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5日訊】目錄
一、西方文化命運的兩個源頭
二、西方文化主宰人類命運
三、中國的黑暗時期
四、人類的精神危機
五、醜陋的中國民族文化失敗主義
六、復興中國文化的艱難
七、中國文化復興的希望
八、中國文化復興的精神原則
結語：獻祭者的情懷
一、西方文化命運的兩個源頭
西方文化命運有兩個主要的精神源頭：古希臘文明和基督教文明。迄今為止，西方文化歷史的主題之一，就是這兩個精神源頭之間的愛恨情仇。
淺玫瑰色的岩石、碧藍的波濤和淡金色的陽光構成古希臘文明的自然背景；哲學思辨、自然理性崇敬、法治理念，以及通過史詩、石雕表達出的生命美學，則共同構成古希臘文明的主體。古希臘文明是人類文化早期的一片璀璨的朝霞；曾在愛琴海的銀色沙灘和高崖之上漫步的哲人與詩人，至今仍在用他們不朽的精神價值，深刻地影響著人類的命運。
同古希臘文明相比，基督教文明缺少原創性；它只是猶太教精神的一次極具生命力的異教化。發生之初，基督教受到權力的歧視，成為被摧殘的信仰派別。然而，經過一段苦難歷程之後，歷史演進的戲劇性卻又使基督教與王權結成神聖同盟——基督教以上帝的名義論證王權的合法性；王權則以鐵與血的力量維護基督教對人的心靈控制和不可質疑的絕對真理的權威。
精神信仰或者思想理論一旦不再靠精神魅力，而是靠強權來證明其真理性，它便立刻淪為摧殘心靈和思想自由的暴君。心靈和思想的自由是精神創造的前提；喪失自由的時代必然也是仇恨精神價值的時代。基督教與強權結成神聖同盟，從而由心靈的終極安慰者墮落為精神的屠夫；古希臘羅馬文明的朝霞凋殘了，朝霞之後不是燦爛的晴空，而是精神的千年暗夜——基督教在神權政治的名義下實施的精神專制，使古希臘文明死於中世紀。從中世紀的精神黑暗中，以基督教為黑火焰，以強權為鐵錘，以自由心靈的血淚和苦難為燒紅的鐵塊，鑄造出西方極權主義的文化傳統。
西方極權主義文化在摧殘心靈自由原則和古希臘文明的過程中，表現出極其鮮明的特徵。這些特徵是如此個性化，以致於千年之後，人們都可以毫不困難地從種種歷史的嬗變中，辨認出西方極權主義文化傳統的鬼魂。
為準確理解現實，不得不首先回歸歷史。中世紀基督教神權政治所表述的西方極權主義文化傳統，至少有下列特徵：
（一）以強權的名義，確立一個絕對真理；以絕對真理的名義，對人的精神實施全面專制。
（二）以絕對真理的名義對思想進行審判和屠戮，從而剝奪思想自由的權利。
（三）以絕對真理的名義設立一個終極理想，確認人的命運之路就是通向終極理想的宿命之路，從而否定人具有創造自己命運的自由。
（四）設立一個壟斷絕對真理的特權群體，即教士階層，並通過這個特權群體對社會實施精神專制和世俗的統治。
（五）仇恨精神多樣化的理念，以鐵與血的方式，甚至以殘酷至極的戰爭方式，消滅其它精神信仰和思想派別，追求基督教對全人類的精神統治。
（六）壟斷了世俗權力和精神權力的特權群體，以偉大理想和神聖真理為理由，肆意釋放潛藏在人類生命深處的獸性和物性貪慾，從而使西方極權主義統治的時代成為最凶殘、最腐敗同時也最虛偽的時代。
歷史便意味著傳統。基督教由被摧殘與被侮辱的信仰派別演化成精神暴君和思想屠夫的命運，就是西方極權主義文化傳統形成的過程。如果說古希臘文明是屬於西方文化的朝霞，基督教神權政治表述的極權主義文化，則構成西方文化的一次千年長夜。但是，長夜畢竟會過去，而曾經的精神朝霞在湮滅於漫漫長夜之後，終於開始復活。
文藝復興運動象徵著古希臘文化傳統的復活。事實證明，還魂的鬼並不總是醜陋的。文藝復興引領西方跨出以心靈統治為首要特徵的極權主義傳統，進入輝煌的精神自由創造的時代——自由源於人權對神權政治的否定。
