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3日訊】「深圳將取消區級政府」，是深圳官方近日的得意新聞，自詡這是「敢為天下先」的深圳再次大膽解放思想改革的結果。一些「喉舌」為之歡欣鼓舞。但許多深圳百姓則以為，這其實是深圳再次顯露「不治之症」，「深圳取消區級政府」實為一種週期性腐敗，必須刮骨療毒，放棄這種無聊無效的「機構改革腐敗遊戲」，老老實實進行民主憲政改革。

「六四」後深圳「機構改革」全是瞎折騰

深圳建立經濟特區28年，先後經歷了七次機構改革、四次審批制度改革，實踐證明，自1989年「六四風波」停止政治體制改革實驗後，三次深圳「機構改革」皆陷入瞎折騰，結果只是擴大官權，助長買官賣官的尋租空間。

這裡略舉兩例。

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深圳特區，只有市委市政府，沒有照搬內地的花瓶擺設，設立「橡皮圖章」「人大」、「政協」，而是走廣泛建立民間社團參與公共事務管理的市民社會之路。但1990年開始的深圳第五次「機構改革」，不僅大踏步「內地化」，建立了「人大」、「政協」，而且終止了蛇口工業區「特中再特」的政治體制改革試管之探索權，關閉了許多邊緣媒體和社團。深圳遂由「小政府大社會」復闢為「大政府小社會」，市民社會變為臣民社會。官員腐敗日甚一日。震驚全國的前深圳南山區書記虞得海腐敗案，就是那次「機構改革」的後遺症。

2003年開始的深圳第七次「機構改革」，打著「精減機構」的名義一舉撤消了深圳各區的19個鎮。看起來，這一改革使深圳行政架構由市、區、鎮、街道四級變為了三級，但實際上，官員卻比改革前增加了許多，辦事更麻煩。如撤消寶安區龍華鎮後，一個鎮變成了龍華、民治、大浪三個街道辦，三個街道辦的主任、書記皆與原鎮長、書記平級，等於是借「撤鎮增街」，讓深圳的處級幹部一下子增加了幾倍。這麼多處級幹部調整，不要說送了多少紅包，就是請客吃飯，也不知花了多少黑銀子。而且，原來龍華鎮的稅務工商城管等職能部門，也因「一分為三」而再增設兩個，這就使公務員和事業編製也激增數倍，財政負擔倍增。

如若官員增多、開支增大能帶來行政效率提高，也還罷了，但是「撤鎮增街」後，由於街道辦不如鎮政府有自主權，街道辦管理轄區的積極性遠不如鎮政府，市政建設等許多事情反而不如原來辦得快辦得好。於是民謠說，「新官上任先撤廟，撤了老廟建新廟，賣了老官賣新官，收了老財添新財。」近二十年，深圳新任市委書記上任，皆是兩板斧：一是大肆空談解放思想，二是厲行「機構調整」，既借「精兵減政」之名，行擴大集權之實，又可借調整幹部之名培植親信，增加賣官名額，還可博得改革名譽，可謂一箭三雕。

然而，「書記改革機構，改革名存實亡」。上世紀八十年代，深圳市本沒有設立一個區級行政架構，是深圳市委書記李灝發動深圳第五次「機構改革」時，於1990年1月設立福田區、羅湖區和南山區，後又增加寶安、龍崗、鹽田三區，從此深圳多了許多感恩李灝書記的區級官員。如今深圳市委書記劉玉浦發動的深圳第八次「機構改革」，將取消區級政府，建立「政府派出機構」，不知又要增添多少「感恩官員」！將此說成是「借鑒香港、新加坡的經驗」，真是天方夜譚。如果真的成功地「取消區級政府」，再取消「人大」、「政協」，也不過是恢復到了1989年的深圳行政架構，遠遠談不上什麼「建立全新的公共服務型政府」。倘若這深圳第八次「機構改革」不出現大面積買官賣官，冗員倍增，真是曠世奇跡。百姓真有此福？

