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日訊】年輕時被劃為右派發配內蒙古草原；文革期間母親冤死；摘帽後榮為人大代表，後以「中共特別黨員」進入香港……
曲折的人生，促使陳愉林決定寫下真實的歷史，《五七右派列傳》收錄了約六百名右派的故事，還原反右歷史。
近年來，德國媒體發起了「普通人寫歷史」節目。許多城市大街小巷都有一個「故事屋」，普通人可以在匆忙中坐下來對著錄音機，把自己的故事說出來，精彩的甚至上了電視臺或電臺。
中共歷次運動下造成的浩劫，也造就了很多中國家庭的悲劇和個人坎坷命運。四川旅英博士張戎耗用十二年寫就了《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系統揭示了暴君毛澤東的真實面目，可以說是近年來寫自己故事的典範。張戎的經歷也鼓舞了很多人將自己的故事寫出來。
零六年十月張戎訪港記者會上，一個七十多歲的老人帶來了自己剛剛出版的厚厚自傳體小說《天地良心》，從一八五零年開始寫了自己的家族史，以及自己從右派到人大代表、再到輸港特務的曲折人生。這位老人引起了張戎的注意。
兩年後，這位老人又出了兩卷《五七右派列傳》。這次他寫的不僅僅是自己的故事，而是花費了六年時間，收錄了約六百名右派的故事，其中三分之一是親自走訪的。這個勤於筆耕的老人就是七十二歲的陳愉林，筆名申淵等，是香港政論雜誌《開放》、《前哨》的長期投稿人之一。
拿綜援吃過期麵包
約陳愉林採訪，是在新界的一家酒樓。他拿著剛剛出版的《五七右派列傳》，臉上掛著一副眼睛，面容慈祥。為解釋自己書籍的來源，如同中國大部份傳統知識份子一樣，他還準備了一大堆原始資料，詳述著每一個故事。
我繞過了那至少幾十斤重的原始資料，眼睛盯著另一袋軟軟鼓鼓的袋子：「這是甚麼呀？」我好奇的問。
他略為猶疑，突然有點不好意思的輕聲回答：「我朋友在一個超市工作，這些麵包是剛過期的，每次他都會叫我去拿，我們這些老人家就是靠這些吃飯。」他頓了頓又說：「我是靠綜援（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畫）生活的，每個月只有三千元，為了自費出這些書，已經……」
早就知道他經濟困難，但生活如斯，我一下子愣住了，有點感慨和心酸：「那您也太苦了。」
陳愉林臉上卻浮現笑意：「相對當年被打成右派的生活，現在的日子，我已經很滿足。」
五十年前就想出書
陳愉林寫右派列傳的念頭來自於五十年前：「我在內蒙古草原勞動的時候，那個地方很荒涼，是蘇武牧羊的地方，非常接近進外蒙古。周圍有很多像我這樣經歷的人，我就想，將來有機會我就把這些人的故事都記下來。」
一九三六年出生在上海的陳愉林，外祖父是上海租界萬國商團司令，家境非常顯赫，年幼時入讀上海基督教青年會中學，和江澤民、李嵐清是校友。該校是中共地下黨主攻的目標，三八年就建立地下黨組織民先隊，陳愉林十二歲就祕密加入地下黨。
四九年中共奪取政權前夕，雖然遭家庭激烈反對，陳愉林和父親（當年上海自來水公司總經理，後被打為蘇聯特務，悶悶而死），毅然留在國內，沒有和其他家人前往香港等地逃難。陳愉林其後火紅一時，當團總支書記，考大學又被保送到北京外國語學院，一九五六年加入共產黨，五七年反右，他是學校積極批鬥右派的學生領導人物。
但到了一九五八年，毛澤東下達指標，要求按照3%到5%的比例劃定右派。他所在的「支部有二名右派的指標，湊了半天還差一名」，陳愉林因為出身資產階級，被瞄上了。黨委書記便找他談話稱：「支部決定委屈你湊個數當一陣子的右派。你又是系團總支書記，你帶個頭，一個人完成二個指標。」就這樣他給湊數「湊」上去了，被發配到內蒙古草原勞動。
當年給他定的右派依據也很荒唐：「當時學校派人去見彭真，我負責記錄匯報給黨委。當時彭真說了一句話，『貫徹毛澤東引蛇出洞的方針』，我如實記錄下來，彭真沒有事，但我就憑著這句話被打成右派。」
陳愉林被說服「當一陣子的右派」，卻一當就當了二十多年，直到一九七九年被「改正摘帽」回上海。
文革全家大禍臨頭
剛去內蒙時陳愉林被發放勞改四年，正值大饑荒時候，一年只能吃四次大米飯，分別是元旦、新年、五一、國慶，平時就吃豆腐渣、甚至吃木屑做的餅為生，吃了以後連屎都拉不出來。他又經常看到上游漂下來的屍體，是自殺的右派，和其它死亡的動物一起浮在水面……
「直到文化大革命為止，我都是感到很委屈和冤枉。我自己以為是從小跟著共產黨走，沒有私心雜念，但你不應該把我當成階級敵人。」右派生涯在物質上很苦，但陳愉林的精神更苦悶。
