是，對本-拉登而言，最重要的受眾不是美國公眾，而是穆斯林國家的民眾。大眾傳媒和政治領袖給予他的關注使他從一個無名之輩竄升為世界知名的人物。
布麗吉特-納科斯(Brigitte Nacos)在她2003年發表的專著中指出，本-拉登透露說，他首先視恐怖主義為傳遞信息的工具－－用他的話來說就是”話語”－－他總結說，美國人尤其聽到了9.11事件發出的迅息並作出了適當的心理反應。 他說：”美國從南到北、從東到西到處驚恐不安。為此，我們感謝真主。 “5
納科斯說，恐怖分子通過對美國的沉重打擊，利用大眾傳媒對全球議程獲得了控制權，將有關的討論從對數千名被害人士的哀痛轉變成在全球申訴他們自己的不滿。恐怖兇手也許實現了他們最重要的媒體目標：宣傳他們自己、他們的事業、他們的不滿以及他們的要求。
他們在那次事件中選擇的目標是美國的財富、力量和傳統的象徵。根據”基地”組織在訓練營地使用的手冊，吸引輿論關注在當時大概是－－現在仍然是－－壓倒一切的考慮。因此，聖戰鬥士得到的指示是選擇紐約的自由女神像、倫敦的大本鍾和巴黎的埃菲爾鐵塔等”情感標誌”作為打擊目標，因為毀滅這些目標會”引起極度的關注”。6
通訊技術的進步使9.11成為有史以來收視率最高的恐怖主義襲擊事件。
恐怖主義媒體節目的製作
現代恐怖主義最有影響的理論家之一是巴西人卡洛斯-馬裡蓋拉(Carlos Marighela)。他的《袖珍版城市游擊隊手冊》(“Minimanual of the Urban Guerrilla”)成了全球恐怖主義分子的必讀資料。他寫道：
綁架那些因藝術、體育或其他活動而知名的、未曾表達過任何政治觀點的人士可能是一種對革命者有利的宣傳形式。……現代大眾傳媒，只需報導革命者在幹些什麼，就已經是重要的宣傳工具。神經戰，或者叫心理戰，是直接或間接借助於大眾傳媒的一種鬥爭技巧。……襲擊銀行、打伏擊、棄置和搶劫武器、營救囚犯、槍決、綁架、破壞、恐怖主義、神經戰等都屬於此類手段。劫持飛機、襲擊和截獲輪船和火車等，也都可以是專門為了達到宣傳效果而採取的行動。7
以宣傳為目的的恐怖主義的出現使一些學者重新思考設計他們的研究工作：”對作為一種象徵性行動的恐怖主義的分析可以像對其他傳播媒體的分析一樣，把它分為四個基本方面來進行：傳播者(恐怖分子)、目標受眾(宣傳對像)、信息內容(爆炸、伏擊)及反饋 (目標受眾的反應)。”8
拉爾夫-道林(Ralph Dowling)建議運用”語匯類別”(“rhetoric genre”)，他指出：”恐怖分子使用重複的語匯形式，使媒體不得不加以報導，恐怖主義非如此便無法實現其目標。 “9
一些恐怖活動已變成鮑耶-貝爾(J. Bowyer Bell)所定義的”恐怖主義景觀”， 10可以最有效地將其作為”媒體事件”來分析。例如，真主黨對以色列目標的襲擊總是被錄製下來，因此一些分析人士認為，每一個恐怖小組由至少四名成員組成：襲擊者、攝影師、錄音師和製作人。
顯然，恐怖分子在策劃行動時，媒體是一項重要的考慮。他們根據媒體傾向來選擇襲擊目標、地點和時間，努力滿足新聞價值、新聞時間表和截稿期的要求。他們編輯和彙集視頻材料，如電影、襲擊活動和人質被迫”招供” 的錄像片段、採訪記錄以及執行暴力活動者的效忠宣言，同時也播放符合專業要求的新聞報導和發佈視頻新聞。
現代恐怖分子把充作時事新聞的宣傳直接或間接地供給媒體。他們還監督有關的報導，嚴格審視新聞記者及其所在的媒體機構。恐怖分子對記者施加的壓力表現為很多形式，從公開和友好的接待到直接威脅、恫嚇，甚至以謀殺要挾。
最後還要指出一點，恐怖組織經營自己的媒體，包括電視頻道(真主黨的”馬那爾”和”基地”組織的”哈里發之聲”)、通訊社、報紙雜誌、廣播電台及錄音帶和錄像帶，最近又開始建立互聯網網站，可謂無所不及。
新戰線：互聯網上的恐怖
後現代恐怖分子正在利用全球化和現代科技成果策劃、協調和實施其毀滅性的活動。
這些恐怖分子在地域上不再限於某一領土，在政治上或金融上不再依賴於某一國家，他們現在靠著包括互聯網在內的先進通訊能力來推進其殺害無辜的議程。1998年，美國國務院指定的外國恐怖組織(Foreign Terrorist Organizations)中只有不到一半設有網站；到 1999年年底，幾乎所有這些恐怖組織都建立了網站。今天，所有正在活動的恐怖組織都建立了至少一個網站－－我們從1998年到2007年進行的監測表明，宣揚恐怖主義的網站、網上論壇和聊天室達5000多個。11
恐怖主義和互聯網在兩個方面互為關聯。第一，互聯網已成為恐怖團體和個人在發動心理戰的同時傳播仇恨和暴力信息、相互之間和與其支持者及同情者交流的論壇。第二，恐怖分子個人和組織曾試圖襲擊電腦網絡，即已為人們熟知的網絡恐怖主義或網絡戰。但是，從目前看來，恐怖分子對互聯網的使用和受益多於對互聯網的襲擊。
以電腦為媒介的通訊對恐怖分子有如天賜：這種通訊方式分散，不受任何控制或限制，不受審查，任何人都可以免費使用。現代恐怖主義的各級組織普遍採用鬆散的網絡結構，互聯網是它們進行外部和內部聯絡的理想途徑，至關重要。
