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28日訊】2008年8月30日，作家索爾仁尼琴在莫斯科辭世。

世界各大通訊社和報紙報道了這個消息，猶如報道一艘巨輪在伏爾加河突然沉沒。在莫斯科，前往弔唁的民眾並不算多，且多為中老年人；不過，政府當局是重視的，總統梅德韋傑夫和總理普京都出席了葬禮。在俄國歷史上，似乎沒有哪一位知識分子作家，能像今天的索爾仁尼琴這樣享受國葬般的待遇。

索爾仁尼琴的著作，最早的漢譯本，當是作家出版社1963年2月出版的《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和1964年10月出版的短篇小說集，屬「黃皮書」 一類。三卷本《古拉格群島》由群眾出版社出版於1982年，當時，版權頁上一例清清楚楚印有「內部發行」的字樣；前年重版，版權頁仍然註明︰「內部發行 」。

《古拉格群島》全書結構宏大、厚實、沉重，而且真實得可怕，堪稱一座獻給時代全體受難者和受害者的紀念碑。1945年間，索爾仁尼琴因在通信中表達對斯大林的不滿，結果在前線被捕，度過長達八年的勞改生涯。據他所述，《古拉格群島》的資料來源，除了個人的勞改營經歷以外，還包括了二百二十七人的口述、記憶和書信在內。從卑瑣的日常生活到繁博的圖書學上的依據，索爾仁尼琴在書中展開蘇聯境內勞改營、監獄和邊地歷時四十年的奴隸苦役的全景。他不但記錄了苦役犯肉身勞作、經受各種折磨直到被徹底消滅的實況，而且描畫了眾多靈魂在壓力和苦難中遭到嚴重扭曲的情形；不但揭開了高牆鐵網下的秘密，而且因為國安部的全面控制，縱橫密佈的「下水管道」的相關性，深入到極權社會的廣大層面。在似曾相識的敘述中，他讓我們看到，恐懼是如何使背叛、告密和說謊成為一種生存方式。無論在勞改營，還是在機關、學校和家庭，無論是犯人還是「自由人」，都逃不過同一命運的懲罰。「古拉格」是蘇聯國安部轄下「勞改營管理總局」俄文字母的拼音縮寫，但從此，便成了一個專有名詞，一個代表，一種象徵，正如奧威爾《1984》中的「老大哥」一樣。

1970年，索爾仁尼琴被評為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在獲獎演說中，他說︰「一句真話要比整個世界的份量還重。」他又在回憶錄中坦承道︰「我一生中苦於不能高聲講出真話。我一生的追求，就在於衝破阻攔而向公眾公開講出真話。」可以說，正是說真話，構成為他的著作的全部重量。

在正常社會中，講真話只是一個道德問題，但是，在警察國家裡則首先是一個勇氣問題。索爾仁尼琴是有勇氣的。他的「講真話」，便迥乎不同於別樣的作家，僅限於憶述禁錮時代與私人問題相關的某些具體的行為、對話、場景，根本不想去觸及社會制度的真實的本質。而索爾仁尼琴，他集中加以暴露的，惟是蘇聯社會中 「非人的殘暴統治」，大量的反人權、反自由、反人類的現象，種種暴力與謊話，與現代極權制度的核心部分密切相關的事實。他講的真話，涉及國家犯罪，最高統治集團犯罪；惟是這種合法性犯罪，才有可能導致罪惡的擴大化。所謂「真話」，除了真誠，就是真實和真理。真理是不承認任何權力與權威的，這樣，說真話本身便意味著一種堂吉訶德式的挑戰，以及由此帶來的風險。不存在風險性的真話，是沒有社會價值的。

《古拉格群島》有一個情節，寫高爾基的索洛維茨島之行。索洛維茨島是蘇聯著名的勞改營地，在這裡，犯人受到非人的虐待，凍死、炸死、燒死是常有的事，還曾發生多起逃亡事件。逃犯在國外著書揭露島上種種劣跡，當然這是有損於蘇聯形象的誹謗了。政府當局讓剛剛回國的高爾基上島考察，目的是利用他的證詞，對那些攻擊性言論進行駁斥。海燕來了！島上的所有犯人簡直像期待大赦般地期待高爾基的出現。他們以為他可以堅持正義，可以管教一下管理者，讓他們肆虐的行為有所收斂，可是，怎樣也意想不到他會順從克里姆林宮主人的意志，以至無視他們的存在。在兒童教養院，一個14歲的男孩子花了一個半鐘，把島上的一切告訴了他。他聽了，老淚縱橫，一副悲憤的樣子；等到他登船離岸，男孩子就被槍斃了。然而，這位文壇領袖，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奠基人，是無需為這些負責的。他做了一個漂亮的轉身，然後發表文章，稱索洛維茨島的犯人生活得很好，改造得也很好。