在人類文化歷史的領域，精神傳統的復興其實並不只是過去的復活，而更是前所未有的精神價值的創生；回歸傳統的路徑往往不通向原來故鄉的廢墟，而是通向一片新的家園。在文藝復興中復活的古希臘精神傳統，幾乎每一個領域都表現出創造性的發展，都是干枯的枝條上綻放的新的花朵，就像早春的梅花。因此，文藝復興之後，人類的精神沒有回到古希臘，卻迎來一個全新的時代，儘管在新時代的陽光下還能時時聽到古希臘文化傳統的漲潮聲。
基督教神權政治曾用精神專制的鐵手，抹去了古希臘文化傳統，但它的這種努力最終失敗了。不過，文藝復興運動砸碎神權政治的枷鎖之後，卻並沒有試圖埋葬基督教精神，而只滿足於將上帝由權力之巔，放逐到心靈終極安慰的領域。這或許相當程度上是因為基督教主動實施了適應時代發展的改革，不過，基督教能夠繼續存在的另一個更重要原因，是西方知識分子在歷史大動盪之中，忠實地履行了知識分子的一項天職——在愛真理的同時，也愛自己的文化傳統。是的，在這個意義上的愛，是知識分子的一項天職。
就整體而言，西方知識分子準確認識到，造成中世紀黑暗的原因在於世俗權力與精神信仰的鐵血同盟，而不在於基督教精神的文化意義。因此，他們以外科手術般的精確性，在世俗權力和基督教精神之間作出切割，「讓凱撒的歸凱撒，讓上帝的歸上帝」。經過改革的基督教，和放棄了世俗權力的上帝理解到，必須在一個精神多樣化的世界中，與其它宗教的或者哲學的信仰同生共存。於是，基督教文化的生存權又再次受到時代的確認。作為西方文化之源的古希臘文明和基督教文明，開始共同為現代西方文化提供精神傳統的力量。
知識分子是民族的智慧之鏡。在命運的大轉折時刻，西方知識分子表現出的兩項智慧，使他們無愧於民族智慧之鏡的稱呼。我不知道，也還沒有時間對此進行考究——這兩項智慧是源於理性的思考，還是只源於智慧的直覺。然而，我看到，正是這兩項智慧，推動西方文化崛起為現代人類精神的主宰者。
第一項智慧可以如此表述：在任何情況下，都拒絕徹底否定和毀滅民族的文化歷史精神。
古希臘文明和古東方文明，曾以不同的個性表現出燦爛而豐饒的精神魅力。人類歷史本質上是文化史，文化的發展又以自由的精神創造為前提。基督教神權政治的絕對的心靈控制，否定了精神自由的任何可能。在極權主義之下徹底喪失精神創造可能的西方文化停滯在黑暗之中。這一停滯便是千年。千年夢醒之後，西方已經成為只配被東方文明斜視的野蠻的存在。
對於西方文化命運，基督教神權政治與千年停滯、千年罪惡是同一個概念。可是，當西方知識分子用「文藝復興」的聖火點燃中世紀黑暗之後，他們並不想焚燬那段歷史，而只是要讓歷史得到新時代的精神洗禮。在神權政治化為時間的灰燼之後，他們又通過保留基督教精神，延續了西方文化歷史的一個源流——他們對待中世紀的上帝，就像對待一個犯了大錯的孩子，在孩子認錯之後，就牽著孩子的手，把他領回溫馨的家。
在歷史命運最艱難的時刻，依然尊重自己的歷史者，必定受到現實的尊重。我不知道西方知識分子作出上述抉擇時，是否基於對一個真理的理解，不過，我分明看到這個真理在逼視我：歷史是一切重大精神命運的現實生存的基石——毀滅自己的歷史者，就是在毀滅自己現實生存的權利；詛咒自己的文化歷史，與詛咒自己現實存在的價值是同一回事。
處於近代史起點上的西方知識分子的第二項智慧可以作如下表述：任何文化形態或者成果都是人類智慧的結晶，都自有其精神魅力和價值；當任何文化形態或者成果成為歷史的罪錯時，犯下罪錯的必定不是其本身，而是附加在這種文化形態之上的特定的歷史命運。
