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15日訊】廬山是有名的避暑勝地，因為蔣介石喜歡夏天上那裡辦公，各路軍政要員上山匯報、請示，絡繹道上，牯嶺成為政治的中心，號稱「夏都」，聚居三四萬人，光是轎伕就有四千多人，一到夏天山上熱鬧非凡，而且五臟俱全，由於各路軍政要人雲集，電報局業務忙碌，1934年8月上廬山採訪的《大公報》記者王芸生充分領教了郵電檢查的厲害，在《贛行雜記》中抱怨說，廬山是政治重心所在地，郵電檢查自然特別嚴密，但有時不免流於苛細。

那年8月30日，當時中國外交界的兩顆大星顏惠慶、顧維鈞上廬山，正被他遇上，第二天他就見到時任駐法公使的顧維鈞，匆匆談了十幾分鐘，他說：「在此外交緊急的時候，一般國人多覺得顧先生和顏先生不宜久在國內勾留。」顧聽了這話不甚謂然，認為中國人沒有知識，駐外公使不一定要坐在國外。旋又掉轉話題道：「我們也有苦衷，我們在外邊辦事，等於是留聲機的喇叭，若無唱片，根本無話可說。且外交也是一種戰爭，大本營如不決定戰略，一任前線各自為戰，其害更甚於不戰。我這次歸國，一為向政府請示方針，同時順便到各地視察，藉以明了國內的情形。」

事後他去發電報，把顧維鈞的談話發給《大公報》，其中就有這一句：「余等僅為留聲機之喇叭，若無唱片，根本無話可說。」檢查員一看就刪掉了。他對此很不滿，認為是檢查員濫用職權，按照檢查新聞的範圍只應該限於軍事、外交的秘密，以及領袖的行蹤，這個關於留聲機的比喻究竟與國家大計有什麼關係？

他本以為是牯嶺的郵電檢查特別嚴苛，沒想到中途漢口的郵電檢查更離譜。有兩次他給報社發的新聞電稿，牯嶺已經放行，到了漢口電報局中轉卻被扣留了。他在廬山接到通知，趕緊去找有關當局交涉，好不容易才下令由牯嶺局電告漢口局放行，幾經周折，等電報到天津，已晚了足足三天。他因此他感嘆說：「一個電報，先經發報地的檢扣，又經收報地的檢扣，中間還要經轉報地的路劫，真是難如登天。假使檢查員真有見識，也還令人佩服，往往問題發生在情理和常識之外，真使你哭笑不得。」有一次漢口電報局扣留了三天經大力交涉才放行的那個電報，是他在廬山上對「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黃郛的採訪，整個談話的內容都是獎勉政府，鼓勵人民，完全是有利於國民政府的宣傳，他不明白為什麼會被無情路劫？

他和蔣介石身邊的秘書陳芷町說起檢查新聞的問題，認為政府對於一個問題的發生，不要儘是消極的叫報館不要登，應該積極的告訴報館怎樣登。政府要實行新聞統制，更非如此不可。外國通訊社及報紙遍佈國內，本國報不登的事情，外報傳得更厲害。譬如當時關於四川軍事失利的事，最初不准報紙登載，外邊揣測紛紛，甚至以為成都都已不保，及至允許報紙報導四川的情況，人心反而倒安定下來了。

辦報出身的陳芷町對他的話表示贊同。王芸生的用意無非是希望國民黨政府放寬新聞檢查的尺度，給新聞界更多的自由度，越是把真相告訴民眾，越能夠防止各種傳言、小道消息流傳。但他提出的「積極辦法」也蘊涵著一種危險，如果每個新聞發生都要由政府告訴報館應該怎樣報導，各報館的自主性同樣將受到嚴重阻礙，自由報導的可能性未必會加大，結果很可能不是離新聞自由近了，而是離新聞自由遠了。

王芸生在廬山上曾兩次與蔣介石見面，第一次談了半個小時，第二次談了一個小時，他用了六個字來概括蔣給他的印象：「虛懷，熱誠，苦幹」，他瞭解到蔣每天工作10個小時以上，連吃飯的時候也要約人談話。蔣請人吃飯很簡單，常常只有幾樣菜，「不美而且不豐」，所以許多人都要先吃些東西再去赴蔣之約。張學良感慨地說：「他太苦了，整天的在嚴肅的態度下見人治事，毫無舒展個人興趣的餘地。虧得他，換個人誰也受不了。」然而，僅僅從郵電檢查這一點我們就可以感受到，蔣治下的中國與真正開放的現代社會仍有距離，他還在舊的傳統中打轉。@(//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