群島頭一項大工程是開鑿溝通白海和波羅的海的白波運河，這項工程，是由斯大林親自下令安全部頭子雅戈達執行的。索爾仁尼琴寫道︰「斯大林需要的是在隨便什麼地方搞一項由犯人施工的大工程，它將吞噬許多勞力和生命，具有毒氣殺人室的可靠性，但比它便宜，同時又可以留下一座屬於他的朝代的金字塔式的宏偉的紀念碑。」運河於1931年冬開工，至1933年夏竣工，在不足兩年的時間內，死掉了三十萬人。是年8月，一百二十名作家集體遊覽了運河，事後由三十六人組成寫作組，在高爾基的領導下，趕製了一部《斯大林白海波羅的海運河修建史》。這部集體撰寫的歷史著作，居然以毫不含糊的口氣，宣稱︰運河施工沒有死一個人！

即使高爾基在十月革命後寫過《不合時宜的思想》，營救過不少作家和知識分子，然而如此的粉飾太平，也是不可以原諒的。一個優秀的作家為什麼會給斯大林唱起肉麻的頌歌來的呢？索爾仁尼琴用了最低下的動機——物質欲——進行解釋。他認為，高爾基為了獲得更大的聲譽和金錢，就必須坐定全國作家協會的頭一把交椅，接受一切附帶條件，自願充當斯大林和雅戈達的俘虜。

政治高壓可以培養忠順的奴才，也可以造就反抗的奴隸。迫害的絕對性，使人於無路可走之際不得不面對自我，依賴自我而無須怯懦。除了《古拉格群島》之外，索爾仁尼琴有影響的作品包括《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第一圈》、《癌病房》等，都屬於「勞改營文學」。他與高爾基走的是兩條完全不同的道路。他逆風而行。

在索爾仁尼琴獲得諾貝爾獎之後，文學界有一種議論，認為這是冷戰的產物，於是用意識形態的大棒扼殺作家應有的道德良知，甚至因此否定索爾仁尼琴作品的文學價值。文學，一個最基本的特徵，就是用內心體驗的語言建構的。索爾仁尼琴的作品，不但廣闊而精細地描述了人間最底層的監獄生活，人類最深重的災難，而且對於暴政下的災難，迄今還沒有一個作家像他這樣懷有刻骨銘心的仇恨和痛苦。然而，他並不曾因此而對人類失去信心，他還讓我們看到，在那些瀕臨絕境的人們身上，依然保持著美好的人性，充滿愛慾、悲憫與柔情。

在極端的年代裡，索爾仁尼琴創造了一種苦難美學。

堅持與政府作對的立場，肯定吃不到好果子，只好到處踫壁，直到被置於萬劫不復的境地為止。

索爾仁尼琴不是不知道「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是寫上憲法的謊言，但是，事關無可數計的被害者和死難者的集體記憶壓迫著他，使他無法靠說謊過日子，安然享受一個公民的被賜予的「自由」。他最反感於一種所謂「不要翻舊賬」的論調，而把個人寫作看作是對有意或無意的遺忘的抵制；他認為，寫作必須忠實於記憶，何況這些記憶中的事實並沒有成為過去，作為現實的連體，仍直接威脅著人們當下的生存。這個明確而堅定的寫作觀念，從一開始，就決定了索爾仁尼琴的作品有別於幾乎所有登場扮相於官方出版物的文學的特異的品質。

因為政府是慣於說謊的，所以「說真話」的行為本身是反政府的。這樣的作品，在現行出版制度中根本無法出版。中篇《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所以能夠發表，是因為這樣的「受迫害的文學」與當時的「非斯大林化」的形勢正相契合，得到最高領導人赫魯曉夫特別批准的緣故。僅此一篇，幾年後也遭到了公開批判。他開始躲避克格勃，躲避熟人和朋友，甚至躲避編輯，尋找偏僻的地方寫作，把寫好的手稿捲成筒狀塞進空瓶埋進菜地裡，或拍成微縮膠卷藏進書籍的封皮內，或分成多件交朋友保存，以至轉移到國外。他說過，《古拉格群島》的書稿，就從來不曾集中在一個地方存放過。他自稱是「地下作家」，他不能不藏匿自己。即使如此，仍然逃不過克格勃的眼楮。

