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小夏:總統大選中為華人舉辦的一場辯論

附錄:「那個女人」不尋常

龔小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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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1月5日訊】十月二十八日,離總統大選投票只有一個星期,華盛頓地區專門為華人舉辦了一場辯論會。由於偶然的原因,我被麥凱恩的班子推出來參加了辯論的一方,雖然我依舊登記為民主黨人,而且在國會和地方選舉中多數支持民主黨的候選人。

這中間有個陰錯陽差的很好玩的過程。

我想,我這個人大約屬於「極端中間派」,太右了和太左了的政策我都不喜歡。這也是我為什麼會在本次選舉中支持麥凱恩的原因。我有一些民主黨的朋友也決定這樣做,但是都有點不敢聲張。一個星期前,我們一起到麥凱恩的競選總部幫忙。當時有位CBS的亞裔記者來做採訪。我的民主黨朋友躲到了一邊,害怕上電視給他們引來麻煩。共和黨總部的人問我是否可以接受採訪。我說,到美國來選擇的就是自由,如果連心裡的話都不敢說,要這個自由還有什麼用。大不了曝光之後有人將我的車玻璃砸破(這種事情在其它地方發生過多次),那我也還陪得起。於是,我和記者談了大概二十分鐘。我說,將選票投給麥凱恩的原因,主要是我非常不喜歡奧巴馬的高稅收、高福利、大政府政策。如果一個政府允諾將富人的財富分配給窮人、將人們的生老病死都管起來,這個社會也就沒有了活力。這點是有歷史經驗教訓的,而且我自己也有親身體驗。後來,CBS在二十多個亞裔集中的大城市裡播放了幾分鐘我的專訪。

本來以為話說出去就算了,但是共和黨亞裔活動的負責人找到我,問我是否願意代表共和黨出席這場華人中的辯論會。民主黨那邊的人在組織好之後,通知共和黨這方面去人。共和黨的人感到有點倉促,因為所有的政策負責人都有各種各樣的活動安排。而民主黨方面則派去了奧巴馬在國會中的辦公室負責人,是個華裔,以及他在亞洲問題上的主要顧問,是個有政治學博士學位的小伙子。共和黨則希望能夠有一兩位亞裔支持者特別是移民,從選民個人的角度去談他們關心的實際問題。他們問過的一些第一代移民雖然很熱情地支持麥凱恩,但是擔心上台用英文辯論腦袋會比別人慢半拍,所以不願意出頭。

我對共和黨的人說,他們必須清楚,我仍然是民主黨人,兩黨有許多政策我都不同意,只不過是這次在衡量過兩邊的政策和基本哲學之後,我作出支持麥凱恩的決定。在台上如果碰上有關我不同意的共和黨的政策——比如限制墮胎——,我肯定會說出我自己的意見。如果他們能夠接受,我就會去,到時別怪我說話不中聽。

本來以為這樣一說,他們肯定會猶豫,想不到共和黨的人竟然一口答應了。於是,我就這樣成了共和黨辯論代表隊中的一員。另外兩個人,一個是在銀行當理財顧問的韓國人,另外一個則是麥凱恩競選團隊的資深成員。奧巴馬那邊的三個人,除了上面提到的兩位之外,還有一個馬里蘭州當地的華裔代表。六個人裡面,只有我是成年之後才到美國來的第一代移民。

這場辯論有點不對稱。問題都是組織者早已準備好的,每個問題的時間也只有三分鐘或五分鐘。對方的人基本上是在重新宣講奧巴馬已經說過很多次的各種政策,我和那位韓國老兄因為不是政策顧問,所以基本上是從我們作為選民的角度來談這些政策對我們的影響。大概有點自說自話的意思。這位韓裔理財顧問回答了許多關於稅收的問題,許多方面我也是第一次知道。比如,他指出奧巴馬的稅收政策自動給每個收入四、五萬以上的人加了大概百分之三至五的稅,因為他已經宣佈要取消布什的減稅,等等。

