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0日訊】* 「背到哪年算哪年，死在哪裏算哪裏」

最讓人感到淒慘的，莫過於那個腰也站不直，面色如久病之人的，我只知其姓郭的大背籮。

2月16日那天，一見到這位目光渾濁，衣著骯髒的老年大背籮，我的心，立時就有了被刺蟄了一下的疼痛感。

為了讓這位老人得到一點收入，為了我的採訪能夠到位，也為了我的良心稍稍得到一點安慰，我讓他給我背剛買好的蔬菜。蔬菜女攤主馬上表示不贊成：「一般沒人找他背東西的，他連走路也艱難，最好換一個人……」

我連忙說：「今天的東西不算重，就讓他背吧！」

邊裝菜，邊走路，邊採訪。

問清楚他是朱昌「大發雞」人之後，我問他姓什麼。他很輕聲地答了聲「郭」。又問他的名字，不知是他聽不清，還是有什麼隱衷，抑或是這個社會讓他深深地覺得他的名字完全不足為他人道，他的名字是毫無意義的，反正，我沒有問到他的名字。

當我問起這位看上去已經60好幾的郭姓老人的老伴、子女等親人情況時，我感到，我的問話觸到了他的某根敏感而又深受創傷的神經。他的父親早在他只有7歲時，就去世了。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因為自己太老實，年輕時，沒有哪個「婆娘」肯嫁給他，因此，他也就沒有什麼子女可言。還是因為自己的窮極潦倒，好多年前，所有沾親帶故的人都不認他，不理他了，包括他唯一的親姐姐。十七八年前，他老家破爛不堪的房屋也跨塌了。他自己也說不清，究竟是從哪一年開始，別無生路的他背起大大沉沉的背籮，離開那個不留戀他，他也不留戀的山村，來到畢節城裡，開始了他流浪加苦力的、萬般艱辛的悲慘生涯。

多年來，白天，他就在城裡東漂西蕩「背活路」；晚上，他就像只無家可歸的貓狗一樣，尋到一個略能躲避風雨，或是能夠取點暖的店舖火旁，枕著他的大背籮歇息。收入之少得不能再少，當然讓他視每晚1元的「背籮店」為奢侈。吃的，他也每天只敢吃兩頓，每頓頂多吃三元錢的飯菜。這，還是背到活路，手上有錢時。否則，他就只能吃三五個饅頭充飢，甚至餓著肚子找活幹。今年的大年三十，白天，他不僅一如既往地沒有在吃喝上多花一元錢，晚上，他也一如既往地蜷縮在房簷下、火塘邊。

問他有沒有得到過到村裡、鄉里的什麼五保補助，民政的困難救助，低保等，均回答兩個字：沒有。

對他如此不堪的處境，我還是感到了不小的驚訝：我身邊這個背了一背籮蔬菜歲的老人，他不僅是個典型的孤寡老人，還是一個無家可歸、無依無靠的流浪老人啊！

東西背到後，我先給他兩元錢，然後告訴他，再到蔬菜攤主那裏索取他們該給他的背籮費。彷彿我讓他做的是虧心事似的，他囁嚅到：不，不了，你拿了，就准數了。

他更多的話，與其說是說給我聽，不如說是在自言自語，是在囈語更恰切：

「光麻塌」——方言，一無所有——一樣都沒得，背到哪年算哪年，活得一天算一天；一樣人都不得，沒得哪個肯理我； 走到哪裏算哪裏，死在哪裏算哪裏！

採訪完畢，他茫然地往市場外面走去。

回來吧，那邊更沒有你的活路！我只是在心裏如此呼喚他，而不是用嘴。因為，我的心裏還有一個聲音在說：對他來說，什麼地方都是路，也什麼地方都不是路；什麼地方都是他要尋覓的方向，也什麼地方，都沒有他尋覓的方向。

