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4日訊】”西風獨自涼（以下簡稱西風）”的《讀史雜感：李登輝、毛澤東、江青和蔣介石》，給我總體的感覺是不著邊際。限於篇幅，只能對其中部份問題提出看法。

西風對《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不滿意，認為”從頭到尾貫穿著作者強烈的個人情緒，完全一邊倒的描述手法”。他說：”如果毛澤東真的是像張戎筆下那樣除了陰謀詭計，毫無人格魅力和政治、軍事才能，怎麼可能會讓集中了中國一半以上精華的共產黨人心悅誠服？難道作者真的以為光靠幾個沒有知識和文化的泥腿子就能打敗取得抗戰勝利、如日中天、背靠美國大樹的蔣介石？”西風反對”以成敗論英雄”，而這段兒搞笑的是恰恰就是以毛澤東的成功來說明毛澤東偉大。

首先說，在寫毛澤東時該不該有強烈個人情緒？”一邊倒描述手法”對不對？

現在中外史學研究發現越來越多證據表明，中日戰爭的禍水由斯大林和毛澤東引進，中日戰禍影響了中國百年經濟發展。國共內戰把無數青年推向前線當炮灰，推翻一個比中共政權好無數倍的國民政府，在壘壘的白骨堆上建起了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獨裁政權。毛澤東是造成8000萬人非正常死亡的罪魁禍首，直到今天中國民主化遙遙無期。對這樣一個人為什麼就不能帶強烈情緒寫呢？日本侵略中國後製造了一系列血案，我們該怎麼寫日本的對華侵略？問題的關鍵是作者有沒有編造歷史事件，如果沒有證據證明作者編造了歷史事件，作者就沒有錯。反之，像編造”飛奪瀘定橋”那樣的故事，才真正是讓史學家丟人的事。

歷史學家在編寫歷史時是要進行必要的選擇，不能有聞必錄，同時史學家帶有一些情緒也是正常的，史學家不是機器，他不能對什麼都無所謂。史學最重要的是有事非之心，善惡之心，張戎那樣寫毛澤東，正是她有強烈事非之心的體現。她沒有責任去給毛澤東三七開、四六開，也沒有必要非得找出毛澤東作了多少好事來（其實也真的沒有作過好事）證明自己公允。《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的目的就是要提醒人們”看吧，看吧，他有多壞，有多壞！”因為現在有很多人認為毛澤東還不錯。

毛澤東在中國取得勝利，實在是中國人該著有此一劫。張治中說是”天意”，周恩來說是”民意”，以我個人的看法：天意民意都不是，是魔鬼之意，是宇宙中最邪惡的力量要置中華民族於死地。毛澤東就是那種”除了陰謀詭計，毫無人格魅力和政治、軍事才能”的人。他集中的也不是什麼中國的精華，而是一群地痞、流氓、無賴、打、砸、搶分子、”認作惡為天經地義的人（梁啟超語）”，中國建政後曾加封”十大元帥”，這些只會使用人海戰術、不怕多死人的”元帥”們，只有劉伯承”上過大學”，能說他們是中國的精華嗎？有人說，利用間諜的情報，再集中十倍於敵的兵力打”殲滅戰”，會這樣指揮的將軍中國能找出幾千萬。張學良、郭汝瑰等給中國製造了百年災難，用中國老百姓的說法，他們”萬世不轉（投生）人”！

我相信張戎說的蔣有意放走中共的事，一是因為那時中共還不能構成對蔣統治的威脅，蔣也不是無能的軍事家，連在大渡河堵截都不知道。二是蔣經國確實在蘇俄為人質，這方面已有眾多史料證明了，蔣愛子之心也是人之常情。

抗戰後的蔣介石是不是”如日中天”，是不是”背靠美國大樹”呢？其實抗戰後”如日中天”的不是蔣介石，而是中共。以個人威信而論也許蔣介石是很高，但要論人力財力，蔣已經在抗日中耗盡了。相反利用抗戰坐大的中共又有蘇俄扶植在軍事上才”如日中天”。

說蔣”背靠美國大樹”也與史實不符。由於中共的宣傳和美國人自私的人之本性，美國政府不願支持蔣介石平定中國的內亂。美國和蘇俄不一樣，美國是民主政權，民意直接影響美國對外的政策取向，實際上成了中共的幫兇，不但在關鍵時刻一次次地救了中共，還在中國最危難的時候支持馮玉祥取代蔣介石，在蔣即將倒台時推蔣一把。蘇俄是共產獨裁政權，他的行動不受民意限制，可以傾全國之力支持中共的叛亂，所以當時是三打一。西風受中共宣傳影響太深，對這些歷史不明就理，也就造成了錯誤論斷。