陳愉林的父母很著急，從上海趕來看他，不明白為何大禍臨頭。但很快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他們全家都遭難，父親被打為蘇聯特務。
「我們全家遭受六次毀滅性抄家，冬天他們把我們的床被子全部拿走，一個床四條腿鋸掉一條腿，讓你不好睡覺，紅衛兵在你煮飯的鍋子裏大便，燒水的水壺裏小便，就下流到這個程度。家裏的錢全部抄光，食物被抄走。」陳愉林慨嘆：「一個人完全成為野獸，沒有了人性。」
抄完家以後，紅衛兵把陳愉林的父親帶走，「他和黨委書記兩人，早請示，晚匯報，變成早請罪，晚請罪，兩個人互打耳光，打青了還不行，眼睛都紅腫，眼鏡都打掉。就殘酷到這個程度，我母親就這樣冤死了。」
「共產黨說，我給你改正呀，我還讓你當高官，但我心裏的仇恨沒有辦法化解，所以我的名字叫申淵。」陳愉林無法忘記那段殘酷的歷史。
陳愉林和家人攝於四九年前的大上海。（陳愉林提供）
六四促當中共特別黨員
七九年陳愉林右派被摘帽後，因為右派生涯時跟隨一個老右派，麻省理工學院的一個環境工程碩士學到過硬的技術，他成為知名的環保專家，擔任上海某國家級設計院院長，非但享有「全國人大代表」榮銜，而且內定為國務院某部部長接班人。
但八九年六四鎮壓前，十八名人大代表發出連署信，要求反對戒嚴部隊進駐天安門廣場。正在尼泊爾公幹的他從加德滿都發了一份傳真，向全國人大常委會表示，要求在這封公開發表的聯名信上，加上他的名字。因為這封信，他被勒令停職檢查，面臨整肅。
就在此時，有關方面向他布置一項特殊任務，如他乖乖受命，則「簽名信」一事「作認識問題處理」。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他成了「中共特別黨員」的一員，於回歸前祕密派到香港，擔任某貿易公司經理，做「小罵大幫忙」的工作，並定期為中共蒐集情報。
很快，與之同一背景，同為中共特別黨員的生意夥伴見財起意，騙了他五千餘萬港元，致使其傾家蕩產，生意徹底失敗。骨子裏對中共反抗的他，經歷人生波折後，決定用自己手中的筆來揭開他所知道的事實真相。他用了五、六個化名四處投稿，專鳴天下不平事，揭露中共貪官污吏，鞭撻中共的一黨專政，又寫就《天地良心》作為自己一生的反思。
「如果你曾經在生命中走錯方向，請記住，走向天堂的路允許調頭。」這是他在《天地良心》中為自己一生的總結。
仿傚司馬遷還原反右歷史
為甚麼要寫右派歷史呢？「共產黨害怕的不是小罵它，它害怕的是說清真相。因為中共的政權建立在謊言和欺騙的基礎上，最怕人揭穿謊言。」陳愉林說道。
他續說，反右一直在大陸被認為是禁區，無論是學校、圖書館還是互聯網等找不到相關的材料，而當年的證據已經在官方七九年下令「改正」的時期一筆註銷。規定如下：「對本人及其家屬、子女、親友檔案中涉及這個問題的材料，應予一撤出銷毀。」
「這就是要來個死無對證，矯正歷史，重塑歷史，就是專制政權維護自己統治的重要手段。」陳愉林痛心的說。
官方記載超過五十五萬人被打成右派，甚至被虐待致死。但陳愉林認為右派根本不只這個數目，很多人都未被記錄在案或者未戴右派帽但實際被打成右派，他估計有一百二十萬人左右。
零二年開始，陳愉林開始準備寫反右列傳。他暗中回大陸，陸續蒐集資料和採訪右派當事人，嚴格按列傳的格式，生死年份、家庭出身、劃右前後經歷、劃右原因、處理改造、死因或改正後情況，準備寫下一千個右派的故事。
陳愉林在書中寫道：「歷史總要由活人去寫，死人無法寫歷史。漢武帝給太史令上腐刑，留下活口，就是讓他寫歷史；司馬遷苟且偷生，也是為了寫歷史。」
他續說：「雖然我已經沉默了將近五十年，我看到我的前輩納粹集中營的倖存者威賽爾和蘇俄布拉格群島的倖存者索爾仁尼琴，為歷史留下的見證，我還有理由猶豫和逃避嗎？難道我要把這些刻骨銘心、震撼人心的故事帶進焚屍爐嗎？」
陳愉林和香港五七學社幹事武宜三（左），於今年十月三十一日在香港召開記者會，披露出版《五七右派列傳》遭到中共當局騷擾。
書未出已被中共禁止
陳愉林寫書的過程克服重重困難，有的當事人不講不敢講，有的因為傷痛太深不願意回憶，陳愉林的書還未出已經被中共禁止，有訪談對像告知他，有公安上門警告不准接受他採訪，而他在香港也找不到一家出版社願意出版。無奈之下，今年三月他和幾個志同道合的老右派組成五七學社，旨在還原歷史，理清真相，並成立五七學社出版社，自己出版書籍。
