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22日訊】中國人的陷阱
1998年何清漣女士（據說現在出走美國）出版了一本轟動很久的中國問題報告方面的書，後又再版，叫《現代化的陷阱》。
我非常認真的讀過，而且讚賞何女士用敏銳的眼光直刺中國近30年的改革開放之要命的後遺症，對共產黨自我欣賞得很厲害的一些時尚經濟口號全面予以拷問，比如“效率優先”（何女士認為該口號犧牲了公平正義），“國有企業改革”（何女士認為系權力尋租），“開發區”（何女士認為實為圈地運動）等等，該書的筆觸清新而實證，敏銳而考究，其很多預測均在進入21世紀之後的中國大地上出現或者愈演愈烈！比如，貧富分化，資源瓜分，生態破壞，權力市場，倫理失常，道德失範，誠信不在，黑惡勢力，地下黑金等等，無不被何女士一一點中死穴，被冠之為“現代化的陷阱”。正如她在修訂版前言裏講的：“中國社會的發展趨勢卻正好驗證了本書的預測。諸如書中談到的以權力市場化為起點的高度政治腐敗，政府迅速地黑社會化與「黑白合流」問題，農村基層政權流氓化的趨勢，貧富差距懸殊……，無一不是朝向更嚴重的方向發展。而政府為防堵民冤採取了不少令人髮指的政治暴力手段，讓有冤無處訴的社會公眾被迫採取非常激烈的方式如自焚等來抗議。”
但是，非常遺憾，坦誠無畏的何女士終未能明白“陷阱”從何而來，而是將這些陷阱統統歸咎於共產黨搞的“現代化”之中。
現代化何罪之有，非得與“陷阱”相連？為什麼現代化在中國就出現了這麼多“陷阱”？這個問題何女士其實應該是知道的，但或許她當時在國內，她不能回答。本人可以很直接地回答，這些陷阱不是現代化過程中必然的，它們之所以在近30年共產黨的改革開放之下出現，跟現代化沒有關係！這些陷阱的出現只有一個根源：那就是共產黨執政以來所施行的專制集權體制。其實，那些何女士指出來的“陷阱”並不是什麼新玩意兒，在世界上任何一個曾經專制或正在專制的國家裏都能找到。那些陷阱本來都不是必然存在的，但只要是“專制集權”的制度，那麼，無論是否現代化，這些陷講都必然存在，只不過，藉口“現代化”，這些陷阱已經公然地吞沒著人的生命和與生命相伴隨的天然權利而已。
也就是說，什麼貧富分化也好，權力尋租也罷，乃至道德誠信喪失以及公平正義之不在等等“陷阱”並不是現代化的陷阱，它是共產黨專權體制下必然帶給中國人的“中國人的陷阱”！
我要向何清漣女士致敬，她給我們指出了正在讓中國人陷入萬劫不復之地的“陷阱”的存在。她也試圖回答這些“陷阱”為什麼存在，比如她說“成為改革最大阻力的因素就是權力市場化”（98年版P362頁），就是在回答中國的現實問題。但是，我更要向我本人致敬，因為我敢於直接回答：成為改革最大阻力的因素不是權力市場化，而是共產黨自己設定和強加給中國人的專制體制——它才是幾千年來中國人最大的陷阱！
附有關何清漣女士之部分言論觀點（因出自網上不知真偽，但很值得一讀便奉送各位）：
一，專訪摘錄
鹿青霜：修訂本在研究和分析上的飛躍和您被迫辭國後可自由得到世界資訊有何關係？
何清漣：資訊完整對人的思維確實構成重要的影響，中國人現在的思維特點確實與不能自由閱讀各種資訊有關。出國到現在已經有兩年多了，讓我受益最多的是學會改換角度考慮問題。
有些例子雖然小，但足以說明問題。比如普林斯頓大學的一位教授與我談過一件他當年經歷的事情：他在中國中山大學時，保衛處規定外籍教師與學生外出購物要請假，他也常常為了買雙襪子之類的小事請假。後來保衛人員告訴他，你要去就去，不必要每次都來向我們請假，你去買襪子，我們不知道，誰也沒責任；但你告訴我們，反而讓我們為難。這類超越規則的「通融」，我們中國人幾乎天生就會，但這位教授想的卻是另一個問題：既然這規則大家不遵守，就說明它制訂得不合理；而不合理的規則為甚麼能夠存在？為甚麼大家不是去改變它，而是表面上承認它的合理性，但卻違反它？