正是基於上述理性的認知或者智慧的直覺，西方知識分子敏感到，中世紀的罪惡不屬於基督教這種文化形態本身，而只屬於世俗強權同基督教結盟的歷史命運。知識分子的這種認知昇華為時代精神，於是，神權政治的歷史命運被否定，而基督教精神在洗去世俗權力的污跡後，重歸文化形態的純潔。當基督教不再有能力以強權迫使人接受，而只能靠精神魅力召喚和吸引信徒時，她的精神能量反而更強大。放在足夠長的歷史中審視，強權總要敗於精神信念。
二、西方文化主宰人類命運
迄今為止，近現代文化史，是西方文化迅速崛起並主宰人類命運的進程。
近現代史有兩大主題：其一，西方文化征服東方文化的凱歌行進，和東方文化的歷史性潰敗，並趨於滅絕；其二，征服人類之後，西方文化中的兩大傳統，即古希臘的理性民主共和法治傳統，同復活的極權主義傳統之間的對峙搏殺。
在古希臘哲人的意識中，自然理性具有崇高的地位。哲人甚至認為，自由就是過符合自然理性的生活。僅此便可見自然理性同自由，這個至高無尚的哲學概念處於同一個層次。近現代西方文化主宰人類命運的進程，正是起步於古希臘理性崇拜的文化傳統——新的命運挑戰從古老的理性崇拜文化傳統中激發起創造意志，而從創造意志中湧現的精神成果，則為西方文化命運獲得強大的物性力量和實現社會正義，提供了思想的基石。
文藝復興運動將思想激活之後，對自然理性的古老崇拜，轉化為探索自然規律的強烈現實興趣——自然理性在古老的歲月裡就被理解為「邏各斯」，即自然規律的另一種表述。現實的探索之中，古老的自然理性則昇華為科學理性。
本質上，科學理性是人的理性能力對自然的物性規律的理解和運用。對物性規律的理解和運用，又必然以獲得強大的物性創造能力為歸宿。強大的物性創造能力正為西方文化在全世界的狂飆突進，創造了源源不絕的物質力量。科學理性使人在物質力量的意義上強大。因此，西方文化對東方文化的征服在一定程度上是物質力量的勝利。
從古希臘理性崇拜文化傳統中，還湧現出另一個對近現代人類命運發生重大影響的觀念，即人的理性至上。人的理性至上觀念走入時代精神的中心，理性便取代神性成為思想的標準，而人的權利則獲得主體的地位。人本主義擊碎了神權政治的極權主義鐵幕，擊碎了中世紀極權主義傳統以上帝的名義對思想和心靈自由的鐵血禁錮。源自古希臘的民主共和與法治理念，通過近代思想家的生命，不僅復活，而且用具有新時代特徵的內容，來表述關於社會正義的理想。
科學理性，給西方文化命運以征服世界的強大的理性力量；民主共和法治精神，給西方文化命運以主宰時代精神的正義性。強大的物性力量和社會正義，這是西方文化命運在近現代史中高飛的雙翼。但是，最終征服並摧毀中國文化的，卻既不是科學理性，也不是民主共和法治精神，而是復活的西方極權主義文化傳統。
西方極權主義文化傳統在現代史中的兩次復活，即德國納粹主義和共產主義，再次證明，以漫長的時間為背景形成的精神傳統，遠比歷史史實更堅硬。任何歷史史實都會隨時間而腐朽，但作為那些歷史史實之魂的文化精神，即使被命運埋葬在時間的鐵棺之內，卻也有可能還魂重生。
古希臘的哲人說，人不可能兩次趟過同一條河流。歷史命運也是如此。還魂重生的文化傳統必然按照時代的特徵變換自己的姿容；不變的則是文化傳統之魂，即根本的精神原則。
德國納粹主義雖然曾造成慘痛的歷史悲劇，不過，由於納粹肆虐的時間並不長久，而屬於納粹的悲劇已成過去，在此我們且忽略對它的討論。以共產主義運動的名義復活的西方極權主義文化傳統，則至今仍然構成人類的罪惡之源和苦難之源。
中世紀是西方極權主義文化傳統形成時期；形成時期的極權主義表現為基督教神權政治。通過共產主義運動復活的極權主義文化傳統，卻表現為世俗的理論和政治存在。