當局很緊張他的書籍。今年十月十三日他回上海探親時，遭四名普陀區國安上門盤查，將他們五七學社定性為敵對組織，其後，十月二十二日，陳愉林的兒子也被警告不要出書：「找我兒子，就說你和老頭說一下，要他識相一些，不要在境內再搞甚麼活動，第二句話，他那麼厲害，有甚麼後臺嗎？第三句話，我們會採取必要的措施，包括限制入境、限期離境，取消回鄉證。」
面對重重艱難，陳愉林很欣慰，其中兩卷書最後還是出了。但還有兩卷因為沒有錢，沒有辦法繼續出。陳愉林稱，該書披露了很多鮮為人知的事情，包括對反右的歷史定性等，是有相當的歷史價值：「本書的目的就是為了挖掘那些被人故意塵封的歷史和個案，幫助人們恢復歷史，通過那些鮮為人知和不為人知的個案盡量拼出一幅完整的圖案。」
回望自己走過的路，陳愉林說道：「鄧小平說，歷史問題舊帳一筆勾銷，就是讓你不要看到這些迫害的情況。我看到大紀元時報報導法輪功受迫害的情況，就想和我們當年右派一樣，一模一樣。」
「共產黨讓你忘記過去，就是讓他現在敢這樣幹。」陳愉林說：「共產黨認為你人很計較，大家忘掉算了，現在生活怎麼好，這就等於容忍他們重複犯錯誤。他們為甚麼要封殺我這本書？就是這個道理：如果大家都明白真相，它的基礎就垮臺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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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右派列傳》的歷史價值
口述 ◎ 陳愉林 整理 ◎ 梁珍、吳雪兒
香港五七學社，旨在還原反右運動歷史。十一月七日，他們首次公開亮相，除了宣告學社成立外，並介紹了新出版的兩卷《五七右派列傳》，及其他書籍。（新唐人電視台）
一般認為反右因匈牙利事件、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反斯大林祕密報告和鳴放過頭無法收場而引起。實際上毛澤東蓄謀已久，奪權前他在中共七大的報告中說：「開國以後掌握了政權，我們的鬥爭對象就是民主人士了。」
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在一份黨內指示中批示：「等到蔣介石及其反動集團一經打倒，我們的基本打擊方向，即應轉到自由資產階級，首先是使其中的右翼孤立起來。」從根本上看，反右是中共本性使然。中共奪權開始便排出左中右，時機成熟便拿右派開刀。因此毛澤東的「陽謀」不是起自一九五七年，而可追溯至更早。
一般人以為反右只是整頓知識份子。毛澤東於一九五七年七月底在青島舉行的中共省委書記會議上說：「實際上這次整風在黨內就是清黨。但對外不說。」因此一九五八年的反右補課階段特別重要，往往被人忽視。
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十二月由莫斯科歸來，風塵未洗，即外出四次巡視了二十多個省市自治區，揪出大大小小二十多個黨內反黨右派集團，這是以後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四清運動、文革的先聲，連串運動一脈相承，都是清除黨內異己，直至劉少奇、林彪。毛澤東在搞大動作前四處巡視始自反右，以後發動文革、搞林彪都是如此。
五八年反右補課的重要之處，便是運動重點轉向黨內，黨內轉向高層，高層指向地下黨。
據三個黨內文件透露，毛澤東打出黨內右派十八萬到二十萬，分散在各行各業，占右派總數三分之一。
《五七右派列傳》主要內容：
一、發掘出毛澤東，清理地下黨。
二、民主黨派、宗教界、少數民族反右中，起關鍵作用的是中共特別黨員，揭露中共特別黨員可能最觸中共的痛處和神經。
三、糾正了一些習慣說法，如黨內最大右派是沙文漢；軍內最大右派是陳沂少將，軍內反右是關門打狗，比社會上更慘烈。
四、揭露中共在反右中摧殘少年兒童。最小的右派佟信順十六歲，四川李井泉在中學生裏大抓右派。
五、披露受害最烈的是廣大基層右派，他們是一群邊緣化的社會群體，享受不到醫療、退休等社會最基本福利待遇，靠幾百元救濟金度日，政治上繼續受到歧視，掙扎在死亡線上，如九十五歲王關仁老人和八十五歲陸良敏老人。◇
──本文轉自第96期<<新紀元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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