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3日訊】去年黨開十七大，空降了許多省市委書記。今年要開十一屆人大，又空降了不少省市長。前者屬於黨務，黨的性質和體制，是列寧、斯大林和共產國際規定的，因此，省市委書記由中央任命，總書記的人選由共產國際提名，全黨上下，本黨內外，大家見怪不怪。比如毛澤東應該當中共領袖，就是季米特洛夫叫張浩帶回來傳達和執行的指示。這種布爾什維克的革命傳統，起碼一百年了，我生也晚，無福親歷，不懂不敢裝懂，無從妄議。後者就不同了，關係到國家的本質，共和體制之真假，非一黨所得而私，心所畏危，不敢不辨。

首都是個範例。幾年前，北京人大選了位孟市長，不巧遇到了上面隱瞞薩斯，民情鼎沸，為了保全上級，孟市長當了替罪羊，被撤職以謝國人。為了應急，中央果斷決策，從海南省調出人大常委會的王主任，空降首都，成為王市長。王市長在京履新，有雷厲風行之稱。此刻顯然更有重任，於是又從安徽調來要員，再度空降，再補空缺。這種事情，不僅出在北京，外地也屢見不鮮，省市一級如此，區、縣、鄉、鎮各級無不如此，觸目皆是。像下棋那樣，像演木偶戲那樣，把經選舉隆重產生的地方長官調來調去，顯然反映了中國共產黨「統籌安排」的總體佈局的需要，體現了高度複雜的領導意圖和執政藝術，高揚著「黨管幹部」的原則。這種藝術，對黨的領導來說，很可能只是信手拈來的家常便飯，對五年才有一次機會的人民和國家來說，豈不是選舉被當作兒戲，豈不是對「以民為本」的嘲弄，豈不是對共和制度的藐視？

以王市長而論。他本來是海南省的人大常委會主任，是海南省人大選舉產生的，肩負著海南人民的希望。當選才一年，就被解除了為海南服務的義務，海南人民也隨之被剝奪了要求他繼續工作的權利。如果他確實是黨的好幹部，為什麼海南省不得錄用，非得向首都貢獻出來不可？如果此人比原來的孟市長好不到哪裡去，為什麼又分配給了首都人民？北京市人大憑什麼非把空降下來的外省的王主任選為本市的王市長不可？憑北京人民對海南王主任的瞭解嗎？憑北京人大代表對海南人大工作的欽佩嗎？我敢說，都不是，只憑了黨中央的提名。中共中央一個調令，既否定了海南人民已有的選舉結果，又自上而下地預定了北京人民未來的選擇。當時，北京一千多萬居民中聽到過海南王主任名字的，肯定不到百分之一，北京人大代表中見過這位未來市長面孔的，絕對不會超過半數。北京市的這位新市長，與其說是北京市人民選舉的，不如老老實實承認是黨中央任命的。不管海南人民願意不願意，也不管北京人民瞭解不瞭解，都難不到中共中央的一紙調令，因為對進口省和出口省來說，對選舉人和被選舉人來說，大家都心知肚明，必須「一切服從黨安排。」在這種情況下，除了證明國家選舉早已降格為黨的表決機器以外，還能有什麼作用？如此選舉，何必選舉！

這種事，出在別的國家，是不可思議的。美國總統如果把加州州長調為紐約州長，肯定遭到兩州人民一致反對，自己這個總統也百分之百當不成了。為什麼？因為他破壞了兩州的民意，以選舉為兒戲，作踐了聯邦的法制。在中國，黨中央這樣安排慣了。全國各級人大，從老百姓到大法官，大家也統統服從慣了。自從有了新中國，這樣的事情已經重複出現了千百萬次。碰上新上任的空降幹部是位好同志，人民更感恩不盡，虧得中央派來的，是雷鋒、焦裕祿，但是，如果派來的是陳良宇、陳希同，又能咋樣？陳良宇們和陳希同們，其實個個都是「黨管幹部」的產物，都是在黨中央精心培養、反覆考察、嚴格監督之下，經過中國特色選舉的考驗，而成為政治局委員的，送給省市當禮物，誰敢不接受？誰不選他，誰就是反黨反中央！

有人為空降制度辯護，認為它發揚了中國古代「輪換」、「迴避」和「交流」的傳統，合乎當今反腐敗的要求。恐怕未必。明朝朱元璋及其子孫，花了二百七十多年工夫，懲治貪官污吏，而最後歸於徹底破產的教訓，現代社會靠民主選舉和新聞監督，而順順當當實現廉潔政府的經驗，都是人所共見的實證。用「空降」來預防腐敗，只能使腐敗向高處集中。反腐敗的力量，與其說存在於金字塔的高層，不如說集中在底層。金字塔的高層，總小於底層。要獲得高層的青睞，總比善待底層民眾，接受輿論監督，容易得太多太多。

總之，空降省市長之類的事情，實質上是王權高度集中下的任命制，根本不是民主共和制度下的選舉制。它和黨的「統一領導」、「統籌兼顧」、「黨管幹部」等等，一拍即合，很容易成龍配套。它和秦始皇締造的「郡縣制」，同質而異名，其實是一個東西的翻版。在提出了「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之後，不應該再有空降地方行政長官的餘地，除非有人存心要跟共和國開個大玩笑，在「黨的委任狀」上面加蓋一個「人民代表大會民主選舉」的橡皮圖章。

我這些話，如果在中國以外講，是常識，是廢話，是多此一舉。但是，在以「黨的統一領導」為天經地義，以「服從黨的安排」為金科玉律的國家裡，雖然是異端邪說，也只好對不起，骨鯁在喉，逼得我不吐不快。

──原載《民主中國》(//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