從古老的自然理性到近現代的科學理性，就理性本身而言，毫無疑問走的是一條向上的路。可是，科學理性在創造了強大的物質力量的同時，也排泄出物性實用主義的意識。當這種意識以強大的物質力量的名義成為普遍的生命哲學時，人就由精神的存在降低為物性的存在——在物性力量的意義上強大了，在精神上卻受到貶低。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馬克思選擇源自古希臘的另一個哲學傳統，即唯物主義，作為共產主義的哲學基礎；選擇經濟發展決定論，即物性宿命論，作為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的現實邏輯。唯物主義顯然是對宗教的否定；物性宿命論也不會把人類導向基督教的天堂。然而，正是這些意識形態的巨大反差，深深掩蓋了中世紀基督教神權政治同共產主義之間的精神邏輯聯繫，使人們很難認清兩者在西方極權主義文化傳統上的承續關係。
不過，只要讓思想穿越表象的黑暗叢林，我們便可以發現，共產主義同中世紀基督教神權政治的精神原則高度一致。那種越過千年時間的廢墟呈現的一致性，分明在講述同一個極權文化傳統。
中世紀神權政治同共產主義都確立某種終極真理，並形成終極真理與強權的鐵血同盟；它們都追求用終極真理對人的心靈實施絕對控制，讓強權的專制深入到人類心靈之中；為達到對人的絕對精神控制，它們都對思想進行審判，用殘酷至極的方式摧殘、虐殺自由的心靈；它們都仇恨思想自由，都不能容忍精神多樣性，都追求以屬於它們的終極真理的名義，用鐵血暴力征服世界，消滅其它精神存在；它們都在神聖的理想主義的旗幟的掩蓋下，將凶殘的獸性和腐敗的貪慾發揮到極致；它們都組建一個自稱擁有真理和高貴品德因而高於普通人類的特權階層，來實現極權統治，只不過一個群體叫作教士，一個群體稱為共產黨員。
西方極權主義文化傳統之所以能夠在被歷史埋葬之後又復活，其強大的生命力是來自人類心底裡的最黑暗的本能衝動。只要人類存在，這種本能衝動就存在，並成為極權主義的心理動因，而西方文化傳統為這種心理動因轉化為現實的政治存在，提供了最為適用的文化形式。
人類最黑暗的本能衝動就是無盡的貪慾。當貪慾膨脹到除了試圖壟斷世界的一切資源，還要壟斷人類的精神時，或者說試圖通過奴役人類的心靈來擁有世界時，隱藏在人生命深處的貪慾便達到了極權主義的心理起點。但是，由起點到現實之間還需要一座偽道德的橋樑。
人是道德的動物——這個判斷即意味著喜劇，也意味著悲劇。喜劇性在於，人類因理解道德而獲得獸群之上的獨立的心靈命運；悲劇性則在於，道德常被人類用作發洩獸性的虛偽的藉口，因為，人只有在道德的帷幕之後才會心安理得地肆意展現獸性。
極致的貪慾中不僅充滿對強權，對奴役人類心靈和壟斷世界的渴望，而且沸騰著利用強權發洩殘凶的獸性和滿足腐敗的物性享樂的願望。但是，只有披上道德的金袍之後，極致的貪慾才可能上升為時代精神，並主宰人類的命運。
西方文化的特點之一，就是為試圖控制人類心靈的極致的貪慾，創製極具魅惑力的道德理由——中世紀神權政治的道德理由是上帝的救贖和天堂的召喚；德國納粹的道德理由是美化、強化和淨化人類；共產主義的道德理由則是解放全人類和實現人類最美好的社會。
西方文化中湧現的種種崇高的政治道德體系同極致的貪慾的結合，就構成西方極權主義文化傳統命運的現實軌跡。只要人類貪慾惡性發展的趨勢還沒得到某種心靈力量的根本性控制，只要西方文化還沒有對自己道德偽善性的根源作出深刻的反思，西方極權主義文化傳統就不會最終成為歷史棺木中的枯骨。
西方極權主義文化以共產主義的名義復活之際，正值西方文化挾科學理性創造的強大物質能量，橫掃東方文化之時。東方文化傳統的大潰敗，以及中國知識分子整體上對文化祖國的背叛，使中國成為精神的低地。共產主義思潮從歷史的高峰洶湧而下，湧入中國；在中國，西方文化的勝利竟表現為共產主義理論的精神和政治的絕對控制。