《第一圈》被抄走了。其它一些手稿也被抄走了。他想到隨時可能被捕，壓抑、痛苦抓攫著他，這個頑強的漢子還曾一度想到自殺。幸而勞改營生活磨煉了他，使他終於從內心的黑暗中走了出來︰

我在流放地受到教育，並且留下了永恆的印記。當我決定重要的生活方面的問題時，我首先是諦聽我流放的同志們的聲音。一些人已經亡故，死於疾病或者被處決。我忠誠地傾聽，看他們處在我的地位該如何去做……

……這一生我感受到自己是從下跪的狀態漸漸直起腿來，我是由被迫緘默到逐步自由地說話的。

記憶拯救了他，地獄底層的生活拯救了他。他從地下來到了地面。

他給作協發出公開信，要求「取消對文藝創作的一切公開和秘密的審查制」，「保障作協會員免受污蔑與非法迫害」；接著，他參加了物理學家薩哈羅夫發起的 「人權委員會」，從此成為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之一；再接著，提出他的政治綱領，發出《致蘇聯領導人的公開信》。他當然清楚地知道，他的公開的叛逆性行為會招致什麼後果，可是，他確實不堪忍受如此接連不斷的沉重的迫害了。他要做一個人，而不是永遠的囚犯！他要把自由奪回來！把一個人的尊嚴奪回來！他在公開信裡說︰「人類之不同於動物界是因為人類有思想和語言。思想和語言自然應當是自由的。如果對思想和語言加以禁錮，我們就要蛻化為動物。」

如果每個人都能獲得自由的思想和語言，如果每個人都能成為人，奧威爾的「動物莊園」如何可能維持呢？

就在索爾仁尼琴為自由、人權和社會正義加緊鬥爭的時候，當局出手了。他們根本不能容忍一個為國家所掌控的小小作家可以擅自把作品拿到國外出版，可以輕易地跑到斯德哥爾摩領取大筆獎金，可以自恃一文不值的文學才華對政府說三道四；在把索爾仁尼琴開除出作協，並迫使他放棄領取諾貝爾獎金之後，緊跟著，就像驅逐一條狗一樣地把他驅逐出國。

真正的英雄，正在於與絕境相抗爭，所謂「困獸猶斗」，而不在凱旋的輝煌時刻。出國，對索爾仁尼琴來說是一個轉折點；但也不妨說，至此他已然達至人生的頂點。

一旦遠離俄羅斯，索爾仁尼琴便失去了大地，猶如巨人安泰一樣無能為力。他失去了對手，失卻固有的壓力，這就使得一個勇士的精神處於失重的、混沌的、懸空的狀態。一個人，當他喪失自由時，自由感可以變得更強烈；而在獲得自由之後，對自由的焦渴自然緩解，原先敏銳的感覺也便隨之鈍化了。可以設想，有的人是為苦難而生的——雖然這個說法有點殘酷；事實上，具有苦難氣質的人適宜在憂患中生活，來到平安的環境，反而會因精神的過分鬆弛而癱瘓。

索爾仁尼琴在國內禁止發表的作品，全部都在西方面世；在國內被驅逐出來，是西方接納了他。當他來到美國，並獲得「美國榮譽公民」稱號之後，卻立刻把矛頭從蘇聯極權社會那裡掉轉過來，直指美國和西方。

不是說西方不可以批評，知識分子由來便是說「不」的人，問題是，為什麼批評？用什麼樣的尺度批評？索爾仁尼琴否認自己是僑民、流亡者，堅持認為今天人類歷史的關鍵惟是俄羅斯。他有大俄羅斯情結，是典型的斯拉夫文化優越論者，像古代的聖愚一樣，強調俄羅斯民族自身的傳統，強調「東方精神」，批評西方文化是墮落文化，宣佈西方民主陷入嚴重危機，美國即代表了「荒唐胡鬧的民主制度」，又說西方的現代技術是「虛偽的神道」，是「罪惡之源」，西方流行音樂是「鐵蹄下滲進去的污水」，等等。他斷言︰「人的性格在西方被弱化了，而在東方得到了強化。我們經歷了精神上的鍛煉，這種鍛煉比西方的經驗要強得多。」為了取得一種對西方的優越感，他不惜省略了整個國家為此「鍛煉」所付出的巨大代價。總之，他整個地否定西方經驗，否定英法革命的政治遺產，否定近世的普適價值。桑塔格批評美國本土，其激烈程度並不稍遜於索爾仁尼琴，但是當說到索爾仁尼琴時，她的評價是︰「他對西方一無所知。」

