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9日訊】（希望之聲報導）今年的四月九號，由著名的法學家、作家袁紅冰教授發起的中國自由文化運動的第三次年會在台灣的台北市舉行了。十來個國家的四十餘位代表應邀參加了會議。中華民國的政務院文化委員會主任王拓教授參加了第一天的會議，並致開幕詞；台灣的國立台灣大學、國立政治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立的高雄大學等著名的大學，都派出了校長、系主任、研究所長和著名的教授參加了大會；全球民主中國陣線主席費良勇博士也參加了大會。

四天的會議期間，台灣的各大媒體進行了全程的報導。與會的代表們暢所欲言、各抒己見，對自由文化運動，對苦難文學的定義和其意義，發表了許多有極高學術價值的論文和報告。同時呢，也引起了一波又一波熱烈的討論。

本屆大會定名為中國苦難文學研討會，由袁紅冰教授致詞。他在致詞中說：中國的文學曾以其絕世之美而輝煌千古。但是環顧當今之世紀，各種文化獎是令人眼花繚亂，卻沒有一個是屬於中國自由文學的，這正是從一個角度表述出中國的文化精神瀕臨滅絕的悲劇。

中共暴政及其御用的文人和它的文化機構，設立了種種種類繁多的獎項，但那都是為了獎勵文化奴隸而設的，與自由人無關。

上個世紀的七十年代，在中國大陸有一位女思想犯被暴政處決。為了不讓這位女思想犯在生命的最後時刻說出自己的思想，臨刑前獄隸用竹籤穿透了她的舌頭和下顎。正是這位思想犯留下了一句悲情千古的遺言，她說：哪怕我對著鐵鑄的牆磕一聲，也可能得到回音，可是我對著活人千萬遍的呼喚，卻猶如面對死人。她的遺言迴盪著悲悲秋與絕望，同時也屬於所有中國自由的心靈，為中國文化復興背負如山的痛苦，行進在苦難命運間的精神聖徒們，值得歷史的尊敬。

國際學者基金會設立了中國自由文化獎，設這個獎的初衷呢，不是用於獎勵渴望被獎勵的人，而是要以中國自由文化獎的名義，向為了復興中國文化事業歷盡千辛萬苦創造出精神價值的知識分子表達無上的敬意。同時我們也祈願中國自由文化獎能為重建中國文化的尊嚴做出不可取代的貢獻。中國自由文化獎追求的全部價值那就在於：重建中國文化的自信與尊嚴。

袁紅冰教授的致詞結束後，就由中國自由文化運動獎評審委員會宣佈了二零零七年第一屆中國自由文化獎獲獎者的名單。共有十一位人士獲獎：

第一名是江嬰，詩人，安徽人，著有《半葉詩選》、《江嬰詩集》、《霜前拾葉》、《霜前橫笛》等十幾本詩集；

第二名是馬建，小說家，青島人，作品曾經獲得了二零零二年英國的湯姆斯‧庫克國際旅行文學獎；

第三名是周鈺樵，自由思想者、獨立作家，二零零三年在大陸首創成立了成都讀書會；

第四名謝泳，廈門大學人文學院的中文教授，著有《儲安平與〈觀察〉》、《西南聯大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血色聞一多》等書；

胡佳，中國的著名環保志願者，愛滋病防治志願工作者，現在獄中；
高智晟，中國著名人權律師，現在軟禁中；
黃琦，中國著名人權活動家，中國最早因為互聯網問題而遭受關押迫害的人之一；
張清溪，國立台灣大學經濟系教授，經濟研究所所長，台灣法輪大法學會的理事長；
王維洛，南京大學地理系學士，德國的多蒙大學空間規劃系博士；
周京，作家，史學家，著有《暗流：「文革」手抄本文存》、《中國大陸食品污染》等著作；
貝嶺，詩人，《傾向》出版社與《傾向》文學雜誌創辦人，紐約公共圖書館駐館作家。

