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24日訊】張耀傑，1964年生於河南禹州農村，1992年獲得文學碩士學位，現供職於中國藝術研究院。著有《戲劇大師曹禺：嘔心瀝血的人間悲劇》、《影劇之王田漢：愛國唯美的浪漫人生》、《歷史背後——政學兩界的人和事》，另有《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暗箱黑幕》、《俞梅蓀與新民權運動——中南海秘書成了民間代言人》由明鏡出版社（Mirror Books）出版，並有數百萬字學術和史料文章在國內外報刊發表。

學校宿舍裡常見的一種單人床，是在寫字檯和書架上邊架一張床板，旁邊有梯子，睡覺時候爬上去。張耀傑把這樣一張床擱在一居室的家裏，就成了他的書房，或者說，應該叫「書床」。床和床下的書架都不大，滿滿地堆著書，寫字檯上放著一台筆記本電腦，和一盞檯燈，僅此而已。這裡遠離窗戶，采光不好，大白天倘若關掉檯燈和電腦，張耀傑就只能和書一起隱身在黑暗裡。狹小，簡陋，張耀傑說，自己沒有書房，「連客人坐的地方都沒有。」有的，只是一個堆書、讀書的地方，一張吱吱嘎嘎響的床。

幼讀《論語》：餓出來的學問

從河南農村走出來的張耀傑，稱自己是「餓出來的學問」。「就是小時候吃不飽飯，想了一些事情。」張耀傑說，之所以千方百計從農村出來，就是為了吃更多的飯，知道更多的事實。

張耀傑的爺爺，是在1959年冬天「非正常死亡」的。當年因為捨不下血汗錢置辦的田產，本來已經在縣城裡經營小錢攤的爺爺，回鄉下參加土改，挑起擔子走街串巷當貨郎，「萬沒想到自己選擇的是一條死路。」張耀傑回憶自己的家史時，總是提到飢餓，如同揮之不去的夢魘。孩子們戲耍時吟唱的童謠，反倒比流行的書本更形象地勾勒出鄉村生活的實景：「孩兒，孩兒，快點長，長大當個大隊長；穿皮鞋，披大氅，抓著喇叭哇哇響。」

七八歲的時候，張耀傑就讀起了《論語》，一個字一個字地摳著看，似懂非懂。書從哪裏來的呢？張耀傑的父親是建國後第一屆師範畢業生，五十年代當過小學校長，家裏的書不少，燒掉一些，還能留下一些。《論語》就是從一堆師範學校教材裡翻出來的，張耀傑和哥哥妹妹們經常哭喊打鬧著爭搶食物，讀了書，他恍惚明白這叫 「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

讀了很久，張耀傑也並不覺得《論語》有多麼好。在他看來，這書裡就是一個農村老師一樣的老人，在絮絮叨叨給他的學生們講道理，有些道理是有用的，比如教人明哲保身，教人變聰明一點，可有些道理是很沒人情味的。「什麼『不可三日無君』、『殺身成仁』，那些東西是反人性的。」張耀傑說，「什麼樣的道理會讓人去犧牲？任何好東西都是讓人活的，不是讓人死的，這是魯迅說的話。」張耀傑後來明白，大道理往往騙人，人不能為了某種宏大的東西去死，這些都是常識，在餓肚子的時候，沒有人教也會懂。

外國書養出的「歷史癖」

1971 年，張耀傑和哥哥一起去上小學。第一堂課，老師教大家學習「毛主席萬歲，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張耀傑不明白什麼叫「接班人」。放學回家，他問父親，父親隨口答道：「等我死了，你就是我的接班人。」小孩子嘴快，張耀傑接茬就說：「毛主席死了，林副主席就接毛主席的班……」話音未落，父親的一記耳光就甩在了張耀傑臉上，打得他眼冒金星。「可那一下子把我打明白了。」張耀傑說，從那以後，別人喊口號、唱頌歌，他只當旁觀者。「那些老頭老太太，牙都沒了還在使勁唱，確實很難看。」張耀傑笑著說。

不追求「進步」了，又因為身材瘦小，打架也打不過別人，張耀傑沒別的事做，就還是整日看書。學校裡學的是漢語拼音，可那些舊書裡邊都還是注音字母，張耀傑捧著本老字典，把注音字母也學會了。斷斷續續看了一些魯迅和郭沫若的集子，直到1980年，張耀傑以超過本科錄取線的分數，考進了一所中專學校——漯河師範。當時，16歲的張耀傑體重只有38公斤。

