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陽:澳大利亞小史

李子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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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1月19日訊】澳大利亞以前是英國的殖民地,主要用來流放英國的罪犯。這些事實眾所周之。一個用來流放犯人的地方最終變成了一個發達富裕的國家。怎麼變的?澳大利亞並沒有侵略掠奪過其他國家,也沒有什麼經濟基礎--殖民者到來以前,這裡基本上是原始社會。當然,澳大利亞的自然資源很豐富,但非洲許多國家的自然資源也很豐富,怎麼就沒有像澳大利亞這樣發達富裕呢?

雖然是英國的殖民地,但最早到達澳大利亞的歐洲人並不是英國人,而是荷蘭人。十七世紀初,在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指揮下,為了尋找黃金,一艘荷蘭探險船來到了這裡,發現了澳大利亞這塊陸地。Australia的意思就是「南方大陸」。以後的幾十年內,又有其他荷蘭人來到這裡。

荷蘭人雖然發現了這塊大陸,但對它評價很低,認為這是一塊荒涼貧瘠的土地,又沒有黃金,沒有開發的價值。荷蘭人基本上放棄了這塊大陸,沒有作進一步的考察或者佔領。而且,荷蘭人對這塊大陸的描述讓歐洲人在很長時間裡對這裡不再有興趣。第一波殖民潮和澳大利亞無關。

荷蘭人之後,英國人來到了這裡。當時,英國人正在全世界範圍內和法國人爭奪。兩國在許多地方彼此爭鬥。在北美,法國人被英國人打敗,失去了大片殖民地。法國人轉而在太平洋方面加緊探索。看到法國人的行動,英國人也加快了步伐。1768年,庫克船長率領一艘探險船啟航出發,前往南太平洋。

在庫克船長率領的這批人中,有好幾個後來對澳大利亞的歷史發揮了重要作用的人。庫克船長自己的作用則最大,被稱為「澳大利亞之父」。

庫克船長的功勞是,他把澳大利亞描繪成了土肥草茂的地方,推翻了荷蘭人的悲觀論調。而且,他的結論建立在大量實地考察的基礎上,記錄很詳實,可信度很高。

庫克船長考察之後沒多久,北美就打起來了。英國人一向有把罪犯送到海外的習慣。美國獨立以前,北美是英國人流放罪犯的主要地方。美洲人對這種做法很不滿,深惡痛絕,但是沒辦法,英國是宗主國,她說了算。

美國獨立以後,首先就把這事給辦了,不再接受來自英國的罪犯。英國人沒辦法,只好在泰晤士河上弄了一批廢船,用來關押罪犯。時間一長,罪犯越來越多,逐漸人滿為患,據說最多時有十萬之眾。社會日益感到不安。好幾萬兇徒被關在不遠處河上的廢船裡,的確沒法讓人放心。

英國政府開始著急,尋找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這時,一個參加了庫克船長探險的人提出,可以把罪犯送到遙遠的澳大利亞去。英國政府猶猶豫豫,一時拿不定主意。決定還是在其他方向先試試再說。

先是打算把罪犯賣給美國南方的種植園,沒賣成。後來又有人建議把罪犯們送到非洲西南部的岡比亞。試著送去了一批,不行,氣候太惡劣,被送去的人死去大半。本來是流放,這一下變成死刑了。議員們紛紛抨擊政府殘忍。政府無言以對。這時,有人就又想起了澳大利亞。另一個參加了庫克探險的人給國務大臣悉尼寫了封信,主張發展澳大利亞這塊殖民地。

對,就是這個悉尼,那個城市的名字就取自他的名字。國務大臣看到了信,很重視,決定了,就是澳大利亞,把罪犯們送到那裡去。

當然,悉尼並沒有預計到澳大利亞的美好未來。他有這個打算,只是因為在他看來,把澳大利亞當作罪犯流放地經濟等各方面都比較合算。

1787年,第一艘運送罪犯的船離開英國,駛向澳大利亞。第二年初,到達了澳大利亞。在今天的悉尼上岸,並給這個地方起了這個名字。

這次航行,英國方面並不是特別重視。船上的人基本上只是罪犯和看守,沒有太多的技術人員。上岸以後發現情況不是那麼預想的那麼輕鬆,可又找不到會幹活的人,結果,大家陷入了困難之中。怎麼養活這幫人就是首要的問題。

罪犯往往都是游手好閒之徒,很少有人能做工匠。而且,沒有嚴厲監督這幫人是不肯幹活的。造個房子都耗時費力。永久營地18個月以後才建起來。由於不懂技術,他們種的莊稼收成很差,根本不夠吃的。很長時間內,去澳大利亞的這些人的吃食,還要不遠萬里地從英國運過來。遠隔重洋,一旦運輸船出現問題,這裡立刻就有挨餓之虞。