自採訪那天到2月25日，剛好十天，我沒有再在桂花市場上見到過郭姓大背籮。我無從得知，他是到其他地方尋覓生機，還是怎麼了。

還好，26日上午，我又在市場上看到了郭姓大背籮，他正在給人背東西。這時，我買的都是一些攤主負責送貨的東西，為了有一個理由給他點錢，我讓他給我送那點貨。也許是今天他的生意比較好吧，他的表情看起來比那天好多了。我再次試探著問他的姓名，他乾脆地告訴了我：郭傳能。

我打電話到朱昌鎮民政股問，郭傳能是否真的無家可歸了，他得到低保等困難補助沒有。那邊查清楚後告訴我，郭傳能的確無兒無女，無家可歸，但今年第一季度，他得到了175元的低保金。我說，他說他沒有得啊。那邊說，可能是他的姐姐代領去了。還補充說，他們找不到他。又說，因為郭傳能只有59歲，所以，村裡新年發給60歲以上老年人的困難物資，也沒有發給他。

也是自採訪那天到今天，每次行走在桂花市場，我都要想起郭姓大背籮，想起他的自言自語，想起他那寫滿了晦暗，寫滿了悲觀，寫滿了哀愁，寫滿了絕望的眼光和面部表情。每當這樣的時候，我就會在心裏發問：郭姓大背籮和趙開雲等的處境一樣危險，只要坐下，只要解下背上的大背籮，或者說，有一天，他們耗光了身上最後的一點能量，再也承受不了大背籮加給他們的重負了，這就意味著加倍的寒冷，加倍的飢餓，甚至是加速的死亡。對於郭姓大背籮和趙開雲等來說，最為寒徹透骨的，不是數十年以來最低的氣溫，而是數十年視他們如螻蟻的社會，是身邊天天視他們如草芥的幾十萬城裡人。

他們雖然還活著，他們的心，無疑早都殭死了。

如果有一天，在某個屋簷下，在某個火爐邊，或者在某個路坎下、水溝邊看到一具冰冷、僵硬的，枕著或背著一個破爛大背籮的老人屍體，有人會知道他是誰，他的一生是怎樣走過來的，他是如何走到這裡的嗎？對於他生的艱難，死的悲慘，有人會感到一絲絲的不安和愧疚嗎？

* 「大黃蜂」的掠奪與劉天全的貧窮

還有一個特別的老年大背籮，雖然我有兩年多沒有見到他了，但是，我對他仍然十分瞭解。寫老年大背籮，不能不寫他。

他叫劉天全，畢節市何官屯魚洞村人。

要寫劉天全，就得從兩年多前，甚至三十年前寫起。

1978年9月，高中畢業的我來到當時的畢節縣何官屯公社正在修建中的利民水庫當知青。利民水庫就建在現在的魚洞村旁，我被安排到一戶當地人家住下。住在這裡的兩個多月之中，我一直不知道房東家姓甚名誰。印象最深的，就是房東女主人成天都背著個嬰孩，忙進忙出。那時，房東女主人只有20多歲，皮膚在農村人中好得出奇，白裡透紅，鮮嫩水靈，古代文人描繪的「吹彈得破」，一定就是她這樣的好皮膚。

當兵回來直到2005年被下到大牢之前，每隔個三年兩年，我就要去趟利民水庫，一是郊遊放鬆放鬆，二是看看我知青時住過的老房屋，看看那雖然當年連名姓也不知道，但卻終身也無法忘記的房東一家。雖然幾乎每一次去打攪他們，我多少都要給他們一點錢，但仍然幾乎是每去一回，我的內心都要沉重、難過一回，尤其是接近我入獄前的那幾年。先是，他們告訴我，他們的一個子女到外面打了一年工，最後連一分工錢也沒有得到。接下來，是看到他們的一個兒子癱瘓在床，無錢醫治，一家人唉聲歎氣，一籌莫展。為生活所逼，應該是上個世紀中晚期，接近知命之年的劉天全只好背上大背籮，到城裡賣勞力來了。雖是壯年之人，但劉天全身體有病，幹不了太重的活，他只好流連於桂花市場，為人背蔬菜。外面的世界一會兒「現代化」了，一會兒「小康」了，劉天全一家的日子並沒有水漲船高，也現代化、也小康起來，恰好相反，他們那當年我住過的青瓦小木屋，越來越破舊，越來越腐朽了。女房東的面部，更是早都晦暗多皺，讓人找不到當年一絲絲吹彈得破的痕跡。總之，每況愈下，一年不如一年。即使如此，更大的災難，還在偷偷向他們一家襲來。