中專裡的教師都是當地高中裡抽調過來的，課堂上教的知識，張耀傑和同學們都已經學過了，頓覺無聊。張耀傑就白天窩在宿舍裡看小說，晚上睡覺，反正沒人叫就不去上課，好幾次被班主任從被窩裡拎出來。別的同學都愛看中國古典名著，張耀傑不喜歡，覺得中國的書不好。他讀的是巴爾扎克、雨果，還有《紅與黑》、《巨人傳》、《十日談》、《莎士比亞全集》……「我就是覺得外國書裡有人性的東西，和我們這個國家的文化不一樣。」

不過在漯河師範，張耀傑最大的收穫並不是讀書，而是終於可以吃飽飯了。「漯河是產糧區，我頭一回吃到了米飯和白面饅頭，很快就長高了。」張耀傑總結道，「吃飯、睡覺、看閒書，中專兩年就這樣過去了。」畢業後，張耀傑被分回老家，成了一名農村教師。那一年，父親去世。

張耀傑的一點兒工資要養活幾個弟弟妹妹，熬了幾年的結果是，弟弟妹妹們沒有一個考上大學，他也沒有丁點兒積蓄。實在沒辦法，張耀傑攢了幾個月的工資，跑到鄭州花一百多塊錢買了一台錄放機，開始自學英語。在許多英文讀本裡，張耀傑從側面觸摸到了歐美國家的歷史事件和文明常識，他的「歷史癖」從那時養成。當了7 年農村教師之後，張耀傑考上了中國藝術研究院的研究生，專業是戲劇史。

張耀傑自述：常識面前，每個人都在退步

研究了幾年戲劇，寫了《影劇之王田漢》、《戲劇大師曹禺》，我覺得現代話劇史已經沒什麼好寫的了，更多的精力轉向廣泛的人文思想史。其實我也寫過劇本，想把真實的東西表達一下。寫完去找林兆華，他看了一下說，像這樣的東西，不可能讓你演的。我馬上明白了，我不可能再成為一個戲劇家。後來認識了謝泳，覺得他走的路子很好，現在能夠出版並被大家接受的，就是寫歷史。

我就大量看史料，只寫自己看到的東西。我的方法就是，任何人物都有多面性，不管研究魯迅、胡適，還是陳獨秀、孫中山，我首先找的是這個人的反面材料和負面言論，我要問一問這麼多年以來，有什麼是刻意隱藏、沒有告訴給我的？尋找的結果我就是發現，這些人的陰暗面比一般人會更多一些。禍國殃民的往往就是被稱為「偉大」的一些人。

魯迅就是一種鬥爭意識，他心理很黑暗，自己都承認。他不相信西方的文明，比如憲政民主、工商業文明，他都不相信。他選的是尼采的道路，「唯超人出，世乃太平。」他要當超人，超人出來了，這個國家才有救。拿這個東西去攻擊別人就不好了，而且他攻擊的都是文人，從來不是掌權者。人家都是光明正大用真名字寫文章，魯迅用假名字。魯迅的鬥爭，就是國民黨斗國民黨，他站在從日本留學回來的浙江人這一派，斗胡適這樣的從英美留學回來的、學習了更好知識的一派。

現在研究魯迅的學者，錢理群、陳平原這些中文系教授，其實完全是以自己的情緒去研究別人的情緒，這是不好的。我們需要的是你用一種普世的精神，用理性的現代文明去照亮我們的文學。錢先生人很好，可這個學問就沒想明白，他竟然去給中學生講魯迅。中學生還沒有形成自己的獨立思想，應該是接受一點簡單常識就可以了，魯迅帶有很多落後、片面的黨派意識，你怎麼可以去給中學生講這個？

魯迅研究的最高水平迄今為止依然是周作人。因為周作人掌握有最為權威的第一手文獻資料，並且從來不把魯迅當作神來加以崇拜，而是把魯迅當作既有優點也有缺點的一個人來予以介紹和評論。王曉明的《魯迅傳》在當時有一些新意，只是整體上過於情緒化。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辛曉征著《國民性的締造者—魯迅》，寫得比王曉明更加嚴謹也更加平實，只是很少有人注意到這本書。我認為近年來關於魯迅的研究以邵建和韓石山最有價值，他們兩個人都能夠以普世性的新視角來重新發掘第一手的文獻資料。韓石山出版有《少不讀魯迅老不讀胡適》，邵建也有一本魯迅研究專著將要出版。相比之下，邵建的研究比韓石山更加深刻嚴謹。

