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8日訊】人權概念以個人的存在為前提，它源於人的類本質，是人對自身本質體認的產物。因此，不僅不由政府所授，而且內在地規定了對政府權力的限制。政府跨越這個界限，便構成對人權的侵犯。但所有全能政府都傾向於擺脫限制，於是，某些與權力調情的文人便一反人權概念的本然意義，杜撰出「集體人權」說，稱「人權首先是民族的生存權和獨立權」，稱「集體人權高於個人人權」，把民族的生存和獨立同個人人權對立起來；在個人人權上則聲稱生存權和發展權是首要人權，優先於思想、言論等自由，把人的生存、發展與人的本質力量的表現對立起來。然而，這兩個對立卻都是經不起理性審視和事實驗證的虛構。

首先，人權概念的產生與一個重要的歷史進程同步：集體權利向個人權利移位以及相應的集體責任向個人責任演進。這一進程表明的正是前面已提到的帶動西方社會從中古時期步入近代的關鍵性事實──個人價值主體地位的發現和確立。個人不再淹沒於形形色色的群體之中，不再是沒有獨立價值的群體附屬物，而是應享有權利也具有責任能力的獨立主體。人權概念通過對個人權利的界說揭示也正是過去長期被籠罩在社會歷史和社會關係上的神秘霧障遮蔽著的個人的真實地位，由這一概念所突出的個人權利同時也就奠定了個人負責的基礎。因此人權概念反映了人對自已的認識完全擺脫了以群體淹沒個人的原始矇昧性。在人權概念正式誕生三個多世紀以後而且其意義已被人們廣泛意識到的21世紀末，以所謂「集體人權」取代個人人權，實際上是製造新的原始矇昧性，把對人的認識拉回到還意識不到個人真實價值的原始階段，以便重新以集體遮蔽甚至吞噬個人，而且在吞噬個人以後還可以宣稱：這是維護集體人權的需要。

借助於集體人權概念，民族的生存、獨立與個人權利之間的對立便虛構出來了。但是，任何民族的生存與獨立都勿需以對構成該民族的個人的剝奪和壓製為前提。從根本上講，民族整體與個體之間是共榮共損的關係，而且在這共榮共損的關係中，良好的個體素質是民族生存、獨立與發展的前提，而良好的個體素質是決不可能在一個剝奪個人權利、對個人壓制過甚的民族那裡普遍形成的。虛構民族生存、獨立與個人基本權利的對立，無異於宣稱：民族的生存權和獨立權就是這個民族的政府在國內橫行無忌、踐踏人的權利和尊嚴而不受國際社會評判的權利。

另一虛構同樣荒唐。人自然首先要生存，但是人之所以是人，在於人除了有其他許多自然物種所共有的生存需要，還有使人區別於其他物種的基本需要，也就是通過人權概念來表達的以自由、平等為核心的那些基本權利。如果一個民族把視野侷限在諸如經濟利益、安全保障這些生存問題上而忽視那些對於確證人的本質至關重要的問題，那麼這個民族最輝煌的前景也不過就是兩千多年前柏拉圖在《理想國》中以戲謔嘲弄筆調描繪的那個「豬國」。而事實上，在這些聲稱個人生存權高於其他人權的地方，連豬國的「輝煌」前景也是不可得的，恰恰就是這些地方的人民生存最無保障。原因在於，這些地方的政府在優先考慮社會成員生存問題的名義下剝奪了每個社會成員的其他人權，如知情權、表達權、結社集會權等等，使社會成員喪失了保衛自已生存權的起碼手段。當人民喪失了這些權利後，同政府的關係就成了純粹的管理與被管理的關係。在這種關係中，政府權力毫無制約，人民既不會有生存所必須的真正經濟保障，也不會有可靠的人身安全。例如，當這些國家把發展經濟作為高於一切的目標時，即使經濟真的發達了，由於不可能有受到全社會監督的透明而公正的分配（這種監督要靠社會成員行使基本權利以及保障這些權利的社會機制來形成），經濟發展帶來的財富增殖並不會給人民多少實惠，而主要是提供給特權者更多揮霍和佔有的條件。普通個人在面對權力的巧取豪奪時，如果不想忍氣吞聲，便只有鋌而走險。在人身安全受到來自國家權力的威脅時，例如，受到無理搜查、無理拘捕、無理監禁時，也同樣如此。