2005年9月9日我被下到大牢十多天前的一天，在一個窄小巷口前的石階上，我意外看到房東女主人坐在那裏。我問她坐在那幹什麼，她說，他丈夫正在給人背東西，她等他呢。說著閒話，背完東西的劉天全過來了。兩口子一跤流眼色，表情立即淒愴起來，說，他們正想找我這個記者為他們，為他們那被人殺害了的小兒子 「做主」呢。原來，他們家的小兒子因為戀愛糾紛，被人沉入水庫，活不見人，死不見屍。去找當地派出所，派出所或要他們拿證據，或推推搪搪，就是遲遲破不了案。別無他法，他們想到了我，想找我給他們死馬當作活馬醫。

頭一年春季，我和幾個好友去他們家時，那小兒子正用綜葉子蒙了頭，追趕他們家分家的一窩蜜蜂。玩好吃好，騎上摩托都快駛出那個小小的村莊了，對面小路上飛奔著一個人，手裡拿著一個裝了什麼的塑料袋，望了我們邊追邊喊。我想，肯定是沒有送成我們洋芋的女房東叫兒子送什麼土特產給我呢。停下摩托等那小伙子跑過來一看，我的眼淚，如果不是怕難為情使勁克制著，就要被感動下來了。面部被蜜蜂蟄得紅一塊、腫一塊的那個小伙子累得上氣不接下氣給我們送來的，是我們剛才在別人那裏買來，然後在他們家加工吃剩下的斤把香椿。那點香椿，即使拿到城裡，不過也就管個三幾元錢吧。

如今，在這個世界上，卻再也找不到他了？

聽了這一噩耗，我大吃一驚，也悲從心來：一個才二十多歲，活力四射，而又那麼淳樸善良的小伙子，就以這樣的悲慘、駭人聽聞的方式永遠地離開了人世間？

明明知道自己幫不了什麼實質性的忙，但我怎能拒絕他們呢。我說，我會抽時間到派出所以採訪的方式催促一下，促使他們儘快破案。再有，你們給我一份文字資料，我琢磨琢磨，看看還有其他更好的，為你們的兒子伸冤的方法沒有。

回到家後，義憤而又無奈的我想啊想：不是說勤勞致富嗎？房東他們一家，哪一個不勤勞？但是，他們為什麼日子卻越過越差，越過越苦？我想起了御用文人楊朔的《荔枝蜜》，想起了數年前我寫下的《三讀荔枝蜜》，於是，我翻箱倒櫃找出當年的草稿，加上個主標題《剝下「大黃蜂」的畫皮》並將主題深化：明明是「大黃蜂」掠奪辛勤蜜蜂的財富，御用文人們卻化腐朽為「神奇」，硬是說那是蜜蜂們心甘情願的「奉獻」。老房東一家，千千萬萬個老房東家之所以如此貧窮，如此艱辛，就是被肉食者及其僱傭的無恥文人用卑劣的手段配合美麗的謊言等等明偷暗搶去了他們的勞動果實。

文章寫好後，我往將之連同另一篇紀念911的文章《911發生的第二天》發往海外網站。不知是是網特搗鬼，還是其他什麼原因，文章沒有發出來。可能正是因為我又要發表反動文章，9月9日，我落入了特務之手。

在獄中，我多次想起了老房東一家，想起了他們托我的事情。我知道，開始，他們會盼望我，到後來，則會對我的爽言感到失望。

去年12月份到桂花市場當採買後，我曾經對幾個大背籮打聽劉天全的情況。我對看到過他的人說，讓他到某處來找我。過完年後，我繼續打聽他的情況。有背籮告訴我，過段時間，他還會來桂花市場背背籮的。這裡的背籮們大都知道劉天全的情況，他們說，劉一直都在桂花市場背背籮，也知道他的兒子被人殘害的事。總之，沒有什麼讓我能夠感到欣慰的消息。