在這次隆重的授獎儀式上，由於共黨的阻撓和破壞，有四位大陸的獲獎者未能出席大會領獎，同時還有二十二位受到邀請的大陸的學者、作家未能出境參加這次的盛會。

但是自由民主的大潮和大陸中國人民的覺醒絕非共黨可以阻擋得住的，僅僅成立了剛三年的中國自由文化運動，由二零零六年成立之初的三百四十三名成員，已經發展到了今天的一千四百多名成員，而且其中的百分之七十八的成員是在中國大陸。

這次的會議整整用了兩天半的時間，進行了苦難文學的研討活動。與會的專家、學者、作家、詩人們一致認為：當代中國在馬克思主義和共黨集權構成的精神地獄中，所承受的苦難超越了人類萬年苦難，當代中國的苦難是人類苦難之王。

袁紅冰教授把這種苦難精闢地概括為心靈的苦難，也就是心靈被滅絕過程中的悲憤，自由被囚禁過程中的悲愴，人性被迫獸性化過程中的悲痛，良知被迫泯滅過程中的悲苦，真實的情感被迫虛假化的過程中的悲愁。而中國苦難文學的價值目的就在於，讓當代共黨管轄範圍內心靈的苦難昇華為自由的哲學，生命的史詩和人性的悲歌。並且以此拉開一個偉大的文學時代的序幕，大陸中國的文藝復興時代已經到來了。

五十八年共黨專制下的苦難，民間廣泛的反思運動，已經使得絕大多數的中國民眾的人性復甦，而人性的復甦必將帶來一個偉大的文藝復興時代，這就是共黨及其專制主義的掘墓者。民眾的覺醒之時，那就是共黨的滅亡之日，人間的正義永遠是戰勝一切邪惡的利劍，這也正是中華文化的精神所在。對於這一點我本人是堅信不移的。

由國際學者基金會贊助的中國自由文化運動在短短的三年的時間裡，共出版了二十二部小說、詩歌和政論文集。這二十二部著作不僅僅是在中國大陸不能發表，甚至在海外的中文媒體和部分的西方媒體上也是不能發表的。共黨使用拉攏和收買的政策，黑手伸到了幾乎所有的地方。在利益的驅使之下，許許多多的媒體和輿論界放棄了道義與良知的原則立場，拒絕出版揭露共黨暴政內幕和殘忍本質的著作。使得一大批面對現實、揭露現實醜陋的著作得不到出版的機會，大量罪惡的事實不能與公眾見面，共黨謊言、欺騙的宣傳仍然使無論國內還是海外的華人們繼續喝著共黨的狼奶。

扼殺自由、鉗制輿論已經成為了共黨維持政權的唯一的法寶了。而國際學者基金會和中國自由文化運動旗幟鮮明地提出了思想自由、言論自由、作獨立自主的人、有獨立思想的人的觀念。鼓勵人們大膽思考，大膽寫作。所出的作品凡是遭到拒絕或是沒人敢出版的，基金會和自由文化運動出版社都會給予支持和出版發行。

在今年的二月份，我本人的一部書稿取名為《血色中國》，在基金會和中國自由文化運動的支持和多方奔走的艱苦情形下也終於出版發行了。並且在一個半月的時間內已經銷售出了三千多本，而且就在此次的中國苦難文學研討會期間，日本的出版商與國際學者基金會和中國自由文化運動主動地聯繫，準備把此書翻譯成日文，在日本銷售。目前兩個組織在徵得我的同意後，正在與日本出版商簽訂合同。

說起我的這部書呢，在整個的聯繫出版過程中的苦難，是遠遠大於我書中所敘述的苦難。記得那還是一九九七年的初春，有一天我患了感冒，由於不想請假去看醫生，於是在下了班以後直接去了藥房，買了些治感冒的藥。當時那位藥劑師是個極負責任的人，堅持要記錄下我的姓名、電話號碼和地址。可是在告訴他我的住址的時候，突然我的大腦裡是一片的空白，說什麼也想不起我的地址了。藥劑師馬上對我說，不要急，什麼也不要想，馬上出去到街上走一走轉一轉。我聽了他的話在街邊的便道上站了大約一分多鐘，突然又想起了我的地址，回來告訴了藥劑師。在我付了錢要離開之前，藥劑師對我說：我敢說你的生活太規律了，就是工作、吃飯和睡覺三件事，對於你這個年齡的人來講，剛才發生的事那就是個警告，千萬記住大腦也需要鍛煉，回憶就是使用，而使用就是鍛煉。

