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2日訊】這段時間，礦難瞞報、封口費的消息不斷傳來，讓人們看到地方官商勾結、記者出賣良知的醜陋現象。很多人感到困惑的是，為什麼這類事情越來越多？我一直認為，由於沒有制度性的監督機制，能夠報導出來的其實只是少數，還有大量的事實被瞞住了，還有大量的嘴巴被封住了。

當《東方早報》記者簡光洲點名揭露「三鹿」奶粉有毒的時候，我認為那只是一個特例，因為有關部門至今都沒有坦然正視三聚氰胺的問題；當《瞭望東方週刊》記者孫春龍揭發婁煩「8‧1」垮塌事故瞞報的時候，我也認為那只是一個特例，因為就在高層領導批示之後，網絡刪帖還在繼續；當《中國青年報》記者戴驍軍報導真假記者排隊領取封口費的時候，我還是認為那只是一個特例，因為就在他拍攝到確鑿的證據之後，官方的通報仍然有大事化小的傾向……

不過，當這些特例越來越多地出現在眼前時，我不得不改變看法了。從這些醜陋現象的腐屍中，我聞到了信息自由的春天的氣息。

我有一個猜想:如今我們看到瞞報越來越多，並不是事故責任人突然之間都瞞報起來，事實上他們從來都在瞞報，只是現在瞞不住的時候越來越多了；我們看到發放和收受封口費，也不是一夜之間的創造發明，事實上這種交易一直都在進行，只是現在越來越難以為繼了。

我問了一些知情人士，他們都證實了我的猜想。誰也不能列出實際瞞報的數量，因為能夠列出來的都是被揭露的瞞報。但是瞞報從來都存在，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我自己印象比較深刻的媒體報導，就有6年前的廣西南丹礦難瞞報，3年前的山西寧武礦難瞞報，兩年前的山西左雲礦難瞞報，等等。就拿山西霍寶干河煤礦的封口費來說，9月20日發生的礦難死亡人數為1人，而且死者擁有培訓合格證書，就為了瞞住這個事實，據官方通報，該煤礦向已公開點名的6家媒體支付封口費12.57萬元，僅9月24日、25日兩天，就有23家「媒體」的28人登記領取。按照這個標準，該煤礦發放的封口費不少於50萬元，而揭發者戴驍軍認為還遠遠不止於此。憑常理就可以推斷，那些更多死傷的礦難責任人，更會想方設法瞞報，也願意支付更多的封口費。

這些封口費有的給了真記者，有的給了假記者。其實記者的真假並不重要，礦主心裏明白，凡是瞭解真相的人，都可以發佈消息。有些敲詐者並沒有謊報身份，他們威脅說要把消息傳給真記者，也得到了封口費。在我看來，礦主支付的更多的封口費，用在了和地方官僚的勾結上。為了得到官員的「保護」，他們送禮送錢，甚至送出干股。正如我在一篇文章裡所說，地方上由此形成了事故瞞報機制。一旦出事，此機制「自覺」啟動，「自動」運行。那些負有監管和救援責任的官員，搖身一變成為幫兇。他們組織調查組，其實是阻止調查；他們組織救援，往往見死不救；他們發佈「權威信息」，卻又隱瞞真相。

由此可見，瞞報現象的確是越來越嚴重。然而，另一方面，封口也越來越困難。媒體市場日益多元化，是一個不可阻擋的趨勢。簡光洲、孫春龍和戴驍軍三位記者，至少在這幾件事情中，他們的嘴沒有被封住，他們所在的媒體也沒有和別的媒體一樣沉默不語。更重要的是，網絡的發展，極大地改變了媒體的生態。發不了稿的記者，可以通過博客來釋放自己的良知。就算所有的真記者的嘴都被封住了，無數的假記者也可以上網發帖。此外，根據新的規定，外國記者的採訪限制已大大減少，他們的報導在網絡上「出口轉內銷」易如反掌。因此，消息的出口越來越多了，要想封住這所有的「口」，不要說煤老闆不惜萬貫家財，就是地方腐敗官員濫用國家暴力，恐怕也比登天還難了。

習慣於收受紅包的記者們要清醒，媒體壟斷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你們拿人錢財再也不能替人消災，這樁生意做不下去了，而且只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與其屈辱地被收買，不如堂堂正正去報導。習慣於控制輿論的官員們更要清醒，一手遮天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你們唯有改變策略，正視輿論，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為。你們唯一該得的報酬，就是納稅人付給你們的那一份薪水。那些多拿的東西，遲早也封不住口的。與其事後狼狽不堪地東遮西掩，不如事前清正廉潔地盡職守責。與其徒勞地限制媒體發聲，不如順勢支持輿論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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