我的採訪和寫作是從2月15日開始的，但直到25日了，我還未找到劉天全。其實，每次打聽他的消息我的內心都充滿了矛盾。我想見劉天全，想知道他，知道他們一家的情況；我怕見劉天全，怕知道他，怕知道他們一家的情況……

26日上午，我還是在桂花市場見到了劉天全。

唯一讓我感到稍稍安慰的好消息是，他用自己背了整整13年的積蓄並借貸了一些錢，把我當年知青時住過的破舊不堪的小木屋翻新成了幾小間磚混房。

更多的消息，則是令人揪心的。

直到今天，我才知道，這位當過六年鐵道兵的漢子，他早在幼兒時代，父母就丟下他這個獨兒子，去了另一個世界。也是直到今天，我才知道，他是他妻子的第二任丈夫——他妻子的第一任丈夫在我知青住到他們家頭一年的1977年，因為在山上勞作時遭遇雷電襲擊而丟下年輕的妻子，丟下兩個年幼的孩子，永遠地故去了。當兵回到地方後，無依無靠也無錢的他在他人的撮合下，來到他的妻子家，當了倒插門女婿。妻子與前夫的兩個孩子，都是他撫養大的。而他與妻子生養的唯一的孩子劉勇，就是那個被人沉入水庫的不幸者。劉勇死時，年僅24週歲。這一惡性兇殺案件，至今仍然沒有破案。妻子與前夫的大兒子雖然能夠起床了，但卻永遠離不開枴杖，落下了成了終身殘疾，今生今世，都得靠他人養活了。

淳樸而又善良的劉天全早在過年前，就知道我在打聽他的消息了。不知是剛剛知道坐完牢並丟掉工作的我如今已幫不了他什麼忙，還是對公檢法，對政府完全失去了信心，他不但沒有像當年那樣再提讓我幫他的兒子伸冤的事，反而說，年前他和妻子知道我打聽他們的消息後，都很高興。「我們家今年殺了一口豬，自家餵的豬，吃糧食的，肉味純正鮮嫩，比市場上的這些肉好吃多了。我們專門為你留了一個豬腿，你抽個時間，一定到我們家去一趟吧。」劉天全連比帶劃，必慾我到他們家一享美味的真切心情，溢於言表。

* 但願，這是2008年的最後一場雪

文章寫得差不多了，但我胸部那塊沉沉的鉛塊，讓我難以長長地呼出一口氣來。

背的酒肉、菜餚成山了，沒有一頓宴席他們能夠享用得起；踏平了城市的大街小巷，沒有哪一條道路，能夠將他們引向幸福彼岸；看夠了城市的輝煌燈火，沒有哪一盞燈泡，能夠驅走他們心中的黑暗。

把老年大背籮們當作在一條街上謀生的「同事」來尊敬，擦肩而過時，與他們笑笑，打個招呼：老馮，生意還好吧！身邊有饅頭店時，買上幾個饅頭或包子：來，老趙，陪我吃兩個饅頭。請他們背東西時，別人給一元，我給兩元。他們太貧窮，貧窮的人太多，如今收入沒了保障的我只能如此安慰我的良知。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盡歡顏？

杜甫一千多年前的浩歎，何以仍然沒有穿透籠罩著這一片大好河山的黑霧？杜甫一千多年前的問號，何以仍然沒有問醒我那另外一部份「同胞」比這個冬天還冰冷億萬倍的心胸？

停下筆，我久久地沉默著。我這人，對於我身邊的「怪事」，就愛陷入深深的思考當中。

為什麼，同樣生而為人，僅僅因為他們是農民，他們就只能「起得比雞早，睡得比狗晚；吃的比豬差，幹得比牛累」？為什麼，同樣生而為人，僅僅因為他們是「公僕」，他們就理當「早上坐著車子轉，下午圍著盤子轉，晚上摟著婊子轉」？