辯論中的社會政策我們這一方是由我來闡述的。通常來說,我在這些問題上不是特別會動感情的人,但是其中的一個議題的確有點令我生氣。這個議題是「Affirmative Action」。奧巴馬說,他上台後將會任命一些亞裔法官。對方辯論團隊的人說,奧巴馬堅決支持Affirmative Action,也就是在入學、政府僱用等方面給予少數族裔以一定名額。他上台後將對華裔非常友好,因為他自己有華裔的親戚。他重用過很多華裔的人,以後也會重用華裔。

我說,華裔不需要別人專門照顧。看看美國的法學院和律師行業,就知道那裡面有多少出色的亞裔面孔,有多少人有資格當法官。由於有種族名額制度,亞裔的孩子分數要比別人高一大截才能進入同樣的學校。我們不要在種族之間平等分配,只要人人機會均等。

這次辯論進行了兩個小時,來參加的大概有一百人。我不知道雙方說服了多少選民,不過這也是在華裔社區中一個很好的嘗試。不過,我在離開會場的時候,我看見本地民主黨亞裔的負責人。我上去打招呼,卻被她狠狠地罵了一句:「你竟然轉到惡魔那一邊去了!」

面對如此無可理喻的人,我當然只好逃之夭夭。趕到停車的地方去,車窗戶還完好無缺,於是鬆了一口氣。

(這是我在辯論之前接受的電視採訪。文章中提到的CBS的另一個採訪,我還沒有在網上找到。看不到視頻的請到以下鏈接://www.wusa9.com/video/default.aspx?aid=66894)

附錄:「那個女人」不尋常

作者:龔小夏

十月二十七日星期一晚上,我接到一個朋友的電話,她是奧巴馬的熱情支持者。不久前我們說好,見面的時候少談政治,以免傷感情。不過這次她劈頭蓋臉地問了我一句:

「你為什麼會坐在那個女人身邊?」

「那個女人」指的是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佩林。當天的一個群眾大會上,我坐在她身後,在電視上看起來就像是在她身邊。

在過去的競選中,還很少能夠看到有那麼多人對一個初出茅廬的候選人懷著如此近乎刻骨的仇恨。在民主黨的一些圈子裡,「那個女人」幾乎成了佩林的代稱,似乎佩林根本不配有自己的名字。尤其是激進婦女團體的成員,從佩林出台那天,就下定決心,不將她毀掉就不罷休。

佩林州長出身於普通家庭,沒有依靠美貌和婚姻來躋身上層,靠著自己的努力,從最底層開始,一路當上州長。她整頓了腐敗,平衡了預算,將一個州管得有條有理,得到州內百分之八、九十的選民的支持。同時她還是一個撫養著五個孩子的幸福的母親和妻子。她誠實地遵照自己的信仰來生活,但又沒有在獲得權力之後將自己的信仰通過立法和行政手段加諸他人。從履歷上看,佩林實在是婦女解放運動的楷模。

左翼不喜歡佩林,自然有意識形態的原因,但是左翼人士特別是婦女運動的激進分子對佩林的仇恨,更多是因為他們看到了佩林體現出來的威脅。左翼婦女運動之所以能夠存在發展,是因為這個運動宣稱自己代表了受壓迫的婦女。換句話說,婦女受壓迫的地位,是這個運動及其派生出來的大大小小各種組織和利益集團獲得權力和影響的根源。而如果婦女不再受壓迫,不再是「第二性」,這些團體的存在就失去了意義,就不能每年從政府和捐款人那裡獲得數以億計的資金,就不能利用自己的角色來操縱各級選舉。所以從這個角度說,一個婦女權利全面實現了的社會,是激進婦女運動的敵人。

類似的情況也存在其它各種下層社會運動中。這些運動目的的實現,往往就意味著運動的死亡。許多激進的運動最後變成了社會的反動,原因也就在這裡。這真是理想主義的悲哀。

──原載《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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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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