人無疑也要謀求發展，在這個意義上講發展權是人權未償不可。然而人的發展首先意味著展開人的本質力量。接受教育的權利，享受文化的權利，形成思想、表達思想、自我抉擇的權利等均是「發展」題中應有之義，如果把這些權利去掉，「發展權」便成為毫無意義的語詞把戲。尤其是接受初、中級教育，這是每個人發展人性並在成年後得以作為合格的社會成員踏入社會的必要準備，因此，如果講發展權，受教育的權利應是最基本的發展權。人不受教育，既難以打開人性發展的道路也難以具備合格的社會人的基礎。在這一點上，我國面臨的情勢相當嚴峻。我國憲法早就規定了實施九年義務教育。應該說，我國義務教育從50年代以來就有過不小進展。但自80年代中、後期始，由於向中、小學生收取高額學雜費和名目繁多的攤派，義務教育名存實亡。與少數富有家庭一擲萬金送孩子進「貴族學校」同樣觸目的是絕大多數家庭為讓孩子上學而承受沉重經濟壓力；更為觸目的是，每年因交不起學費而無法入學的兒童達百萬之眾。與每年的百萬兒童因貧困失學而被剝奪走向未來的權利形成尖銳對照的是，我國每年僅公費吃喝就要揮霍掉近2000億人民幣④，更不用說還有舉世聞名的化公為私、貪污受賄、重複建設、盲目建設所造成的巨大浪費。面對這種不合理，人民曾長時期因缺乏新聞言論自由、因參預社會事務的權利得不到保障而無法進行干預。

因此，無論講生存權還是發展權，都不能迴避人在思想、言論方面的權利。這些權利不僅是對人的生存權利的保障，不僅構成人發展的前提，而且正是這類權利才真正體現人區別於動物的本質需要。現代生物學研究成果表明，在由刺激引起的感官和肌肉的活動機能中，人並不高出於動物多少；而在大腦與其他器官系統之間的能量分配上，人與動物完全不同。人腦在養分供給上享受著絕對的優先權，其程度明顯高於動物。因為人腦消耗的能量多，消耗的原因最廣，大腦興奮的流向形式在純局部上極少受到僵硬的限制。⑤這一生物學事實也證明了人的思想，言論自由源自人與動物的根本區別。對這些自由的否定，是要求人把大腦棄而不用，因而是對人的本質最粗暴、最野蠻的否定，這種否定的必然後果是人的退化。

在當代某些國家，否定人的思想、言論自由，懲罰對這種權利的運用是制度化的。在這些地方，大眾傳媒是完全受國家政權控制的宣傳工具，學校則由開發民智和獨立研究的機構蛻化為政權用於灌輸的渠道，各種宣傳工具和灌輸渠道以有組織的，系統的謊言毒化人的思想、癱化人的理解力；而警察、監獄則首先用於對付那些還保持著健全思考力並且有勇氣表達自己的思想結果的人。所有這些制度化的反人權措施都旨在取消人們的思想，在現代社會製造原始的部落一致性。而人自身，由於人權被剝奪，同時也就喪失了自我負責的基礎。結果，這種社會總是盛產幾類人：不能思想、不能判斷的低能者，精神怠惰、逆來順受的奴隸與為非作歹、反人性的罪犯。這幾類不同的人表徵的都是人性的收縮與退化。人性收縮與退化是人類的不幸，但卻是極權制度賴以長期維繫的條件，而人的崑各種本質力量的舒張必然導出對民主政治的需要，構成對極權統治的根本威脅。因而，人權與極權政權天然對抗，不可調和。

當代世界，人性面臨種種威脅，與人權根本對立並大幅度降低人性水準的極權主義是人性面臨的最大威脅。同極權主義的鬥爭是全人類共同的任務。

（寫於1995年7月，修定完稿於1998年5月1日。）

註釋

①《猜想與反駁》中譯本第493頁，上海譯文出版社在1986年8月版，付秀重等人譯。

②轉引自：劉易斯·芒福德著《城市發展史》（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265頁

③轉引自G·H·薩拜因著《政治學說史》中譯本（商務，1986年4月版）下卷，第440─441頁。

④公費吃喝每年揮霍兩千億根據何清漣《現代化的陷阱》一書的材料。此外，本應享受義務教育的孩子因家貧而上不起學所導致的悲劇也屢屢發生。4月27日的中國青年報有一則觸目驚心的消息：湖北省通山縣五位9歲上下的貧困學童為掙錢交納學雜費，不得不到鞭炮作坊這樣的地方去幹插炮引的危險活路。4月12日，作坊被人不慎引爆，五個孩子全炸成重傷，其中一女孩傷勢過重而死，截至報紙發稿時間，另四個孩子仍未脫險。

⑤材料引自：馬克斯·舍勒著《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中譯本第75頁。貴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