這個小問題其實反映的就是中國人的法治觀念，中國這些年立了不少法，但卻沒有人認真遵守它，包括政府在內。比如1993年底頒佈的《中國人民銀行法》第28條明確規定，「中國人民銀行不得對政府財政透支，不得直接認購、包銷國債和其他政府債券。」 但哪一年發行國債及其它各種政府債券，從來都是央行出頭。沒有人想到這其實是違法的，即使偶而有人想到，也無人夠膽起訴央行違法。
況且中宣部每年都不斷重複對全國媒體下達命令：不得評論政府的各項經濟政策。即有人敢寫，也無報社雜誌社敢登。這類例子，舉不勝舉。總之，中國民主化的第一步應該取消新聞管制，開放言禁。一旦中國人能夠自由閱讀各種資訊，日積月累，中國人的思想意識可能會慢改觀。
其次是在比較研究的方法也有改變。對美國的新聞自由與政治自由度有了親身感受後，中國政治制度的短處就更加容易看出來。中國政府的宣傳與教育機器也不斷地在作各種比較——這裏先撇開他們拿來做比較的事實不談，因為那種選材是非常有問題的，比如2001年5月中國發佈《關於美國的人權狀況》，白紙黑字地寫著美國超市的收銀員因為沒時間上洗手間，只能系上「尿不濕」工作，是美國人權狀況惡化的典型例證。
我一個月後來了美國，反覆觀察，發現沒有哪家超市會忙成這樣。我還問了很多美國人與華人，大家都不記得報紙上曾登載過這種事情，只有一位大陸來的華人疑惑地對我說，可能在Chinatown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吧？那裏有許多偷渡者，但那恰好是中國人自己的一個王國啊——僅就方法來談就有嚴重的思維誤區，國外的政治學比較往往是為了找出自己的弱點，論證制度改進的必要性；而中國的比較政治學往往是為了找出別人的弱點，甚至是虛構弱點，論證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這種方式影響很深，一些出國留學生也常常這樣看問題。比如在談到中國的腐敗問題時，他們會說「美國也有嚴重的腐敗」，然後挑出一個例子，如安然公司來說明問題。他們不會去比較這種腐敗的根源、腐敗的程度、以及政府或企業行為是否受到監督、以及腐敗者的受懲概率以及社會聲譽受損程度。這種比較一點，不及其餘的「主題先行」式比較是種片面比較，無非是得到一種阿Q式的自我滿足而已，無助於社會進步。
鹿青霜：您的巨著在全球引起轟動。在中國榮膺首屆長江讀書獎讀者著作獎。書中大量使用的官方資料，和科學嚴謹的分析，令人折服。有人認為經濟學應該是建造數學模型，由資料推導出結論。您對此如何評價？中國的情況有特殊性嗎？在中國廣為流行的經濟學（理論經濟學）認為經濟學是不講道德的，這與您引入「人類關懷」的政治經濟學有本質區別。您認為學者最重要的素質是甚麼？
何清漣：我對自己的著作受到讀者喜愛始終感到驕傲。這個獎不是官方給的獎，完全是讀者投票選出來的，因此在我心目中有很高的地位，我將它看作是讀者對我的肯定與鼓勵。
關於這本書是甚麼性質的書，我想做點說明。國內過去始終有人爭論我是不是經濟學家的問題，並想以此否定這本書的價值。其實，這本書並非一本經濟學理論著作，它只是用經濟學、社會學的實證研究方法，分析了當代中國社會過去20多年尤其90年代以來的演變過程。
它的價值在於當中國的學術界漠視社會實證研究，經濟學界的主流在提倡經濟學是門道德中立的學科，經濟學家可以不講良心的時候，做了他們反對的事情，為經濟學引入了人類關懷，將對中國問題的研究拉回到了常識層面，將研究話題的討論從「中國應該怎樣變化」的空論與專門為中國政府作政策解釋這種曲阿附世之學，拉到了「中國實際正在發生甚麼變化」這一實際認知層面。
