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31日訊】(大紀元記者李真香港報導)08年對中國大陸是一個多事的年,作為中國大陸的一個特區,香港也難免變得「熱鬧」。在08年將結束之際,民主黨主席、立法會議員何俊仁就香港的政治和經濟方面作出了回顧。在政治上,何俊仁的觀察是「西環」一直在干預「中環」:在經濟方面,何俊仁說:「窮奢極慾,這個時代已經終結。」
對於香港目前整個的政治環境,何俊仁認為,立法會並不開放,有很多很保守的親共力量,很多的籠絡和收買。他說:「表面上有高度的自治,但實際上西環(中共在港的代表機構中聯辦位於西環)有很多干預。表面上看不到,但人人都知道,你表面上看不到,是因為你沒有證據,因為他們不肯出來作證。但實際上大家都知道,西環每天都有很多電話打給他可以控制或影響到的議員,關心他們的決定,甚至要求他們支持政府。」
何俊仁又認為,行政長官由於不是由民主選舉產生,因此,管治香港沒有足夠的公信力。也由於行政長官不屬於任何政黨,所以沒有一個穩定的管治聯盟。
今年9月份,立法會進行了選舉,何俊仁說,中聯辦以及港澳辦在選舉過程中都有很多參與,包括協調那些親共的組織,派很多人來支援選舉,還做了很多策略的安排和研究:「實際上充滿了你看不到的干預,不只是政治,經濟也是一樣。他們有很多無形之手,很多國企公司用它們龐大的資源直接或間接的影響香港的政治。香港的親中組織為什麼有這麼多錢,它不需要北京政府給它們,它們就透過國企給它們。很多捐錢,一年捐一億幾千萬,對它們來說很少錢,但對於政治來說,我們這些沒有捐獻的組織就很辛苦。我們更不要說,人回不到大陸。20年回不去。」何俊仁被中共當局沒收回鄉證,不能返回大陸。
何俊仁又認為,香港的政制發展有很大的限制:「2012已經沒有雙普選,2017或2020是不是真的有雙普選,仍是未知之數。所以我們在這個政局裏面爭取民主很辛苦,因為你的對手不是香港政府,你同香港政府說,它們說:對不起,這由人大決定,你和人大說,遙不可及。在香港可見的北京代表,中聯辦、港澳辦和解放軍,都進不去。」
談到爭取民主,何俊仁說,中共人大釋法是很厲害的工具,可以令整個政府,包括司法機構一定要在人大對《基本法》的解釋這個框架之下實行這個政策。「其中最厲害的是限制了香港的政制發展。任何的政制發展一定都要向北京拿了批准,才可以進行一個正式的法定的程序、討論。這是宏觀結構上面的控制」。
被問及作為民主派,如何突破現時的困局時,何俊仁說:「不是容易的。我們希望爭取一些新的動力,其中一項是新的組合。我們和前線的整合希望帶來新的動力,未來都會有新的努力,看看是否有新的整合。」
他又說:「我們眼光不能局限在香港,因為沒有前途。我們眼光一定要看到可能發生的變化。……香港其中一個作用,是我們的抗爭是一個示範的模式。不只是民主運動的示範模式,而是我們建設民主制度裏面也有很多成就。」
何俊仁說,整個民主制度不只是一人一票的選舉制度,還包括維護香港司法獨立、維護一個廉潔的政府,比如廉政公署,以及監察政府的機制,比如審計署、平機會、申訴專員等,在某程度上起到分權作用。「我們要好好監察這些機構,要它們做好,也讓它們能夠保護我們的公民社會,這是深化民主的制度,而且是鞏固民主的基石」。
作為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的主席,又是支聯會的常任秘書,又是保釣發起人,何俊仁表示,回歸之後,特別有意義。在一黨專制的管制之下,我們仍然能夠講出內地不能講、執政者不想聽的說話。
他說,香港能從很多地方支援內地的運動,比如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關注維權人士,包括法輪功爭取自己的自由,免受壓逼和酷刑的運動,他們都會爭取:「法輪功在香港,可以自由的活動,在中聯辦外面可以繼續絕食,這些都有象徵性的意義。這些示範給全國看,一個自由、多元化的社會更加穩定,更加包容。」
被問到中共有否向他招安,何俊仁說。「整天都有……比如你想不想回大陸?你想不想和中央有對話?要你放棄一些訴求,但我說,一個人要有良心才可以生存,我有的信念是基於良心。我不想做一個沒有靈魂,沒有良心的人,對不住,如果有條件,我不能接受。」
至於與香港政府合作是否也是被港府招安,何俊仁說:「這個不同的。和香港政府有溝通合作,和內地是不同的。內地政府沒有正式對話,私人談話那些不是正式對話。香港政府要這樣做,是因為你們不和我們合作,你可能要面對更大的政治矛盾和壓力,這是較為聰明的做法,也是較為開明的地方,政府必須作出的選擇,因為這不是內地。內地可以將我們打壓,但香港不能夠將我們打壓的話,你就只能合作。」
至於民主黨和前線合併之後的定位,何俊仁說:「我們立根香港,以搞好香港民主為主要目標。當我們立足香港的時候,我們的胸襟是記住香港是整個中國的一部份。香港民主化是整個中國的局部民主化。是一個地區的民主化,我們希望一個地區能夠推動整個國家,局部帶動整體。我們心中有這個胸懷,而不是安於香港就行,內地發生什麼事情都不理會。」
從政治再談到經濟,何俊仁說,任何自由經濟都有一個經濟周期。自由經濟和計劃經濟都有自己的問題。計劃經濟出現最嚴重的問題,就是中國餓死了3千萬人。「這是計劃經濟加上極權政權和無知,視人民生命為草芥,這就是最大的問題」。
他說:「自由經濟加上民主制度有一個慘痛的課,但我不相信社會主義會救到自由經濟。」
談到4萬億元人民幣救市有無效果,何俊仁說:「金融海嘯影響中國很大。有很多專家說,如果它們經濟增長率不能保持7%、8%,會造成很高或者不能接受的失業率,對社會穩定造成衝擊。在它們的體制下,它們沒有民主制度的適應力。它們是脆的,表面上是硬的,但硬到一定程度,它就會破碎。但我們在一個自由社會裏面,是有彈性,有生命力。」
至於以後的方向,何俊仁說:「是權力受到制衡,自由是有適當限制。人民是較為公義的,一起分享社會的資源。不能將資源大部份集中在某些人手裏面,而且窮奢極慾,這個時代已經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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