說實話，那天大腦突然失去記憶的一霎那確實把我嚇壞了，自從我逃離了自己的祖國來到了加拿大定居以後，我心心唸唸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想在我退休以後寫出一部回憶錄，去記錄我所親身經歷和親眼所見的一九八九年六．四北京的大屠殺。

我的老同學、老朋友、老同事們中有七個人死於那場大屠殺，我要把他們的家庭、身世、姓名、個人經歷詳細地寫下來，讓全世界的人們都知道他們是死於共黨暴政之下的、有血、有肉、有靈魂、有追求的活生生的人。

我本人在六．四大屠殺之前、之中和之後種種情節和遭遇，尤其在六．四之後的逃亡中也曾被捕，進過共黨的監獄，以及監獄中的種種酷刑折磨和逃亡中的種種磨難。

首先我要承認：我不是作家，更不是文學家，我學的是歷史，幹的是學術研究工作。俗話說：隔行如隔山。寫書、寫詩、寫散文我都是外行，但是作為史學家所受到的訓練和所承擔的責任，就是有義務去實事求是的還原歷史事件的本來面目，然後公佈於眾。

例如八九年的六．四事件究竟是不是大屠殺？對於一個史學家來講，首要的工作那就是去發現和尋找證據，然後讓一個個發現出來的證據去說話，得出來的結論是：那麼多的人死於槍傷，那麼這不是屠殺又是什麼呢？事實就是事實，是不受任何主義的限制和鉗制的。也就是說共黨敢於幹出來的事，我就有責任實事求是地把它講出來，寫出來。

那次大腦的突然失去記憶使我不敢再等了，加上那位專業藥劑師的忠告，我於是就在那週末便開始了我的回憶錄。在以後的幾乎三年多的時間裡，我充分的利用了每一個週末，每一個節假日，每一次的休假，終於在二零零零年的秋天完成了這部回憶錄，共記大約是五十五萬字。

在整個的寫作過程中呢，我已經充分的體會到了苦難文學的全部涵義。在我敘述的每一個人，每一件事情上，經常出現我是在不知不覺中流著眼淚在寫。更有一些個情節竟然使我寫不下去，甚至停下了筆，幾個星期不敢再去寫它。

共黨無人性、殘忍、下流的暴行竟然可以使身受其害的當事人不知道該如何去敘述。當一旦敘述完了以後，又往往使我的心情沉重得幾個星期不能恢復。

到現在我也說不清在我寫這部《血色中國》的三年多的時間裡，我究竟是怎麼過來的？好像我是在重溫一場惡夢，又好像在與一群惡魔搏鬥，更好像我陷入了血腥的苦難的煉獄中，在與毒蛇、猛獸較量著。在我終於寫完了這部書以後，我就再也沒有膽量和勇氣去翻看這部我親手寫的書了。

經歷過了寫書的痛苦，令我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在下一步的出版這部書過程中的痛苦，竟然比寫作時的痛苦還要大得多。

從二零零零年的年底開始到二零零三年夏季，整整兩年半的時間，我在北美的範圍內總共聯繫了六十一家的出版社，收到了四十九家出版社的回信，他們使用了各種各樣的理由向我解釋他們不能出版我的書的原因。其中有六家英文的出版社約我去面談，又要我將書中的一些章節翻譯成英文然後交給他們看。五家出版社回信說我的書的內容與他們出版社的業務不符，只有一家出版社回信讓我全部翻譯成英文後他們將再作考慮，實際等於在出版和不出版之間仍然模稜兩可。