經濟學依靠數學模型說明問題，只是研究方法之一種，決不是全部。整個經濟學發展的歷史證明瞭這個問題，尤其是制度經濟學，更是不依賴數學模型這種方法。尤其是在中國這個號稱「統計學家的地獄」的國度裏，資料層層造假已經是人所共知，再單純依靠數學模型來分析，簡直沒有可能。90年代後制度經濟學越來越受到關注，其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諾斯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原因就是因為他探討了制度與經濟發展的關係，提出了「路徑依賴」學說。
中國一些經濟學家，如同有人批判的那樣，「左邊口袋裏裝政府給的錢，右邊口袋裏裝企業給的錢」，為了掩蓋其道德上的無恥，只好用讓一般人不明其所以的學術概念來為政府及企業一些不道德行為作解釋與辯護。但公眾也不是那麼好欺騙的，從90年代末期以來，中國經濟學界的道德聲譽逐步下滑，成為大家批評的靶子，就是經濟學界的主流不講學術良知所導致的必然結果。
學者最重要的素質是要有社會關懷，超越個人利益思考一些社會的重大問題。關於學術良知是學者從事學術研究的內生需要，這一點本來應該是基本常識，在中國成了一個必須被討論的問題，只能說明這個社會本身成了問題。我曾經與一些歐美國家的學者談過這問題，他們認為這一問題的產生就非常荒謬：怎可能有學者敢於提出這樣的問題？
鹿青霜：您5年前書中預測的「西西里化」黑金政治在中國正成為現實。修訂版的序言題為 –火山口上的「穩定」， 從「陷阱」到「火山口」的發展是您出修訂本的原因？修訂本是您對當代中國的蓋棺定論？
何清漣：可以說，這本書是對改革方向的蓋棺論定，這是中國經濟改革的路逕取向決定的。中國的經濟改革其實就是「以權力創造市場」的過程，這一過程沿著兩條線路推進：一方面將原來以「黑市」形式存在的「第二經濟」合法化；另一方面是再分配權力從某些領域撤出，讓市場力量發揮作用。
在這一進程中，國家壟斷雖有所減弱，但仍控制大部份政治經濟資源，官員仍掌握著大量再分配權力，私人經濟的發展取決於它們與官場關係的密切程度。與國家部門做生意、從制度轉軌過程中賺取部份壟斷租金，是商人們最好的經營策略，盈利更像是國家權力庇護和施捨的結果，可以說在當今的中國，官員是造就國王的人」。在官員與商人相互依存關係形成過程中，財富越來越成為權力的攫取對象，但卻還遠未成為獨立的社會力量，這種情況正是構成黑社會的肥沃土壤。
比如最近的拆遷，事實上就是房地產開發商在政府的庇護下，糾集黑社會勢力掠奪欺壓民眾。可以說，政府、政府官員在這20多年當中經歷了從有信仰到無信仰，從無信仰到耍無賴，最後走向黑社會化的一個過程。鄭恩寵事件更是一種典型的國家誣陷，連政府的體面都不要了。
生活於這種腐敗的政治制度之下，民怨如沸，用「火山口上的中國」來形容一點也不過份。最近湖南長沙縣委書記李振萼意外死亡，竟成了民眾發洩怨恨的噴火口，這點只要上網站看看那些貼子就知道了。其實到現在為止，人們並不真瞭解李振萼到底有多少貪汙腐敗劣跡，他也未必真是貪官中最惡劣的典型。
但公眾的判斷基於三點：一是「無官不貪」的中國政治常識，二是高爾夫球場不是談工作的地方，三是一個簡單的事實，報紙上竟有兩種說法。出於對…慣於說假話這點常識判斷，兼之李振萼畢竟只是一介縣委書記，沒辦法管制網路言論，於是他就成了代替整個貪官群體挨駡的靶子。
社會仇恨積累到這個樣子，中國政府如果還只是一味採取政治高壓來治理國家，只能說是為淵驅魚，為叢驅雀，不智之至。
二，何清漣:為何貧困在中國代代相傳
著名經濟學家何清漣在《中國現代化的陷阱》修訂版中論證大陸社會分佈是金字塔形，塔底是占人口近84%的下層人民，塔頂是5%可以利用權勢搶錢的高層。北京清華大學社會學專家李強教授近期發表研究論文，通過對60餘萬人的抽樣，研判大陸的社會結構是倒丁字型，即大陸人口的64.7% 處於下層，其餘的人口階層呈柱狀。大陸社會絕大多數人處於下層，那這些人是否有機會改變身份提高社會地位？何清漣表示大陸社會上升通道嚴重受阻，讓人們感到沒有希望。
