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國湧:廬山上的郵電檢查

傅國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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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1月15日訊】廬山是有名的避暑勝地,因為蔣介石喜歡夏天上那裡辦公,各路軍政要員上山匯報、請示,絡繹道上,牯嶺成為政治的中心,號稱「夏都」,聚居三四萬人,光是轎伕就有四千多人,一到夏天山上熱鬧非凡,而且五臟俱全,由於各路軍政要人雲集,電報局業務忙碌,1934年8月上廬山採訪的《大公報》記者王芸生充分領教了郵電檢查的厲害,在《贛行雜記》中抱怨說,廬山是政治重心所在地,郵電檢查自然特別嚴密,但有時不免流於苛細。

那年8月30日,當時中國外交界的兩顆大星顏惠慶、顧維鈞上廬山,正被他遇上,第二天他就見到時任駐法公使的顧維鈞,匆匆談了十幾分鐘,他說:「在此外交緊急的時候,一般國人多覺得顧先生和顏先生不宜久在國內勾留。」顧聽了這話不甚謂然,認為中國人沒有知識,駐外公使不一定要坐在國外。旋又掉轉話題道:「我們也有苦衷,我們在外邊辦事,等於是留聲機的喇叭,若無唱片,根本無話可說。且外交也是一種戰爭,大本營如不決定戰略,一任前線各自為戰,其害更甚於不戰。我這次歸國,一為向政府請示方針,同時順便到各地視察,藉以明了國內的情形。」

事後他去發電報,把顧維鈞的談話發給《大公報》,其中就有這一句:「余等僅為留聲機之喇叭,若無唱片,根本無話可說。」檢查員一看就刪掉了。他對此很不滿,認為是檢查員濫用職權,按照檢查新聞的範圍只應該限於軍事、外交的秘密,以及領袖的行蹤,這個關於留聲機的比喻究竟與國家大計有什麼關係?

他本以為是牯嶺的郵電檢查特別嚴苛,沒想到中途漢口的郵電檢查更離譜。有兩次他給報社發的新聞電稿,牯嶺已經放行,到了漢口電報局中轉卻被扣留了。他在廬山接到通知,趕緊去找有關當局交涉,好不容易才下令由牯嶺局電告漢口局放行,幾經周折,等電報到天津,已晚了足足三天。他因此他感嘆說:「一個電報,先經發報地的檢扣,又經收報地的檢扣,中間還要經轉報地的路劫,真是難如登天。假使檢查員真有見識,也還令人佩服,往往問題發生在情理和常識之外,真使你哭笑不得。」有一次漢口電報局扣留了三天經大力交涉才放行的那個電報,是他在廬山上對「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黃郛的採訪,整個談話的內容都是獎勉政府,鼓勵人民,完全是有利於國民政府的宣傳,他不明白為什麼會被無情路劫?

他和蔣介石身邊的秘書陳芷町說起檢查新聞的問題,認為政府對於一個問題的發生,不要儘是消極的叫報館不要登,應該積極的告訴報館怎樣登。政府要實行新聞統制,更非如此不可。外國通訊社及報紙遍佈國內,本國報不登的事情,外報傳得更厲害。譬如當時關於四川軍事失利的事,最初不准報紙登載,外邊揣測紛紛,甚至以為成都都已不保,及至允許報紙報導四川的情況,人心反而倒安定下來了。

辦報出身的陳芷町對他的話表示贊同。王芸生的用意無非是希望國民黨政府放寬新聞檢查的尺度,給新聞界更多的自由度,越是把真相告訴民眾,越能夠防止各種傳言、小道消息流傳。但他提出的「積極辦法」也蘊涵著一種危險,如果每個新聞發生都要由政府告訴報館應該怎樣報導,各報館的自主性同樣將受到嚴重阻礙,自由報導的可能性未必會加大,結果很可能不是離新聞自由近了,而是離新聞自由遠了。

王芸生在廬山上曾兩次與蔣介石見面,第一次談了半個小時,第二次談了一個小時,他用了六個字來概括蔣給他的印象:「虛懷,熱誠,苦幹」,他瞭解到蔣每天工作10個小時以上,連吃飯的時候也要約人談話。蔣請人吃飯很簡單,常常只有幾樣菜,「不美而且不豐」,所以許多人都要先吃些東西再去赴蔣之約。張學良感慨地說:「他太苦了,整天的在嚴肅的態度下見人治事,毫無舒展個人興趣的餘地。虧得他,換個人誰也受不了。」然而,僅僅從郵電檢查這一點我們就可以感受到,蔣治下的中國與真正開放的現代社會仍有距離,他還在舊的傳統中打轉。@(//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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