別爾嘉耶夫多次說到俄羅斯精神的矛盾性。發生在十九世紀俄羅斯知識社會中的「西方派」和「斯拉夫派」的鬥爭，其實就是這樣一個東方大國的民族精神的內在矛盾的體現。他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為例，說︰「俄羅斯民族的自我感覺和自我意識總是這樣︰要麼狂熱地否定整個俄羅斯，完全摒棄家園和故土；要麼狂熱地肯定整個俄羅斯的特權地位，而這時，世界上所有其它民族就都屬於低等民族。」他批評陀思妥耶夫斯基，說這樣優秀的人物也同樣缺乏一種「堅定性」，缺乏完全成熟的、獨立的民族意識，在他身上感覺到的是「俄羅斯民族精神的病態」。說到「愛國」的病態，索爾仁尼琴當然要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嚴重得多。

作為一個堅定的「俄國人」，索爾仁尼琴一直隱居在美國佛蒙特州的一個據說有著俄羅斯風光的小鎮裡。他曾一度應邀做過一些反西方的演講，在遭到普遍的拒絕之後，便息影於公共空間，埋頭從事《紅輪》——一部關於二十世紀俄國和蘇聯歷史的著作——的寫作。1991年，蘇聯解體。1994年，索爾仁尼琴終於應總統葉利欽之請返回了久違的俄羅斯。

從美國搭機飛抵海參威，然後坐進英國廣播公司為他包租的車廂，橫穿西伯利亞，經過七周的時間才回到莫斯科。被逐到西方，從東方返回。索爾仁尼琴所以選擇這條獨特的返回路線，據說是為了更直接地接觸苦難中的人民。然而，比起去國時，索爾仁尼琴的身份已經從一名作家晉陞為政治文化明星了，用中國的老話來說，大有「衣錦還鄉」之概。在給他單獨加掛的車廂裡，配有專門的廚師和侍者，英國廣播公司的攝制組如影隨形，攝像頭忙個不停。所到之處，人潮洶湧，鮮花如雲。官方出動大批警察保護他的安全，一如保護國家首腦，待遇是很特殊的。

索爾仁尼琴自我感覺好極了。他要充當先知，精神領袖，據統計，當時有48%的人願意選他為總統。他到處訪問，發表演說，接見記者，做電視節目。頭一年，他在電視上露面的頻率在國內名人中位居榜首。

然而，很快地，俄羅斯社會對他不感興趣，尤其在知識界。大概這同他發表的政見陳舊、保守、毫無新意有關。

他推崇宗教、國土、俄羅斯祖國三位一體，反西方的觀點是一貫的。對於蘇聯解體，他多次表示不滿，認為這是「西方陰謀」，是向西方、尤其在美國面前「下跪」 的結果。他大談「愛國」，就是愛「大俄國」，強調「只有愛國主義才能凝聚起俄國人民」。在國會演講時，他宣揚的就是「大俄國」的觀念︰恢復俄國的大版圖，兼併烏克蘭和哈薩克，或者至少「統一」原蘇聯領土北部的一半。因為在俄羅斯以外的其它共和國中，居住著很多俄羅斯人，所以要保護俄羅斯在這些國土上的利益，包括俄國文化和語言。他批評戈爾巴喬夫「對國家權力的輕率放棄」，批評葉利欽「支持分離主義」，「使蘇聯分崩離析——這讓蘇聯人長期奮鬥形成的歷史功績蕩然無存，使俄羅斯在國際社會上的地位急劇下降，而這一切都令西方國家叫好」。1998年，在他八十大壽時，斷然拒絕接受葉利欽頒授的聖安德列勳章。