上學畢業都不公 社會上升通道嚴重受阻。何清漣認為，原來有一個機會，就是社會下層的子女通過念大學、研究生可以進入社會中上層。西方社會稱大學是培養中產階級的搖籃，就是指教育為底層人民提供了一個向上流通的通道。
何清漣引述兩個調查報告將中國教育不平等問題推向公眾視野。這兩個報告一是《轉型期中國重大教育政策案例研究》（以下稱「案例研究」），另一個是北京大學「高等教育規模擴展與畢業生就業」。這兩個正好反映高等教育的入口──升學，以及出口──畢業分配。前者反映的是受教育機會不均等，後者反映的是就業機會的不均等。
何清漣指出，中共已經人為地把中國的基尼係數凝固在0.4以上不再上升，但貧富差距的日益擴大卻為人們深切感知。不過對中國貧困人口來說，最讓他們痛苦的還不是貧困本身，而在於他們的子女向社會上層流動的通道受阻。
教育差距比貧富懸殊更嚴重。何清漣介紹，撰寫該報告的課題組以北京、天津、上海3個城市的平均數作為東部水準的代表，以廣西、貴州、雲南、甘肅和青海5省區的平均數作為西部的代表，通過對居民消費支出與教育支出的比較發現：東部3市與西部5省區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水準的差距從1995年的2.8倍擴大到2002年的 3.73倍，而同期的農村人均教育支出的差距則從3．71倍擴大到了3．88倍。而從城鄉差距來看，同期東部3市城鄉居民人均消費水準的差距從1.9倍擴大到了2.34倍，而城鄉居民人均教育支出的差距則從1.87倍擴大到了2.97倍。西部5省區的類似差距拉得更大。
何清漣認為 「案例研究」報告揭示，中國教育差距的嚴重程度比經濟上的貧富差距更大、更明顯。這首先體現在受教育機會的不均等。
就業不平等，貧困代際傳遞已成現實。何清漣說，「其次，不同階層子女受高等教育後就業機會也很不平等。北京大學「高等教育規模擴展與畢業生就業」課題組在一次針對2003年全國高校畢業生就業狀況的問卷調查中發現，家庭背景越好，畢業時的工作落實率和起薪額越高。」
何清漣接著闡述，「由於家長可以直接通過關係網與掌握的權力決定子女的就業，因此父母的社會地位越高，擁有的權力越大，社會關係越多，動員和利用這些資源為其子女求學和就業服務的能力越強。平民家庭出身的青年，即使學習成績再優秀，也很難與家庭出身於權貴階層的青年站在同一起跑線上。這種機會的不平等使得出身於低階家庭的青年產生嚴重的挫折感。」
何清漣認為，這種情況說明貧困的代際傳遞在中國已經成為現實，一些好的職業事實上已經形成了一種由家庭出身與社會關係網路作為屏障、相對封閉的利益圈，如果不是由於特殊機緣，一個人僅僅依靠本身的努力無法使自己的處境在短期內獲得根本改變。
上述現象表明，中國經濟發展並未使中國擺脫身份型社會特質。20世紀80年代與90年代前中期由於新興職業多而帶來的多種職業機遇已經成為昨日黃花，一旦機會成長期過去，職業競爭日趨激烈，身份型社會的各種潛規則又捲土重來。官員與財主擁有的社會資本可以通過代際傳遞，但知識精英擁有的文化資本卻只能澤及本身，他們的子女的前途並不像前兩者那樣可以通過血緣關係變相繼承。
這種身份型社會特點捲土重來對中國未來並非福音，因為一個社會上升通道嚴重受阻的社會，是一個讓人們感到沒有希望的社會。
美國夢的魅力是社會有暢通的上升通道。何清漣說，記得她幾年前剛來美國時讀到一則新聞，標題是「他從街道這一邊搬到對面的住宅，花了祖孫三代人四十年」，內容是講述一位元新當選州長的黑人的經歷。這位黑人州長的祖父是四十年前州長官邸的僕役，他家的房子座落於州長官邸街對面。這位黑人青年通過努力，終於當選該州州長。