但是，恐怖分子所利用的互聯網服務中，網站只是其中之一；他們還利用許多其他網上通訊途徑，包括電子郵件、聊天室、網上俱樂部、網絡論壇、網上留言板等。
這些網站有很多被用來開展打擊敵對國家及其軍隊的心理戰。它們登載各種恐怖鏡頭，包括：人質和被擒人員被處決(往往以原始的砍頭方式)、軍事人員被狙擊手暗殺、直升飛機被迫擊炮擊落、或軍車被路邊炸彈或自殺爆炸手炸毀等。這些通過文字或圖像傳遞的信息試圖嚇阻敵人，令其喪失士氣，或製造負罪感、疑慮及內心的異見，同時向各國政府及民眾傳遞威脅的信息。這就是：”我們殺誰都不在乎，你們誰也無法受到保護。”他們利用人們對恐懼的反應張揚其力量。
恐怖主義的宣傳手段
恐怖主義網站的一個共同點是為使用暴力進行辯護。在對這種手段進行分析方面，艾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關於”道德脫節”(“moral disengagement”的理論很有指導意義。 12 雖然這個理論不是專門針對恐怖分子提出的，但像刑事犯罪分子一樣，恐怖分子企圖通過下列手段抹去自己與使用暴力的罪惡行為之聯繫：
轉嫁責任－－扭曲個人的行動與其行動的後果之間的聯繫，把暴力行動和無辜百姓之死歸咎於受害者或宣稱是環境造成。
分散責任－－將職責分割成小塊，使每一個個人的行動顯得相對無害，但加在一起則是有害的。集體決策也可被用來分散個人對某項行動承擔的責任。
把打擊目標非人化－－如果不把無辜者視為像自己一樣的人，則對他們使用暴力便比較容易；如果注重的是打擊行為的非個人化的特性和其打擊目標的象徵性意義，把受害者稱為或視為不如人的蟊蟲、豬狗等等，那麼其打擊的殘忍性就可以化小。例如，本-拉登把美國人貶為從事”連最掠奪成性的動物都恥於去做的”活動的”賤民”。
運用委婉語－－包括將傷害行為描述成正派行為，通過非人格化的描述減輕責任。例如，”基地”組織總是用與己無關的語言稱9.11事件是對美國的力量和消費文化的象徵物的打擊，而閉口不提有大約3000名男女和兒童被殺害的事實。
有利比較－－將應受嚴厲譴責的行為與其他更加有害的行為進行比較，從而掩蓋這些行為。把在和平時期發動的9.11襲擊期間包括兒童在內的無辜百姓的死亡與美國為結束二次世界大戰而對日本進行的原子彈轟炸相比較。那次轟炸造成幾十萬人死亡，但是當時美國即使取得了勝利也根本不是侵略者。
顛倒事件發生的先後順序和嫁禍於人－－無視事實或者歪曲對同胞發動暴力行動的後果，辯稱恐怖分子的襲擊只不過是針對敵人先前的挑釁而採取的報復行動或防衛措施，借此化解恐怖分子個人的負罪感。受害者受到責怪，其他人則被被說成是恐怖事件製造者，如當被綁架的人質因他們的政府沒有滿足恐怖分子提出的要求而被砍頭的情況。
對恐怖分子網站使用的話語進行分析便可發現，使用最普遍的道德開脫方法是”轉嫁責任”。暴力一律被說成是對付敵人的壓迫必要手段，把因此而發生的所有謀殺和殘害都歸咎於他人。例如，促使聖戰者從事恐怖活動的最根本的原因被轉移至真主安拉，以圖在讚美”殉教”時給謀殺和殘害活動塗脂抹粉。
恐怖分子網站使用的另一個論點是，給任何反對現有權力機構的團伙的所有成員冠以 “自由鬥士”的稱號，從而將之合法化，而將反對他們的任何人稱為”真正的恐怖分子”。
最後一點需要指出的是，崇尚暴力的恐怖主義組織的一些網站充斥著非暴力的說辭─ ─如聲稱”熱愛和平”和表示支持外交解決方案。這種將圖像和論辯共同使用的手法是要影響所有受眾。
未來的挑戰
利用媒體宣傳恐怖主義的現象對民主社會和倡導自由的價值體系提出了一項艱巨的挑戰。這一威脅不限於操縱媒體和發動心理戰；它還包括對新聞自由和反恐人士的言論自由加以限制。
民主社會該如何應對呢？由於恐怖分子傳播的大多數言論都受到美國憲法或西方社會類似法律的保護，因此這是一個極端敏感和微妙的問題。
技術帶來了觀念的轉變：通過使個人能夠免費獲得信息和利用大眾傳媒，新技術增強了個人相對於國家或社會的能量。互聯網作為一種大眾媒體之最大益處在於其開放、自由、不受監管的特性。不正當地利用互聯網是否是民主不可避免的代價之一呢？我們應當尋求一種既維護民主自由又能最大限度地減少恐怖分子濫用互聯網的折衷辦法，以便防患於未然。
註釋
(1) P. Wilkinson, Terrorism Versus Democracy (London: Frank Cass, 2001).
(2) A. Schmid and J. de Graaf, Violence as Communication (Beverly Hills, CA: Sage, 1982).
(3) C. Dobson and R. Paine. The Carlos Complex: A Pattern of Violence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77).
(4) The quotes are taken from the translations of a videotape, presumably made in mid-November 2001 in Afghanistan. Available at//www.washingtonpost.com/wp-srv/nation/specials.