顯然現代意義上西方和東方的對抗與矛盾，不再具有東西方文化的價值，而只是一個單純的地理概念。在文化的意義上，現代的所謂西方和東方的對立，主要是西方文化的自我對抗，自我矛盾，即源自古希臘的民主共和法治的文化傳統，同源自中世紀神權政治的極權主義文化傳統之間的現實抗爭。在中國皇權的殘垣斷壁間建立起的共產黨極權專制，是西方極權主義文化傳統的政治象徵和精神價值的代理人；中國文化傳統精神基本上已經成為歷史的遺蹟。
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真理一旦獲得不容置疑的權威，真理也會腐敗。一個由西方文化主宰的世界，極需以精神多樣化的名義提出的質疑。
三、中國的黑暗時期
對於一個人，心靈之燈熄滅了，生命就陷於百年不散的黑暗；對於一個歷史命運，文化傳統一旦滅絕，她就進入黑暗時期。被稱作「中國」的歷史命運，現在正處於黑暗時期。
近代，西方文化腳踏科學理性創造的巨大物質能量，登上歷史的制高點，俯瞰東方。作為一種古老文化命運的中國，面臨從未有過的關乎生死存亡的嚴酷挑戰。
過去的歷史中，中國也曾多次受到北方遊牧民族的入侵，甚至被征服。不過，由於遊牧民族處於文化的弱勢地位，所以他們對中國的征服只具有軍事的價值。從文化的角度審視，軍事的勝利者卻成為被征服；中國歷史之魂——文化傳統，則得以沿續和發展。屬於遊牧民族的皇權在文化的意義上卻仍然屬於中國，這個存續萬年的歷史文化命運。
中國面臨的近代史上的挑戰與以往完全不同。對中國造成威脅的，不僅是來自西方的巨大物質的能量，而且是來自西方的具有幾乎同樣悠久歷史的文化存在。以深遠的歷史背景為依託的西方文化命運，一旦得到強大物質能量的充實，她所要征服的終極目標就不只限於土地——她最終要征服的是心靈。中國命運面臨的威脅，是中國心靈的滅絕，是中國文化的消亡；心靈的滅絕意味著萬劫不復的死亡，文化的消亡意味著萬年歷史之魂的湮滅。
人不怕失敗，只怕自信被失敗擊碎。歷史命運也是如此。一個具有深遠歷史感的文化命運必然會多次登上成功的峰巔，也會多次陷入失敗的低谷。應對失敗的挑戰時，只要用自信鍛造出搏戰的意志，就可能殺出歷史的絕境死地，重新成為命運的主宰。對於一個歷史文化命運，維護自己的生存與尊嚴的搏戰意志的鍛造者，正是以她為心靈故鄉的知識分子。然而，當中國面臨最嚴酷的命運挑戰時，近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卻從整體上背叛了自己心靈的故鄉和文化的祖國。
幾百年前，經過中世紀千年長夜中的蹣跚，西方文化命運也曾走到絕境。面對文化命運的危機，西方知識分子基於對心靈故鄉和文化祖國的深摯之愛，用古希臘羅馬文明的原則，點燃精神創造的激情與靈感，從而引導西方文化命運走出困境，走向歷史的輝煌。在最艱難之點上，西方知識分子不僅表現出追求真理的獻祭精神，也表現出對歷史文化傳統的崇高敬意；這種對文化傳統的尊敬不僅表現在復活古希臘羅馬文化所作的創造性努力之上，同時也通過對基督教文化的態度表現出來。
基督教神權政治本是中世紀黑暗的萬惡之源。然而，西方知識分子並沒有歸罪於基督教文化精神，而是準確認定，罪惡者只在於神權政治。當強權與基督教分離之後，基督教精神又被作為一種文化傳統保留下來，並成為人們心靈的導師。
知識分子對文化傳統的尊重，為西方文化贏得了未來的尊重；西方文化能夠取得主宰人類精神命運的權威，相當程度上取決於西方知識分子在歷史的艱難時刻對文化祖國的忠誠，對精神家園的信心，對自己文化傳統的尊重。歷史證明，任何現實的輝煌，都必然來自在傳統基礎上的創造；背叛歷史者，不會擁有未來，並將受到現實的嚴厲懲罰。