何清漣相信這個故事正好說明「美國夢」的魅力就是社會有暢通的上升通道。同樣可做為佐證的還有現任加利福尼亞州長的電影明星施瓦辛格，這位被美國人昵稱為「阿諾」的奧地利移民，通過自己的奮鬥實現了他在奧地利難以實現的夢想。
應將國民機會均等列入與美競爭目標。何清漣呼籲，中共既以美國為潛在的競爭對手，最好不要將競爭的目標只鎖定於軍事，為國民提供均等機會的社會制度以及人權狀態，都應該列為與美國競爭的目標。但是現在呢，隨著大學生和研究生能夠找到好的職業的可能性越來越小以後呢，向上流通的管道實際上已經變得非常窄了，所以他們要想像一般發達國家以通過大學教育步入中產階級的模式來改變，這個可能性在中國已經越來越窄。
大陸沒有以抗爭來提升地位的條件。何清漣表示還有一條提升地位的途徑就是透過抗爭。西方國家在馬克思生活那一時代，工人生活並不好。但是他們可以組織工會，可以組織各種各樣的社會團體，進行合法抗爭。這種抗爭使得社會底層可以不斷通過談判等合法手段來改善本階層處境，歐洲的高福利國家就是這種抗爭的產物──高福利國家的弊端這裏就不討論了。如今歐美各國的工會，還在採取合法抗爭的方式保護工人的利益。
何清漣坦言，抗爭的前提是必須讓社會底層成員有組織本階層成員的合法權力。所以在中國如果要想改變社會底層的不利處境，就先得讓他們獲得本來就屬於他們的政治權利，最重要的就是要將結社自由言論自由還給他們。因為有結社自由，有言論自由，他們才能組織起來，才能提出他們的利益訴求。但他們所要求的，恰好就是中國政府現在死死守住，寸步不讓的底線。
三，熊平等的文章：何清漣，不得不說的女人
何清漣女士說，資本集中到少數人手中，就標誌著資本原始積累的完成。至97年底，中國7%的豪華家庭控制著全社會30.2%的財富，20%的人擁有全社會80%的消費支配權。這還是保守的估計。有資料表明1.3%的人擁有全社會20%的存款額，而且他們的存款額度還在上升。而這，何清漣女士說，是在短短十年間完成的。她說，中國的資本原始積累，用十多年的時間走過了資本主義國家要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漫長道路，創造了一個資本原始積累的現代神話。她進一步指出，這種資本的原始積累是以權力為手段，以國有資產為掠奪物件的免費大餐，並且列舉了大量嚴密確鑿的資料，再輔之以科學嚴謹的論述，使得所有對她咬牙切齒的文章，變得軟弱無力。這就是一個羸弱女人所揭示的一切。她說，這種資本的原始積累與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不同，這種資本的原始積累以犧牲效率和公平為代價，是以權力為手段的赤裸裸的掠奪。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從頭到腳，每一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髒的東西”，但它客觀上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那麼中國的原始積累呢？
所以何清漣女士所招致的怨恨遠不只這些。她指出，中國的原始積累所導致的後果只有一個，就是：無處不在的腐敗。她列舉了德國哥根汀大學對全世界41個國家政府清廉度的排名，中國被列為第40位。當然，她沒有指出排在中國之後的印尼。而瑞典經濟學家岡納‧繆爾達爾在考查完東南亞這幾年深陷腐敗陷阱的根源之後寫出了《亞洲的戲劇》一書，在書中他說，這些國家已經深陷極權統治與政治腐敗的陷阱，不研究這些國家的政治腐敗而純粹探討經濟發展是不可能的。青年學者康曉光把他所說的極權統治和政治腐敗的怪圈叫做“繆爾達爾陷阱”，並且指出中國目前已處於陷阱的邊緣。何清漣女士則把這種邊緣陷阱叫做“現代化的陷阱”，並且對這種陷阱作了詳實而有力的論述。她一針見血地批評了當下頗為流行的“腐敗消解舊體製成本最小論”。