沒有憲政護航的「機構改革」越改越壞

2008年11月20日，廣東省委副書記、深圳市委書記劉玉浦向媒體透露：深圳特區下一輪「改革攻關」的重心：在條件成熟時，將借鑒香港、新加坡的經驗，取消區級政府，改區、辦事處為政府派出機構，實現扁平化管理。到2013年，深圳將建立全新的公共服務型政府，比全國提前7年時間完成。

雖然劉玉浦這裡所說「條件成熟時」的「條件」沒有明指什麼，但可以肯定，劉玉浦書記的這個「條件」與政治體制改革毫無關係。因為，劉玉浦在深圳一年來從未有過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一言半語。

然而，歷史經驗證明，要想真正「建立全新的公共服務型政府」，必須先有政治體制改革。這不要說西方先進國家的制度可以論證，就從深圳歷史也可以證明——當年蛇口工業區管委會，可以說是接近「公共服務型政府」：其幹部全部來自民主選舉，其新聞媒體可以自由監督本地最高官員。離開了民主授權和民主監督，任何機構改革都不可能帶來「公共服務型政府」。這是現代憲政最起碼的常識，但是主持深圳第八次「機構改革」的官員卻毫不知曉，這說明什麼呢？

劉玉浦日前宣稱：「重新界定設置政府的職能，優化政府組織機構，建立起一個精幹、高效的公共管理組織體系」，話是不錯，但缺乏主語——由誰來「重新界定」？在民主選舉程序沒有真正確立時，「重新界定」實則是在沒有憲政監督下的人治。深圳的一切皆以劉玉浦意志為是。

這只要看看近日湖南郴州市紀委書記劉光躍在媒體的自白，就可明白。儘管前任郴州市紀委書記腐敗成全國驚人大案，但中共並沒有吸取教訓從制度上作根本改革，新任郴州市紀委書記劉光躍坦陳：「自己做了一把手，也感覺一把手確實很難監督」，「關鍵靠自律」。一個市紀委一把手尚且確實很難監督，一個市委書記就更難監督。一個內地小小地級市的市委書記尚且無法監督，一個副省級的深圳市委書記，更是難以監督。連紀委書記都腐敗不堪。又何談其它官員！

每一次「機構改革」皆是「書記賣股票」

深圳前三次機構改革的失敗與腐敗，皆因「一把手確實很難監督」。而今「一把手確實很難監督」的環境絲毫求變，新一輪的深圳機構改革，怎能不再蹈前車之覆？處於「確實很難監督」之下的劉玉浦，誰能相信其主持的深圳第八次「機構改革」，不出現官員大買「劉玉浦股票」？深圳官員將尋求保護傘稱為「買股票」，將每一次「機構改革」譏為「書記賣股票」，將市委書記稱為「老闆」，是無數次血的教訓換來的。

2003年，深圳曾以「行政三分」的機構改革宣傳名燥一時，結果卻是因市委書記與市長意見不合，市長被書記擠走，而無人再敢提「行政三分」。 前車之鑒在此，此次深圳第八次「機構改革」，任何與市委一把手意見不同的改革建議，必將打入冷宮。在這種可以預料的一言堂之下，深圳第八次「機構改革」只能是一種勞民傷財的「書記賣股票」腐敗遊戲。

與其將人力財力浪費，不如無為而治，墨守成規。與其請一批餓肚子新蚊子來新官上任猛吸血，不如讓一些已吃飽肚子的老蚊子保持原位。與其讓「機構改革」成為「書記賣股票」的暴富機會，不如禁止任何「機構改革」。

這既是對深圳第八次「機構改革」的診斷，也是對中國任何機構改革的好言相勸。什麼時候真正實行民選政府，再來議論機構改革吧。

謂予不信，再讀讀深圳龍崗區舞王火災，雖然燒死44人，卻只拋出了一個贓款上億的區公安局副局長作替罪羊。一個僅僅管治安的區公安局副局長就能贓款上億，那麼能管許多官員生死的大官，該有何等「不明財產」？

如果來個民間調查，多數深圳百姓肯定不希望搞什麼機構改革，盼望的是民主改革——讓百姓民主選舉深圳長官，讓市民民主監督深圳政府。

只有貪官才獲利的「書記賣股票」之「機構改革」，應該永遠禁止！

2008年 11月26日 於深圳 早叫廬

──原載《民主中國》(//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