對我的文史研究影響最大的是胡適和胡風。胡適的偉大處在於以最簡單通俗的話語講明白最為複雜也最具有普世性的人文哲理。胡風的可貴處在於他敢講真話，他的《關於解放以來文藝實踐狀況的報告》讓我從小就知道了一個很重要的事實：那些專門給別人講大道理的靈魂工程師們，往往是最為自私、最為虛偽也最欺軟怕硬的一些人。我現在所見到的絕大多數自稱是專家學者的人都是如此。最近這些年，網絡中的真話越來越多，教授學者和文學家圈子裡的真話越來越少。

胡適研究的最高成就是邵建的《瞧，這人—日記、書信、年譜中的胡適》，其主要價值就是在日記、書信、年譜等第一手文獻資料的基礎上，昇華出了最具有普世性和前瞻性的以人為本、和諧寬容的人文思想。謝泳、程巢父、范泓等人也有一些關於胡適的文章寫得很好。胡明的《胡適傳論》以史料見長，可讀性較差。

我手頭在寫的一本書，研究國民黨操縱宋教仁案。現在通行的歷史書，上來就寫袁世凱派人殺了宋教仁，其實不是這樣。看看孫中山當年私下裡寫的話，他自己都不相信是袁世凱殺了宋教仁。孫中山的意思是，拿現在的證據，至少可以攻擊袁世凱他們。我研究的結論就至少可以說明白，袁世凱沒有下命令殺死宋教仁，他也不可能有這種想法。他有很多手段，為什麼非要殺人呢？就是因為他後來做了皇帝，繼而倒台了，國民黨掌權，就要改寫歷史，把自己說得好一些。中國歷史一直都在改，誰掌權了誰就要改。

宋教仁案裡邊牽扯到一個人叫洪述祖，是洪深的父親。很多書裡把洪述祖寫得很亂，比如說他因為貪污，就去賄賂袁世凱，把自己的妹妹送給袁世凱，有人就編出袁世凱的妾裡邊就有個姓洪的。根本沒有這個事情，你去查第一手資料，袁世凱的妻子和妾裡邊沒有姓洪的。最不能忍受的是唐德剛的《袁氏當國》，竟然把袁世凱稱為「袁姐丈」，意思就是說他是洪述祖的姐夫。就是所謂的歷史學家，張冠李戴，以訛傳訛，《袁氏當國》裡邊有大量這樣胡說八道的東西。就因為他是一個在美國的華人，有些人就捧他，其實他的很多史料都是不可靠的。

進入史學研究後，我就不太看那些抽像的理論了，更注重就事論事。西方的書我看得越來越少，但《聖經》有時間就還要看看。一方面它可讀性強，另一方面，它更人性化一點，像「人人平等」和「權利分享」這些思想都源於基督教文化。我們自己的文化裡就主要是專制意識，讓你出人頭地，成為人上人，也就是特殊材料。

在當代的文史學者中，對我影響最大的是謝泳、袁偉時、邵建三個人。謝泳對於胡適和儲安平的研究，讓整個學術界重新記憶起了那個已經逝去的年代。謝泳寬容溫和的文風，本身就是胡適精神的一種復活和再現。袁偉時的《帝國落日—晚清大變局》以及對於孫中山的研究，印證了一個基本的事實：20世紀的中國並不是在直線前進的，「文化大革命」的個人崇拜與文化破壞，其實是對於晚清時代已經開始的民主政制的極大倒退。邵建幾乎所有的長短文章都堪稱經典，而且他所研究的大部份的人物和事件，都與我有不謀而合之處。在胡適研究和魯迅研究領域裡，我與邵建的觀點是高度一致的。

我看的書主要是從國家圖書館裡自己複印，因為沒有什麼現成的書可以全部接受，只能從每本書裡找出一點有用的材料，複印下來裝訂成冊。在常識面前，每個人都在退步，大家都在說的，說了幾十年的，往往就是錯的。

「本文刪節版刊登在《新京報》，2008-2-8。作者武雲溥。張耀傑訂正了幾句話。」

──轉自張耀傑博客(//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