但是，這個行動並不表明一個知識分子的真正獨立性。2000年和2007年，俄羅斯總統普京兩次登門拜訪，至2007年頒給他國家榮譽獎章，他都欣然接受了。他所以接受普京，就因為普京在反西方化、中央集權以及重建神聖俄羅斯等方面，與他的政治觀念相契合。雖然他曾長期關注個人在社會中的「主角」地位，但是又同時強調「民族精神的凝聚力」；他承認「國家理念」是一個不明晰的概念，但是又認為這是一個「有用」的「統一的思想」。在會見普京的時候，他表示說，現在賦予市政機關越來越大的權力，他是一直支持的。他駁斥西方對普京「專制」、「反民主」的指責，以及關於「俄羅斯的言論自由受到壓制」的說法，認為「目前新聞傳播基本上是自由的」，「沒有感到什麼壓力」云云，使用的是衛道者的語言。他極力為普京辯護，讚賞普京「提出了正確的目標︰強大的俄羅斯，加強俄羅斯的統一」。

俄羅斯知識分子由來反對國家組織，別爾嘉耶夫總結說，他們「像害怕污穢一樣害怕政權」；但是，在民族問題上，卻普遍存在大俄羅斯主義傾向。十九世紀俄國政府在東亞細亞，高加索等地區的擴張戰爭，他們是不關心的；對於波蘭嘗試脫俄獨立的行動，他們基本上持敵視態度，連普希金、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也無不如此。蘇聯在意識形態及社會實踐方面，延續了沙皇俄國的大國沙文主義、反猶和排外的歷史。知識分子及普通民眾即使詛咒極權主義，也仍然希望有一個強有力的外在權威，維護他們的偉大的祖國。

這種雙重信仰，顯然保護了專制主義的文化傳統，使現存制度中的反民主傾向也因有了合法性的精神外衣，而得以順利地擴展。在復活俄羅斯主義的統一行動中，東正教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在歷史上，東正教一直宣揚服從國家，以此加強專制統治及自身的世俗權力；它構成了愛國、團結、穩定、和諧，作為俄羅斯特性的重要部分。索爾仁尼琴是不承認蘇聯歷史與傳統的政治文化資源有任何聯繫的人，所以說，他是國家正統意識形態的當然繼承者，正如他聲稱自己是一個「正教徒 」一樣。

他說，他花了五十年時間研究蘇聯的革命歷史，若是簡要地概括造成「災難性革命」的主要原因，就是︰「人們忘記了神」。一個挑戰神壇、毀壞神像的人，以同樣的雙手製造神像，包括神化自己。在俄羅斯歷史上，這樣的知識分子並不鮮見。

另一位「持不同政見者」，索爾仁尼琴當年的盟友薩哈羅夫早就指出，索爾仁尼琴身上有一股權力主義氣味，說他的大俄羅斯民族主義是「完全從半官方宣傳武庫裡出來」的東西，帶有冷戰時期進行的那種「臭名昭著的軍事愛國主義說教」的味道；甚至暗示說，他突出地宣傳斯拉夫文化優越論，與斯大林的做法遙相呼應，值得警惕。同樣作為「持不同政見者」的麥德維傑夫也批評索爾仁尼琴的宗教性的俄羅斯文化優越論，認為如果推行的話，將有蛻化為專制神權國家的危險。

索爾仁尼琴一生的戲劇性的結束，是由普京和他攜手謝幕來完成的。從勞改犯、「地下作家」、「持不同政見者」到「國寶」級人物，我們意想不到一個知識分子角色會作出這樣的轉換，索爾仁尼琴本人也當始料未及的。然而，這一切回頭看起來又是如此自然。

知識分子從本質上來說，就是自由知識分子，或可稱為反抗知識分子。如果去除了反抗，去除了獨立自主的意識，去除了自由選擇，而僅使個人性從屬於權力關係，自我約束以適應於現存秩序的邏輯，那麼，自由將從知識分子身上自行剝離開來，從而從根本上改變其性質。對於索爾仁尼琴，薩哈羅夫有一個評價說︰「在我看來，儘管索爾仁尼琴的世界觀存在某些錯誤，但是在當代充滿悲劇的世界上，他仍不失為一個為捍衛人類尊嚴而鬥爭的巨人。」這個評價是包容的，有所側重的，到底可接受的。在反抗暴政方面，索爾仁尼琴確實表現出了過人的勇氣，而且直到最後，仍然堅持調查當年專制的罪惡，像德國清算納粹一樣追究迫害者的罪責；但是，無庸諱言，他的錯誤也是致命的。應當看到，無論對於文學世界還是整個社會，索爾仁尼琴的貢獻都是偉大的。他的人道主義，他的權力主義，他的光輝，他的陰影，給予我們的都一樣多，一樣彌足珍貴。

－－原載：《林賢治Blog》，2008-11-14(//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