(5) B. Nacos, “The Terrorist Calculus Behind 9-11: A Model for Future Terrorism?” Studies in Conflict and Terrorism, vol. 26 (2003): pp. 1-16.
(6) Hamza Hendawi, “Terror Manual Advises on Targets.” Available at //story.news.yahoo.com/news?tmpl=story&u+/ap/20…/afghan_spreading_terror_
(7)C. Marighela, “Minimanual of the Urban Guerrilla,” in J. Mallin (ed.), Terror and the Urban Guerrilla (Coral Gables, FL: 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 1971).
(8)P. Karber, “Urban Terrorism: Baseline Data and a Conceptual Framework,”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52 (1971): pp. 527-533.
(9)R.E. Dowling, “Terrorism and the Media: A Rhetorical Genr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56, no. 1 (1986): pp. 12-24.
(10)J.B. Bell, “Terrorist Script and Live-Action Spectaculars,”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May-June 1978): pp. 47-50.
(11)Gabriel Weimann, WWW.Terror.Net: How Modern Terrorism Uses the Internet (special report)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2004); Gabriel Weimann, Terror on the Internet: The New Arena, The New Challenges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2006); Gabriel Weimann, “Virtual Disputes: The Use of the Internet for Terrorist Debates,” Studies in Conflict and Terrorism, vol. 29, no. 7 (2006): pp. 623-639.
(12) A. Bandura, “Moral Disengagement in the Perpetration of Inhumaniti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special issue on evil and violence), vol. 3 (1999): pp. 193-209; A. Bandura, “Selective Moral Disengagement in the Exercise of Moral Agency,” 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 vol. 31, no. 2 (2002): pp. 101-119; and A. Bandura, “The Role of Selective Moral Disengagement in Terrorism and Counterterrorism,” in F. M. Moghaddam and A. J. Marsella (eds), Understanding Terrorism: Psychological Roots, Consequences and Interventions (Washington, D.C.: American
－－原載：《美國參考》，2007-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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