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28日訊】1949年中共在大陸實行獨裁以來，中國的大學就沒有了思想的獨立性了。

日前，中共對多所大學校長的任命再次昭告天下，中國大學不只是沒有思想獨立性的問題，而是已經徹底地淪為了中共獨裁的幫兇。

來自北京的消息顯示：中共已任命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柯炳生出任中國農業大學校長；國家計算機網絡與信息安全管理中心主任方濱興擔任北京郵電大學校長；教育部農林醫藥教育協調辦公室主任吳建偉出任北京中醫藥大學黨委書記；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科技司司長高思華任北京中醫藥大學校長；青海省教育廳長杜小明調任華南理工大學副書記，等等。

這些人均為政府官員，如非堅決徹底的擁護獨裁者，在中國是根本不能在體制內從政的。另外，各高校的正直且有民主思想的學者多如牛毛，捨棄學者而任用官員，這本身就是一種反民主的獨裁思維。所以，我把中共此舉判斷為中共著手加強對大學的進一步控制應是題中之意。
那麼，什麼是大學，什麼是大學校長、什麼是大學教授呢？

我先舉兩個例子：胡適先生先在中國公學當校長，後任北大校長。羅爾綱回憶學校生活的時候這樣說：「進學校後，首先使我感到痛快的，是學校不掛國民黨旗，星期一上午不上國民黨紀念周。學校辦公室前，樹有許多木牌，給學生貼壁報用。那些壁報，有左派辦的，有國民黨員辦的，有國家主義派的，有無黨無派辦的。胡適一視同仁，准許學生各抒所見。」

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先生雖是理科出身，但有人文氣質。他在清華有兩句名言，多年來一直為人傳頌：一句是：「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另一句是：「學生沒有壞的，壞學生都是教壞的」。

最難得的是中華民國的國立大學的校長雖然按照民國法律也是政府任命的，但是，所有國立大學的校長都是高度獨立的。

中華民國大學分為國立大學、私立大學和教會大學三種。只有國立大學的校長是政府任命，其餘都是校董選擇。

民國時代的大學校長，通常都是有社會聲望的人來做。一個人要有社會聲望，除了他們的專業以外，必須要有社會理想。

校長以愛護學生和教授為天職，這也是現代大學的理念之一，大學是知識份子的精神家園，教授和學生又是這個家園中的靈魂，是最不能傷害的。

在大學裡教授和學生不僅是一個簡單的教書和讀書，他們在很大程度上承擔著知識份子的使命，他們不可能不說話，不可能只是為了混一碗飯吃的職員。

大學校長應當在思想和情感方面和教授、學生溝通，不能把大學校長完全當作一個官員來做。中華民國大學裡的校長都明白這個道理，教授和學生出事的時候，他們的第一反應不是去責怪教授和學生，而是先去解脫他們，使他們不受迫害。

我們先來看看中華民國的大學校長們是怎麼愛護學生的。

學生被捕，校長力保，從蔡元培、胡適、梅貽琦、吳有訓到竺可楨、傅斯年、張壽鏞等，過去凡做過大學校長的，在保護學生方面，大體都是一樣的。這種風度成了大學校長的一種傳統，他們對學生總是保護第一，開導是在保護的前提下進行。有一次北平國民黨特務負責人要來清華逮捕學生，先送來了一個名單，大概有幾十個人。這個名單本來可以不給清華，因為管事的人是清華畢業的，對梅貽琦很尊重，事先秘密通知了一下。學校為此開了校務會，梅貽琦力主通知黑名單上的學生，馬上離開學校，使這些學生免遭逮捕。

蔣夢麟先生也是這樣。「一二．九」學潮後，北大開除了一些學生。可過了不久，這些人都收到了一大筆錢，他們也不知道是誰送的。許多人就是靠這筆錢後來出國留學的。

我們再來看看中華民國的大學校長們是怎麼愛護教授的。

許德珩、侯外廬、馬哲民都是進步教授，「七‧七」事變前，他們被捕，成為當時北平轟動一時的大事。那時北大校長是蔣夢麟，文學院院長是胡適。他們在許多問題上看法不同，不是一路人。但在教授們出事以後，蔣夢麟和胡適卻多方奔走，設法營救，國民黨政府無奈，才把三位教授釋放。這在當時是大學校長的起碼素質。

張芝聯教授在上海光華教書時，還兼任校長朱經農的英文秘書。一九四八年三月，有一封南京教育部給朱經農校長的密件，恰好落到張芝聯的手中，原文是這樣的：

上海光華大學朱經農校長密鑒□據有關機關報稱「該校秘書張芝聯秘密領導左傾學生醞釀成立自治會並借授課時間分析時局攻擊本黨且煽動學生退出本黨等情希查明具報為要」。張芝聯看完後大吃一驚，立即去找朱經農，他看完秘件後，安慰張芝聯說：「不要緊，我去南京向部裡說明，不必擔心。」要說思想傾向，張芝聯和朱經農也是不同的，這不妨礙他們之間的友誼，更不妨礙校長去保護他手下的教授。
最後，我們來看看中華民國的大學教授們是怎樣對抗黨派對大學的干預的。

張東蓀是中國著名的哲學家，早年在上海光華大學做教授。當時學校有一個慣例，每次校務會議開會時，主席都要恭讀總理遺囑。張東蓀對此很反感，有一次忍不住說：「下次再讀遺囑，我就不來了。」遂奪門而去。

西南聯大時，國民黨當局要求負有一定行政職務的教授都入黨，當時任法商學院院長的陳序經先生聽罷脫口說道：「扯淡，我就不入。」

過去的大學裡，教授對於黨派活動一般是比較反感的，這種態度源自西方的大學理念，還不僅是對某一具體黨派好壞的評價，而是從根本上反對在大學裡進行黨派活動，無論是什麼樣的黨派活動，教授們都不贊成。

王瑤先生在《念朱自清先生》一文中說：「他平日並不過問政治，1942年昆明學生發生倒孔運動後，國民黨大批拉攏大學教授入黨，在1943年5月9日的日記中，曾記載聞一多先生和他商量一同加入國民黨，因了他的拒絕，才沒有加入。」

張奚若先生是中國知名的政治學教授，抗戰期間，曾做過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他在參政會上多次對國民黨的腐敗和獨裁提出尖銳的批評。有一次擔任會議主席的蔣介石聽得不高興，打斷了張先生的話。張盛怒之下拂袖離開會場，返回昆明。下次參政會開會時，張奚若先生收到邀請信和路費後，立即給參政會秘書處回電：「無政可參，路費退回。」

1946年初，在舊政協開會前夕，張奚若先生應西南聯大學生會的邀請，做過一次演講，開講之前，他就說：「假如我有機會看到蔣先生，我一定對他說，請他下野。這是客氣話。說得不客氣點，便是請他滾蛋。」

張奚若先生真幸福！他要蔣先生下野滾蛋都沒甚鳥事，繼續幸福地做他的教授。

而我只是上書胡錦濤主席探討了一下「全民福利條件下的多黨競選」政治模式，就被南京師範大學的中國共產黨組織吊銷了教授職稱，而且還不給吊銷我教授職稱的書面材料。
這是什麼鳥世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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