她以她羸弱的手指出，腐敗消解舊體制不僅成本不是最小，而且還是最大，因為“國有資產流失到個人口袋的成本大約是7:3，即每流失1萬元國有資產，其中有70%的資產要作為掩蓋這種流失的‘成本’。那30%也還不一定能轉化為國內的生產資本。”她這句話實際上無情地指出了那些對合夥窩案越來越大、越來越多的人感到“震驚”、“憤怒”時的虛偽。她用祥實而又權威的資料指出，十年來中國外逃資本占中國外債增加額的52.30%，而且還有逐年遞增的趨勢。據我所知，僅近段時間，就有深圳泰明國貿彭海懷兄弟和三峽發展總公司經理金兆文攜钜款外逃案發生。而能見諸報端的，只是眾多外逃資本案中的冰山一角。
在書中她還首次闡述了人們對“分配”一詞的誤解。她說，“分配”不應當僅僅指國民收入的再分配，即“按勞分配”，還應包括生產權力和生產資料等生產要素的分配，並且指出，生產要素分配的不公平比國民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所產生的不公平問題還要大，“所有看似經濟領域的問題，實質都是由非經濟領域的問題造成”，因為僅憑“雙手勞動”，十年間積累的貧富差距不可能有如此之大，中國沒有比爾‧蓋次。她舉了一個法不責眾的例子：壟斷造成的危害遠比重複建設的危害大。並且提出，只要重複建設的成本小於壟斷的成本，一定範圍內的重複建設就應該被允許。她實際上是在呼籲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一種公平競爭的機會。如果微軟在中國，它會被起訴嗎？個人佔有生產要素導致的不公平現象，她所擁有的例子更是舉不勝舉。
她說，改革的成功不僅僅限於改革的深度和力度，還在於對以往改革反思的深度和力度。也就是要對改革進行倫理追問，引入人類關懷。她說，一項改革措施，必須考慮將有多少人受益，是哪些人受益，又有哪些人受損。象高校收費，受損的又是些什麼人。如果改革的結果是使越來越多的人深陷困境，哪怕社會的發展再迅猛，也不可能是成功的改革，因為社會的發展是“以人為中心的發展”。她還要對當前絕大部分人的財富佔有具不具有合法性和公平性進行倫理追問，雖然這種追問“不能夠改變財富的佔有狀態，但至少表達了對社會現狀的一種人文道義精神”。
由此她不得不談到了政治體制的改革。她說，改革的最大阻力是權力結構的改革，也就是袁方所說的“社會結構”的開放。袁方說，經濟領域內的革新對社會發展的促進作用越來越有限，現在是到“社會結構開放”的時候了。以前經濟結構的開放促進了社會的發展，但這種“經濟結構的開放”是在“社會結構的封閉與半封閉”的條件下完成的，因此對改革的推進力有限。何清漣女士沒有具體闡明權力改革如何革新，但青年學者劉軍甯在談到哈耶克的政治學說時，提到了一個哈耶克關於“政治無賴假說”的事，可以彌補何女士的不足。劉軍寧列舉了世界上以廉潔奉公著稱的幾個國家，如新加坡等，他們都以“假設當權者都是個無賴”來監督和執行權力，與我們所鼓吹的“廉潔自律”不同，他們的權力執行者不是“鋼鐵煉成的”，而是“無賴”，最後由這些“無賴”組成了高效廉潔的政府。他舉例我們上飛機被檢查行李來說明這種假設的存在和好處。在上飛機之前，我們都被假設成“企圖劫機的可疑分子”來執行安全檢查，最後我們都安全飛到了目的地。
我記得今年何清漣女士在對採訪她的記者說，這兩年來《現代化的陷阱》一書所帶來的一切都將過去，名譽、讚美、怨恨和妒忌。她說話的語氣的平靜使我顫慄。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女人，以她的清純和羸弱，擊退了這兩年間她所遭受的各種怨恨、打擊和報復。而她所憑藉的力量僅僅是：良心。（待續）(//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