儘管如此，我對這家英文出版社已經是感恩不盡，那是因為五十多家中文出版社給我的回答都是乾脆的拒絕或是根本不理我，再不然就是告訴我，我的書沒有價值賣不出去。其中有幾家出版社甚至質問我：你為什麼寫出這種東西來？只有一家中文出版社提出了要我出幾千塊錢，他們可以給我印刷並且成書三百本，讓我自己上街去推銷或者送人。

這兩年半的時間裡，我既是精疲力盡又是傷心透頂。我明白絕大多數出版社的拒絕我的真正理由那就是因為我實事求是地敘述出了共黨的惡行。尤其許多的罪行可以說是一般善良的人們所不敢相信或者是面對的。也可以說成是這部書揭露共黨的暴行揭露得太深、太具體了，使絕大多數人不敢接受這一事實。

例如象摘取犯人的器官，超大量的抽取犯人的鮮血和骨髓，乃至於切除男性犯人的睪丸去作補藥等等這些喪盡天良的罪惡都是發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一直到六．四大屠殺以後一直在進行的罪惡。當人們不敢相信，難以相信這些都是真實的事實的時候，人們就產生了一種抵心理，認為共黨雖壞，但還不至於壞到如此的地步。這是作者在造謠，在異想，在編造，甚至認為作者神經不正常。

這就好像二十年前當我對人們說，毛澤東當政二十七年殺人一個億時，許多人認為我有神經病，走路都躲著我。個別的不多的幾個人問我：這被殺的一億人是怎麼算出來的？他們根本就不承認三年大饑荒中被餓死的幾千萬人是被殺的，還對我咬文嚼字的爭論什麼餓死和殺死的涵義不同，餓死的就是餓死的不能算作被殺死的。同時又懷疑我說的被餓死的人數，公開指責我把被餓死的人數誇大了幾十倍。結果變成了屢犯殺人罪的共黨沒罪，而我這個揭露共黨殺人的人反倒有罪了。

沒有人出我的書，我就把書稿束之高閣整整七年之久！這期間曾有一位熱心的好人將書稿帶去了美國的一家出版社。但是半年後呢，原稿帶回，引起了我又一陣的傷心，更是搞不懂我們中國人都怎麼了？為什麼連聽句實話都發生了困難，難道共黨的謊言和欺騙就聽得那麼入耳、那麼愜意嗎？我的心是徹底的寒透了。

二零零七年我加入了中國自由文化運動，一段時間後我才告訴他們我有這樣的一部書稿，和這部書稿七年的遭遇。中國自由文化運動是二話不說拿走了我的書稿，幾個月後答覆我說，這樣的一本有歷史價值和社會價值的書我們出版。今年的二月，這部在我手裡壓了七、八年的書終於出版了，見了天日。

更令我想不到的是，在一個半月不到的時間裡，竟然銷售出三千多本。我高興，是因為當初我寫此書的目的就是為了揭露共黨邪惡的本質，喚醒中國的民眾，絕不能再讓共黨在中國的這塊土地上為所欲為了。更令我高興的是，時至今日渴望知道真相，瞭解事實，能夠接受事實的人多起來了，越來越多的人們突破了自己恐懼的心理，這其實就是促成了共黨垮台的關鍵的一點。

共黨用邪惡的手段製造暴行，為的就是製造全民的恐懼心理。一旦人們瞭解了事實，從恐懼中解脫出來了，共黨統制的根基就徹底的動搖了，這就是我寫這部書的本意。

如今書出版了，可罵我的人也出現了。書中提到一點，是在文革上山下鄉期間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和雲南生產建設兵團的師長、政委、參謀長們強姦上山下鄉的女學生，有的多達一百多人。有人罵我是造謠，有人罵我是胡編亂造，更有人說，一個人整天吃虎鞭、鹿鞭也不可能去強姦一百多人的。我是有幸當面回答了這個問題，我說我學的是歷史，搞的是歷史，我只是實事求是的還原歷史的真相。共黨幹得出來的事我也僅僅是把它寫出來了，信與不信只好憑每個人自己的判斷了。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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