很遺憾，近代史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的主體，是背叛文化祖國的一群。他們通過惡毒詛咒文化的祖國，來表達他們的才華；他們通過對自己的文化傳統掘墓鞭屍，來證明他們的先進；他們熱衷於作精神乞丐，向西方乞討真理；他們想把自己的心靈換作西方文化式的，並讓他們枯黃的臉成為西方文化的表述——他們違背了知識分子的最基本的道德倫理：忠實於真理，同時忠實於心靈的故鄉；熱愛真理，同時熱愛文化的祖國。
更重之點在於，中國知識分子踐踏並棄絕中國文化傳統，渴望西方文化的拯救和主宰，也違背了精神自由的最高原則——精神形態的多樣化，是人類自由的前提和結果；如果接受某一種精神形態的絕對權威，這種精神形態即使是絕對真理，也會變成精神暴君，而人類則因此喪失精神自由發展的可能。
我說過，背叛歷史者不會擁有未來，並將受到現實的嚴厲懲罰。中國知識分子確實受到了懲罰。他們作精神乞丐，向西方乞討真理，而最終為中國乞討到的，竟是復活的西方極權主義文化傳統的現代表述，共產主義。
現實就是以這樣殘酷的方式，懲罰中國知識分子對歷史的背叛，對文化祖國的背叛。
二十世紀中葉，共產黨依照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在中國建立起體現西方極權主義文化傳統的暴政體系。以此為起點，中國淪為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和文化殖民地；中國人喪失文化的祖國和精神的家園，走上精神和文化亡國奴的命運之路。
中共暴政的憲法序言中規定，中國人必須以來自歐洲的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並接受共產黨對國家權力的壟斷。這意味著，暴政強權要用鐵血暴力維護馬克思主義的絕對真理的地位，而馬克思主義則以絕對真理的名義，證明暴政強權的合理性；這意味著，馬克思主義實際成為中國的國教，中世紀歐洲的政教合一的極權專制又在中國重現；這意味著，西方極權主義文化傳統通過馬克思主義借屍還魂，並獲得主宰中國命運的暴力形式；這意味著，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人的精神暴君和心靈的控制者。
西方極權主義的基本特徵之一，便是通過一個自稱掌握絕對真理的特權階層，實現對社會的鐵血統治和精神控制，只不過這個特權階層在中世紀稱作教士，在現代中國表現為共產黨官僚集團。
中共暴政同中世紀歐洲神權政治一樣，有一顆仇恨精神多樣化的心。從建政之日起，中共暴政就從沒有停止利用各種形式的精神整肅和政治迫害，來審判思想，摧殘自由的人格。幾乎每一次精神整肅和政治迫害的鐵血鋒芒，最終都指向中國文化精神。
只有摧毀中國文化精神，才能實現馬克思主義對中國的絕對精神專制。在謀殺中國文化精神的過程中，暴政不僅將國家暴力的屠刀運用到極致，而且還鍛造出兩柄精神之刀，即被暴政嚴格控制的國民教育體系和媒體宣傳體系。以西方極權主義文化傳統為魂的中共暴政，利用國民教育和媒體宣傳體系這兩柄無形的刀，剜出中國人的高貴的中國文化之心，並給中國人換上西方極權主義文化的腐爛的獸心。
在中共暴政的摧殘之下，中國文化精神的頭顱被砍掉了，承載中國文化精神的心靈凋殘了。文化精神是民族之魂。文化精神一旦死去，中國人就變成無魂的行尸走肉，變成西方極權主義文化傳統的政治和精神奴隸，變成文化的亡國奴。曾經在歷史的蒼穹上照耀萬年的中國文化的金日，被歷史所埋葬；文化的太陽熄滅之後，中國的命運隨即陷入無邊的黑暗，那是屬於歐洲中世紀的黑暗。
有一種觀念認為，現代中國的專制源自中國皇權文化傳統，是中國專制政治的歷史延續。在我看來，這種觀念不是愚昧，就是對中國文化精神的居心叵測的栽贓陷害。而歷史事實與我一致。