這樣的機會公平嗎？這樣的社會公正嗎？這樣的制度合理嗎、合法嗎？

不是說「新舊社會兩重天」嗎？看來說得不錯，真是新舊社會都有兩重天。

其實，掙扎在桂花市場懾懾寒風中的老年人，不僅僅只是那幾十個大背籮。採訪中，我還在桂花市場拍下了幾乎是天天兌了幾把小菜，裹了頭巾，戰抖著等人問價銷售的老年婦女，殘疾男老人。其中印象最深的，是2月25日這天早上拍下的年高80、鬚髮皆白，家也住大蘭的邱計高老人。邱計高老人的下頜上飄逸著兩寸來長的白色美髯，誰一和他搭話，他立刻笑容可掬，他真是個和藹可親的老人。他經常挑了自己耕作的蔬菜到這裡來賣。

面對邱計高這樣的老人，僅僅是肅然起敬，顯然還遠遠不夠。

據說，畢節城區各農貿市場的大背籮們有一個不成文的，大家自覺遵守的「行規」，即桂花市場的背籮，你一般情況下就不要跑到其他市場上去搶人家的飯碗，其他市場的背籮，你一般情況下也不要跑到桂花市場來奪生意，否則，你就是一個不仁不義，不受歡迎的「侵略者」。

「行業競爭」之激烈，生存之不易，由此可見一斑。與生存，與家中親人渴盼的目光相比較，路人的側目，老闆的苛刻，城管的呵斥，都無足輕重了。

是的，畢節城區，又何止桂花市場這幾十個老年大背籮，其他市場呢？其他縣呢？其他省呢？

古人云：野有遺賢，君王當愧；路有餓殍，君王當悲。

燕朋貴，趙開雲，郭老人，胡思營，陳志奇，馮光賢，王才富，劉天全、邱計高……等等，等等。我想，我如果是自稱「吃苦在前，享受在後」政府「公僕」，走在桂花市場，我會為我的治下有命運如此悲慘的老人而自責不已；我如果是想當「救星」，想當「領袖」，想代表這先進那先進的執政黨成員之一，面對媒體，面對民眾，我會為我們的「政績」裡面包括這些無錢六十、七十，乃至八十還要「逞英雄」的苦難人群而感到羞愧難當。

我不是政府公僕，我也不是執政黨成員之一，但是，我還是多多少少感到了自責和羞愧。因為，我畢竟是一個公民；因為，劉天全等等老年大背籮，他們是我的同鄉，是我同文同種的同胞。

還因為，我是一個城市人。

是劉天全他們先天的智慧不如我，還是因為他們後天的勤奮不如我？顯然都不是。僅僅因為生養我的國土有城市和鄉村戶口，又僅僅因為我四十八年前中大獎般地投生成了個城市人，所以，我幹的活，也就理所當然地比劉天全他們輕鬆；住的房屋，也就理所當然地比劉天全他們寬敞；穿的衣服，也就理所當然地比劉天全他們光鮮；吃的食物，也就理所當然地比劉天全他們精美。

我賴以生產、生活，包括享受的資源和財富，有好多，是靠制度，靠「政策」，靠強權從劉天全他們那裏掠奪來的。從這層意義上來說，只要不合理，只要不合法的政策、制度還存在一天，我，以及每一個城市人，也都是一隻隻靠掠奪他人勞動果實過活的「大黃蜂」。

只不過，我不將我的掠奪說成「奉獻」之類。並且，我對我比劉天全他們優越的生活條件不僅不能心安理得，還會在茶餘飯後進行反思。

採訪的最後一天——2008年2月28日，天空意外地又飄起了朵朵雪花。這種輕盈如絮的雪花，我們這裡叫「泡（pao）雪」，誰都知道，是雪凌氣候將轉變成晴天的徵候。

天不知寒人要暖，但願，這是2008年的最後一場雪。

2008年2月15—28日(//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