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22日訊】到今年，我客居北京已經是整整二十六年了。最近總在想，這座城市對於自己的意義。少年時代，國家動盪，偷生於膠東一隅，對於我而言，北京是一個聽上去很神聖但是卻又極其遙遠的地方。1982年秋天，終於來到了這裡，自己感到人生開始了一個新階段。專業是外法史，不過我對這座城市尤其是它的歷史卻充滿了興趣。我養成了一個習慣：蒐集有關這座城市歷史的書籍閱讀，然後在週末的時間騎上自行車，按圖索驥地去看那些書裡記載的地方。琉璃廠，梅蘭芳故居，京師大學堂舊址，東廠胡同，明朝文人詩裡吟詠過的銀錠橋……雖然去古已遠，但是這座城市總讓你還感受到歷史的餘溫。

這裡不僅是政治中心，而且是整個國家的文化中心。過去曾有所謂「京派」與「海派」文化之爭，但是自從1950年代一些文化集中管理的舉措——例如將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這樣的出版社從上海遷到北京——之後，上海的文化地位就被大大削弱了。北京集中了最好的出版社、圖書館、展覽館、博物館、藝術團體、新聞機構等，全國最好的大學也不能不在這裡。於是，我們可以在這裡看到盧浮宮藏品展，可以成為「北京人藝之友」，可以到各出版社的讀者服務部或者琉璃廠的舊書店去淘書。

跟上海或者廣州這樣的城市比較，北京對於外來的客居者而言還有一個顯而易見的優點，那就是語言方面的沒有隔閡。在上海，你總會感到本地人的語言是一道移動的城牆，時時地把你隔在城市之外，至少提醒你的外人身份。生活在重慶時，卻感受不到這道城牆，一是四川方言本身屬於北方方言，理解沒有多少障礙，二是重慶人對於外地人很包容甚至很尊重。北京市民對於外地人當然說不上尊重，但是北京方言沒有辦法讓他們形成語言的共同體，排斥就缺乏力量。另外，不大標準的普通話正是學術界的通行方言；在學術研討會上，一個京腔十足的發言者甚至會顯得很另類。這樣的環境就讓人很自在。

不過，跟二十多年前相比，北京的變化太大了。承載著歷史記憶的許多胡同已經消失，甚至連地名都給折騰丟了。設計得經常很醜陋而且毫無節制地佈滿城市每一塊地域的鋼筋混凝土高樓傷害著人們的視野。人口膨脹，交通堵塞，綠樹越來越少，污染不斷加劇。城市原來格局上的缺陷因為規劃設計者的無知蠻幹而愈發凸顯。西直門輕軌與地鐵之間的那種銜接方式，真正是只有故意與人作對的思路才設計得出來。行路難，這裡的許多好處就逐漸遠去了。不久前，國家大劇院開張，但是，想想堵車，看看那票價，這座建築跟自己又有什麼關係呢？

司空曙詩句：

罷釣歸來不繫船，
江村月落正堪眠。
縱然一夜風吹去，
只在蘆花淺水邊。

對於這種歌頌田園生活的詩，自己雖然很喜歡，不過也深知那樣的時代知識人的境遇遠非詩歌裡吟詠得那樣美好。不久前，我讀了衛三畏（S.WellsWilliams）的《中國總論》（上海古籍2005），愈發慶幸生活在今天這樣的時代。自己這樣的人居然有那種稱為大學的機構寄身，可以在以書為伴，與優秀的年輕人一起探索知識的過程中度過自己的一生。自己不會想像歸隱山林，即便如此，為了某種身居政治文化中心的「自豪感」、「優越感」或「影響力」而在這樣的城市度日如年，所付出的代價是否過大了？

轉自《天益》(//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