1790年就是一個艱苦的年頭,食物不得不配給發放,並打發一大批人去附近的海島自謀生路。這些人到了那裡,依然吃不上飯。好在海鷗比較多,他們就大肆屠殺海鷗充飢。

這種局面讓澳大利亞總督和英國政府都很頭疼。本來以為把罪犯送到澳大利亞去可以省錢,結果這塊殖民地久久不能自立,總要靠英國本土養活。到 1800年,已經花費了英國政府100萬英鎊。一算賬,比把罪犯關在英國本土還要費錢。看來得做一些改變。英國政治家一向不恥於言利,相反,總是把利益計算明明白白地說出來。因為經濟不合算而改變政策,在英國人看來很正常。

澳大利亞總督向英國政府表示,看來靠罪犯是幹不成什麼正事的,還得想辦法招一些自由民過來。幾經請示,政府終於派來了50名自由農民。在他們的技術支持下,農業果然大有改觀,開出了好幾千畝土地,產量增加不少。看到招攬自由民的政策如此有效,總督決定把這種政策推廣開來,制定更多的優惠政策,吸引人們前來澳大利亞。

說到這裡,就可以看出法律制度對於地方發展的重要性了。英國當初只是把澳大利亞作為一個海外監獄,因此垂直管理的程度很深,管理制度的軍事化色彩很濃。殖民地當局並沒有權力制定任何法律。雖然如此,英國政府仍然賦予總督以權力發佈關於治理殖民地的命令。這種命令在實際中就成為殖民地的當地法律。換句話說,總督具有相當的立法權。

既然有了這個授權,總督就把英國本土的法律,或移植、或修改,弄過來,實在沒有就新定,在澳大利亞逐漸建立起一套符合當地情況的准法律制度。吸引自由民的政策就是這種法律制度的一部分。

吸引自由民的政策逐漸吸引來一些英國人。這些人相信,很有機會在這個遙遠的大陸開闢自己的新生活。著名的小說《大衛-科波菲爾》中就有當時的英國人轉而前往澳大利亞開拓新生活的情節。顯然,那時,去澳大利亞已經不再只意味著流放和艱苦了,而更多意味著新的機會和更美好的未來。

1806年,布萊出任新的澳大利亞總督。這位新官脾氣不大好,粗暴專制,引起了殖民地人民的不滿。1808年,一些軍官發動政變,逮捕了布萊總督。此事被稱為「一月政變」。一月政變讓英國政府感到,需要加強澳大利亞的自治了。首要的就是在澳大利亞建立起咨議性的立法機構。

不能不感歎澳大利亞的好運氣。同樣的政變,也許只有英國能得出要加強自治,而不是加強控制的結論。即使到了今天,又有多少國家能在這方面達到英國的政治智慧呢?

1823年,英國頒布《新南威爾士法案》,賦予澳大利亞制定法律的權力,並成立了相應的立法機構。「1823年法案」是澳大利亞發展史的轉折點。從這時起,澳大利亞不再僅僅是一個海外監獄,而成為和英帝國其他部分一樣的高度自治的殖民地。

也許正是因為英國政府對澳大利亞的開明政策,澳大利亞與母國的關係一直十分融洽,甚至有些依賴。當其他白人殖民地紛紛謀求獨立時,澳大利亞並沒有什麼舉動。甚至要由英政府來推動澳大利亞的自治。

隨著澳大利亞的自治越來越健全,他們不再是當初那個軍事化管理的嚴酷之地,而逐漸有了整套的來自英國的適應工業革命的法律制度。而當法律制度確立以後,經濟發展也就水到渠成了。

許多人把澳大利亞經濟發展的起點定在19世紀初開始的大規模養殖綿羊。看起來的確如此。當時的英國工業革命對羊毛的需求很大。有人嘗試著把綿羊引進到澳大利亞養殖,取得了巨大成功。這吸引了許多企業家的注意。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向澳大利亞投資,經營畜牧養殖業。這樣,前來澳大利亞的就不僅僅是普通的平民了,一些大資本家也選擇移民到這裡。這大大促進了澳大利亞的發展。

但是,不要因此認為經濟發展的關鍵是羊或是草地。經濟發展的關鍵是表面上看不到的法律和制度。世界上好的牧場很多。僅僅有好草和好羊並不足以搞起發達的產業。看不到法律制度的作用,只看到經濟快速發展,恰恰表明了法律制度在背後發揮了非常好的作用。可惜,人們就往往因此就認為更重要的因素是那些自然條件。

隨著畜牧業的發展,澳大利亞社會的各方面都逐漸發展起來。十九世紀二十年代以後,悉尼已經完全是發達大城市的面貌。在澳大利亞,人們已經完全可以享受到和英國本土同樣的生活水準——也許更好。

繁榮的澳大利亞並不是某個人、某個組織,或英國政府刻意設計出來的產物。當初甚至沒有人能預見到澳大利亞會發展成為一個發達社會。從流放地到富裕國家,看上去非常神奇,甚至不可思議,但並不轟轟烈烈。倒是那些想要轟轟烈烈、一舉趕上他人的做法,往往南轅北轍、一敗再敗。

【作者名字最後一字(「楊」左邊取日旁)不能正常轉碼,因此以同音字代替。抱歉。】

--原載:《鉛筆經濟研究社》,2008-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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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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