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5日訊】兩千多年前，梁惠王對前來造訪的孟子介紹自己的執政措施：河內地區若有饑荒，把那裡的部分百姓遷移到河東，同時把河東的一些糧食運到河內。假如河東遭受饑荒也是如此應對。可見，春秋戰國時期各國的治理者也深刻地認識到，搶險救災是一個政府重要的職能之一。人類因為不能獨自生存，必須由無數個「魯濱遜」聚合在一起，構成家庭、村落、城邦乃至國家。應對自然危機是國家能夠存在的重要理由。
　　
梁惠王統治的魏國僅僅是山西、河南黃河兩岸的土地，其抗風險能力有限，如果河內、河東都發生饑荒他將如何應對？中國自古就是個災害頻發的大陸型國家，多數人遭受災荒後不可能像當年愛爾蘭大饑荒時居民紛紛揚帆渡過大西洋去新大陸討生活。這塊土地上的人們遭災，只能靠這塊土地上的人們互相救濟方能渡過難關。幾千年來，各個古老的民族融合成人口世界第一的中華民族，中國長期是一個統一的大國。筆者認為自然災害頻發的中華大地，小國寡民很難生存下去，需要一個大國政府來組織民眾應對各種危機是重要的客觀原因。
　　
同時必須看到，和今天相比古代中國是一家一戶自給自足經濟為主的農耕國家，居民生活的標準很低——免於饑饉而已，因為經濟形式和生活方式的落後，同樣程度的災害，其對社會生活和全局的影響程度遠不如今日。不要和孟子生活的時代相比，我們就假設一下，在30年前，中國改革開放前夜的1978年之初，華中華南腹地遭遇到現在這麼大的冰雪，也會給災區人們的生活和整個國家帶來大的影響，但恐怕不如今天這樣巨大。因為那時候，滯留在廣州車站、困在京珠高速路上的旅客，絕大多數作為人民公社的社員呆在湖南、湖北、河南、江西一個個村落裡；那時候飛機只是極少數人出行的工具，機場的關閉無關於普通人的生活；那時候人們主要靠書信往來通報信息，不用如此依賴電話、手機；除了城市之外，多數農村還靠油燈照明。
　　
三十年來，中國民眾生活方式和社會組織、經濟形式的變化，用翻天覆地來形容毫不為過。當年的放牛仔紛紛進城開上了汽車，用上了網絡。當年地裡耕種的農民在人生的暮年也趕上了高科技改變生活的大潮，他們守在家裡用電話和遠處的兒女聯繫，通過電視瞭解山外的一切。社會因科技的進步和經濟的發展變得更文明，也看起來更強大。這種進步和強大的結果是人和人之間、地區和地區之間的依賴程度更高，人們對工具的依賴程度更高。整個社會的運行系統越來越複雜和精細化，任何一個環節出現問題帶來的後果都是災難性的。比如停電會使一個城市癱瘓。人類社會的阿喀琉斯足踵更容易暴露在外，因此在重大災難面前，一個人或一群人應對災難的能力更加脆弱。如果不是在今日世界上最發達的城市紐約而在冷兵器時代，恐怖分子要謀殺幾千名平民不會那樣簡單，他們必須組織軍隊騎馬揮刀去攻佔城池，幾千名平民也不會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殞命。
　　
因為社會的發展人們彼此依賴程度的加大，民眾對政府的管理能力應對公共危機的能力要求更高。同樣也要求人與人之間更有相互救助的道義責任。整個國家越來越成了一個彼此不能分割的整體，一個家庭中父母呆在災區某個山村裡，兒女分佈在外地不同城市已成為中國今天的社會常態。雪災牽動著全國人民的心，雪災需要全人民萬眾一心共渡難關，已經不是一句簡單的宣傳口號，而是活生生的現實。無論是陽光明媚四季如夏的海南，還是人們貓在有取暖設備房間的東北，都不能完全免於此場災難的波及。這在三十年前是不可想像的。
　　
中華民族的五千年文明史就是五千年抗擊災難的歷史，在戰勝災難的過程中這個民族越來越強大。這場雪災和歷史上一次次災難一樣，在帶給我們教訓的同時，我們這個民族一定會通過抗災收穫些什麼。尤其是在這個廣土眾民的國家由傳統農業社會急劇向工商業社會轉型的重要時期，災難將促使政府和民眾更加成熟。
　　
雪落在中華的腹地上，也落在無數炎黃子孫的心頭上。一個民族風雪同行，等春天來到的時候，我企盼融化的不僅僅是大地上的冰雪，而是人與人之間的冷漠。告別村莊告別熟人社會，陌生的人們聚集在城市裡，人們之間需要一種比農業社會更可靠的信賴關係和更博大深厚的溫情。

──轉自《十年砍柴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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