提到江青這個人，我覺得張戎說的沒有錯。她是基於幾千年的中國傳統文化的道德標準來評判江青的。當時到處都有關於”共產共妻”的傳說，正是這種思想，吸□了當時的許多年輕人到延安去共產共妻。中國人接受西方的民主文明特別困難，可是接受性開放卻很快，直到現在很多人津津樂道，恨不能鼓勵每個女子都能”打破傳統的束縛”。既然男人可以十個八個的搞，女人為什麼不可以？”大膽追求個人幸福”和”精神自由”成了相當多的男人誘姦女人時說服對方的說辭。和男人鬧平等不是譴責和制止男人胡作非為，而是學著像最壞的男人一樣亂來。到同毛澤東”結婚”為止，江青致少同七個男人同居過。有人說”當時就這樣。”那是說中共，中國人還是很傳統和保守，江青沒去延安前早就是中共黨員了。而宋美鈴就從來不亂搞。毛澤東和江青也算般配，這叫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武大郎養夜貓子—-什麼人玩什麼鳥。

江青上延安的動機，現在不好斷定，但最起碼不是像西風說的那樣好。唐納有點事，她天啊地啊地要死要活，毛澤東天天亂搞，她都不敢像賀子珍那樣和毛打一架，是不是那時她”水果刀”和”剪刀”都沒有了？

從實際看，當時確實有許多不得意的年輕的人去延安尋找出路。這方面史籍有許多記載，隨便翻翻就可以找到。可以想見，打著革命的旗號奪權，不用知識和智慧就可以當官，稍有知識就是寶中之寶，多有吸引力呀？如果百分之七、八十的人都是到延安為自己利益投機革命，我們有什麼理由就認定江青到延安是出於一個良好的動機呢？現在確實有一些人打著公允、客觀的名義說江青投奔延安的動機是出於對民主、自由以及光明追求，而她的老情人唐納說：”瞧吧，她就要離開上海了，一旦決定下來，她就會想辦法在延安釣一條魚”。唐納的話和後來的結果難道是巧合？

“左傾、同情甚至參加革命就是嚮往光明、追求自由—–這是當時世界範圍內，包括一度加入共產黨的薩特、加繆等世界文豪在內的先進知識份子的必然選擇”。這只是西風的看法，實際情況可能根本就不是這樣。遠的不說，胡適、梁啟超、蔡元培等是不是”先進知識份子”？他們為什麼不把參加共產革命當作”必然選擇”？以薩特、加繆為代表的存在主義是哲學的非理性主義思潮，無神論者，認為人沒有必要遵守一定的道德標準或宗教信仰，規避社會責任，這樣的社會價值不會給人類發展帶來任何好處，就算你得了諾貝爾獎，又該怎麼樣？

現在好像有一種風氣，動不動就說別人沒有嚴格歷史學術訓練，這致少有兩個好處，第一，一句否定你一本書；第二，證明我有”嚴格歷史學術訓練”。中國的春秋筆法基本上沒有錯。《三國演義》寫伍孚刺殺董卓被捉住，董卓問他：”誰叫汝反？”伍孚瞪目大喝曰：”汝非吾君，吾非汝臣，何反之有？汝罪惡盈天，人人願得而誅之！吾恨不車裂汝以謝天下！”這就是春秋筆法，第一，尊卑有別，名分不亂；第二，言簡意賅，微言大義；第三，用詞有著強烈感情色彩，直表作者價值取向。春秋筆法是中國古代著史立說人的優良傳統，信史、直史，該肯定的就肯定，該否定的就否定。只看到春秋筆法中”諱”和”隱”的內容，是片面的。孔子的《春秋》開了個好頭，不是不好的頭。備受人們推崇的《史記》，其間也貫穿著春秋筆法。

張戎寫毛澤東寫得極好，品味很高，也合春秋筆法，對毛澤東這樣的人就要徹底揭露才行。中共對毛神化了50多年，一邊倒的宣傳一天都沒停止過，這個撥亂反正的過程也是很難的，張戎為此作了十多年的努力，豈可因一些人一兩句話就否定了。當代人寫毛澤東可能感情色彩要重一些，這主要是因為他們都是直接受害者。出於歷史責任和道義良知他們也應該對殘暴的獨裁者發出譴責的聲音，這種聲音現在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但儘管如此，無論是誰都不可能把毛澤東的壞事寫盡，對他的壞事只能寫少了，不可能寫多了，這是常識。

歷史的大視野產生於對歷史的宏觀掌握，同樣，評史也同樣要具有淵博的歷史知識，最起碼多參考一些資料，不然就只能人云亦云，拾人牙慧。

老實說我不願對西風的觀點發表什麼看法，去年我們在方舟子問題上有過分歧，我已經寫好了辯論的文章最後還是決定不發表了。原因是他不用實名發表文章，甚至也不用看上去嚴肅正規點的筆名，對其個人資料我又一無所知。當然，不是說不可以用看上去稀奇古怪的名字發表文章，怎麼署名也是個人的一種權力，但不管怎麼說，不屬實名比屬實名在議論問題時要隨便得多。現在我對他的問題發表看法是因為我覺得他在一些問題上的看法反映出當今的一種思潮：打著公允的幌子阻礙對罪惡揭露和清算。這表明有著話語權的強勢一方現在已經退到了第二道防線。因此我把我的想法說出來，就教於方家吧。

（轉載自：《自由聖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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