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大屠殺後的中國大陸，經濟領域發生了巨大變化，其程度遠遠超過了八十年代。

中國高層發展經濟的主要動力，來自鄧小平為了挽回六四屠殺所造成的個人權威和政權合法性的急遽流失，他企圖用經濟贖買來維持政權穩定，提出「發展是硬道理」。

沉悶的氣氛一旦從經濟上被打破，接下來的變革的主要動力，就是從八十年代開始出現的權貴家族牟取暴利的利益驅動。

正是權貴們的貪婪，激發起人們發家致富的慾望，攪沸了全民性的金錢夢，推動著中國經濟的畸形高速發展。年均9%以上的發展速度堪稱「經濟奇跡」。

中國特色

雖然，中國經濟的發展有賴市場化和私有化，但中國式的市場，不是法治市場化而是的權力市場化，權力成為配置資源的主要方式，按資本分配的背後是按權力分配。中國式的私有，不是合法合德的私有化，而是強盜式私有化。房地產市場逐步開放變成權貴圈地運動，政府操控的金融市場變成權貴們一夜暴富的東方樂園，新經濟的異軍突起為權貴們開拓新的暴富機會，也造就了依附於權力的年輕富翁。

與此同時，國有企業改制過程中的「掌勺者私分大鍋飯」，讓太多的國有資產流入極少數權貴的口袋；那些高利潤的壟斷性行業，也大都掌握在幾個權貴家族的手中。

中共政權的財政收入增長之快，不但遠遠超過GDP增長的高速，更是遠遠超過居民收入增長的速度，官權變得越來越財大氣粗，以至於滿世界撒錢。與此同時，中國權貴們的私人財產積累速度之快，可以讓任何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家相形見絀，一夜暴富的金錢神話遍及中共權貴家族。

代價昂貴

中國式發展以無視個人自由權利和社會公益為代價，受益於這種高效率發展的階層主要是權貴集團，平民百姓的溫飽不過是殘羹敗葉。

與此相對應的是把生存權放在首位的畸形人權觀，也就是服務於政權穩定及權貴利益的中共特色的人權。

中共不惜動用一切資源保持政治穩定，正統意識形態崩潰帶來的是極端機會主義和實用主義的統治，只要能保住獨裁特權和掠奪更多的財富，怎麼幹都行。

策略剖析

寡頭獨裁的統治策略分解為五個相互聯繫的方面：

一是以民族主義為新的意識形態紐帶，把大國外交和大國崛起的官方口號與反美反日反台獨捆綁在一起。與此同時，引導整個社會向皇權時代回歸，偉大的帝王與偉大的盛世變成大眾文化的主旋律。

大動亂之後的發展經濟是休息養生，對未來的小康承諾是溫飽知足，和諧社會是傳統太平盛世的翻版，八榮八恥的德治迎合儒家傳統。

二是向「一切向錢看」的原始資本主義的突進，中共鼓勵發財致富，整體性政黨之利益分化為派別利益，整體性國家利益分化為特權集團利益，集團利益又最終量化為權貴家族及個人德利益。

中共不再諱言牟利，不再迴避代表大資本，利益驅動代替意識形態動員而成為社會整合的紐帶，也成為衡量官員的政治效忠、施政政績和統治效力的標準，公權私用的腐敗已變成中共機體的癌症。

對於現在的中共集團來說，「錢，就是最大的政治。」因為，有錢，才能確保政權的穩定和權貴們的利益，才能穩定中心城市和收買精英，才能滿足人們一夜暴富的貪婪和平息弱勢群體的反抗﹔有錢，才能在外交上與西方國家討價還價，才能收買無賴小國以便換取其政治上的支持。

三是放縱物質上的奢侈消費和文化上的輕浮調笑。

一邊是消費領域不斷地放出「天價衛星」，名車、名表、豪華別墅、消費文化活躍了，一邊是被虛幻的繁榮和真善美所包裝的平庸化大眾化，成為回報甚豐的產業，主宰了文化市場，它的小品化的調笑和輕鬆，與意識形態主旋律灌輸的聲嘶力竭默契配合，營造出由專制制度刻意縱容的享樂主義，散發著喪心病狂的惡俗、冷酷和野蠻。

四是在政治上嚴禁一切政治異見，特別是對有組織的民間挑戰更為嚴厲。

在中共對民間自治組織的嚴酷打壓下，脫離黨組織和國家單位的個人，雖然有了一定的私人空間，但在公共領域並沒有形成組織化自治化的民間社會，而是再次變成了分散的原子化分子，根本無法形成獨立的組織化民間力量，也就談不上與高度組織化的執政黨和國家政權相抗衡。

五是對知識精英進行利益贖買。六四後，中共對在八九運動起到巨大作用的知識精英，先以血腥鎮壓恐嚇之，繼而以利益誘惑之，很快就將知識界變成了屁股決定腦袋的犬儒。

在內心深處，他們也許會拒絕現政權的意識形態，甚至鄙視現政權，但現實利益的大誘惑和恐怖政治的高風險，又讓他們必須依附於現政權，在公開表態中承認和擁護現政權，積極向權力和資本靠攏，不放過任何攀權附貴的機會，也不再諱言公開為權貴集團辯護，不再羞於自覺地充當資本化政權的意識形態化裝師，知識與權力與資本已經結成三位一體的利益同盟，也讓知識精英迅速加入到發財致富的行列。

社會成本

所以，中國經濟領域的巨大變化，表面上是廣泛而深刻的，實質上卻是跛足而膚淺的，其主要特徵是量的擴大而不是質的提升。

隨著經濟的高速增長，社會生活和人性品質的綜合質量，並沒有同步提升，道德水準、思想活力、社會關懷和公共參與，都遠遠不如八十年代，中國正在向那種最壞的裙帶資本主義狂奔。

權貴們幾乎是肆無忌憚地瓜分著由所謂的國有資產轉化而來的黨產，精英們幾乎是毫無廉恥地為權力和資本辯護。

八十年代來自黨內開明派、自由知識界、熱血青年、有道義追求的民營經濟界、民間持不同政見者等共同構成的推動政治改革的現實的和道義的合力已經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單純的經濟利益所驅動的單項經濟改革。

在這樣的「經濟奇跡」背後，是制度腐敗的奇跡、社會不公的奇跡、道德淪喪的奇跡、揮霍未來的奇跡，不僅是經濟成本和人權成本極為高昂的奇跡，更是社會綜合成本難以估量的奇跡。(//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