一個基本的事實在於，近現代史是西方文化在全球範圍內的盛裝凱旋和中國文化崩潰並趨於滅絕的歷史；包括皇權文化在內的中國文化精神已經被馬克思主義滅絕，中國的文化史的命脈已被暴政斬斷；中國現代專制的精神基礎和具體政治結構不是中國皇權文化的，而是馬克思主義的—— 中共強權是在中國文化精神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西方極權文化的政治象徵。因此，應當對現代中國專制的罪惡負責的，不是中國傳統文化精神，不是中國歷史上的皇權文化，而是西方極權文化傳統的現代表述——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政治、文化實踐的罪惡歸之於中國文化傳統，違背歷史事實的邏輯。
權力意志是文化精神的表述形式之一。現代中國專制的權力意志由中共官僚集團作為生命載體。當我們用思想之刀剖開中共官員黑暗的心，我們能看到什麼——我們能看到的，是植根於古希臘文化的唯物論；是具有西方傳統哲學個性的宿命論；是源自西方文化的經濟決定論；是與基督教神權政治一脈相承的對精神多樣性的仇恨，和對控制人類心靈的強烈慾望；是同中世紀主教一致的偽善，和隱藏在偽善之後的凶殘與墮落。在現代中國專制權力意志的生命承載者的心中，即中共官員腐爛的心中，我們能發現的，只有西方文化的基因。因此，中共暴政在文化意義上，是一個外來政權。
只要稍作對比就不難發現，中世紀歐洲教士與中共官員在人格狀態上驚人地相似，但是，中共官員卻比中世紀教士更狡猾，更偽善，更具實用主義。這或許是由於唯物主義拜物論具有趨向無恥的實用主義的天性。中共暴政在用極權主義鐵手扼殺中國文化精神之後，又將中國文化的屍骸製成政治木乃伊。在需要用民族主義欺騙中國庸眾時，中共暴政就會用這具無魂的乾屍，作場面豪華的表演。中國文化，一個輝煌的歷史命運，死後的屍骸卻仍然要被強權所利用，維護西方極權主義文化在中國的政治統治——難道歷史不應當為這種文化的大悲劇，而作徹夜長哭嗎。
中共暴政的實用主義還表現在經濟改革之上。為維護極權主義的政治存在，中共暴政放棄了馬克思的計劃經濟理論，實行權力貴族壟斷的市場經濟。有人據此斷言，中共暴政已經不再信奉馬克思主義。但是，這種斷言淺薄而荒謬。
馬克思主義的本質在於極權政治。而在這個關鍵之點上，中共暴政沒有任何政變。中共暴政仍然堅守精神形態與強權結盟的極權主義政治形式，仍然堅持對人的心靈的控制和仇恨精神多樣化的原則；仍然沒有放棄對思想的審判和對自由心靈的迫害；仍然固守特權階層對政治的全面控制和對社會的獨裁專制——屬於西方極權主義文化之魂的一切都沒有改變。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經濟體制的改變，不僅不表明中共暴政的非馬克思主義化，相反，卻表明中共暴政更加馬克思主義化。因為，經濟體制的改變更有利於強化極權主義的政治存在，而極權主義的政治存在為馬克思主義對中國實施精神文化的殖民統治，提供了生存的基本要素。
中國早就喪失了國魂。作為文化歷史命運，中國已經湮滅；作為一個文化概念，中國正消失在歷史的天際。文化之光黯然熄滅之後的黑暗中，那些在鐵鑄的絕望上撒種中國文化復興希望的人們，同時也播種另一個中國文化時代的朝霞。
（未完待續）
──轉自《自由聖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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