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15日訊】（大紀元綜合報導）大陸敢言刊物「炎黃春秋」，近日因正面報導趙紫陽招致一位「前主要領導人」不滿，遭北京當局整肅；中共文化部日前以社長杜導正、副社長楊繼繩等主要社方幹部年齡過大做藉口，下令更替領導班子。

最新一期亞洲週刊報導稱，事情緣起於「炎黃春秋」今年九月號，刊登新華社四川分社前社長孫振選寫的「文革後期我與四川省委書記的交往」文章，內容講述當時任四川省委書記的趙紫陽在農村基層調查並調整農村的政策，獲得「要吃糧，找紫陽」的美譽，這是「六、四」事件後大陸媒體首次專文正面報導趙紫陽。

報導說，孫振的文章發表後，當即引起中南海一位前國家領導人的不滿，要求中共中央一位政治局常委嚴肅處置。在十月中旬，文化部以「炎黃春秋」的社長、副社長、秘書長、編委年齡過大為由，要求更替領導班子。

對此，有人質疑「炎黃春秋」並非官方雜誌，且政府沒有投入一分錢，也沒有給予編制，政府無權限制雜誌領導班子的年齡，使文化部遲遲難以作出抉擇。

不過，日前文化部透過屬下主管「炎黃春秋」的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傳達指示，以年齡為由，要求雜誌社長杜導正等一批領導退休，此舉被大陸學者視為「六四事件以來最大的一場封殺媒體的大戲」。

星期五下午，自由亞洲電臺打電話向《炎黃春秋》的副社長楊繼繩詢問有關情況。他表示：有這個傳說，有這個輿論，傳說因為孫振文章，三點水有意見，當然他們不是直接那麼說，他們說杜老師（杜導正）年齡大了，休息之類的話。

《炎黃春秋》總編輯吳思對自由亞洲電臺表示，杜導正確實接到過要求談關於年齡和退休的事，下個星期才會談，我想等過幾天情況更清楚了再說，約我們談是來自文化部的指令，炎黃文化研究會只是一個轉達，他們不是一個單獨的行為主體，現在這個事，剛剛露頭，很多事都說不清楚，我們擔心說多了對下一步不利。

曾連續發表有關趙紫陽回憶文章

「炎黃春秋」月刊是1991年在中共老將軍蕭克和張愛萍支持下，中共一批黨內老幹部創辦的，至今沒有向國家要過一分錢，全由自己經營，政府也沒有給過一個編製，《炎黃春秋》讀者群以老幹部與文化人、知識份子為主，最初發行量四萬多，如今總發行量已超過八萬冊。是當下大陸能對宣傳部門的宣傳口徑有所突破的唯一陣地。

「炎黃春秋」從去年開始曾接連刊出關於趙紫陽的文章引起外界關注， 07年七月刊登前中共副總理田紀雲的「國務院大院的回憶」，是89年以來，首次公開在報刊上出現趙紫陽的名字。

去年第12期「炎黃春秋」又有田紀雲的文章《近距離感受鄧小平》，裏面也提到趙紫陽。

2008年第一期《炎黃春秋》也在頭條發表了田紀雲的文章《經濟改革是怎樣搞起來的》，主要回憶了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和趙紫陽對改革開放事業的大膽嚐試和大力支持。

今年第二期的《炎黃春秋》在頭條《親歷記》專欄中刊登了田紀雲的文章，回憶了 1980年代，中共前領導人趙紫陽在制訂對外開放政策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文章並配有趙紫陽和其他領導人的照片。這是半年多來該雜誌發表的有關趙紫陽的第四篇回憶文章。

受趙紫陽知遇之恩的杜導正認為，政治民主，政治體制改革，是中國當今和今後前進中最核心的問題；他提出「碎步前進」理念，慢慢推進，條件成熟了，步子再加大些，民主政治是世界潮流，誰都阻擋不了。

分析稱，由於明年六月是「六四」事件廿週年，北京政壇高層擔心，「炎黃春秋」如此敢於突破，會引起大陸民眾更進一步聯想。

據悉，《炎黃春秋》發表的引起高層一些人不滿的文章大致有五類，除了關於趙紫陽和胡耀邦的文章外，還有呼籲政治體制改革，社會主義性質和發展道路的探索以及親身經歷的史實記載如：大饑荒，大躍進，反右的文章。

「炎黃春秋」社長杜導正

「春秋雜誌」社長杜導正，今年85歲，14歲就加入中共，曾任新華社河北分社、廣東分社社長，「羊城晚報」總編輯。

1959年因講真話，如實反映農村問題，被列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文革中被批判54場；80年代初，擔任「光明日報」總編輯。

1987年，杜導正受當時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委託，組建國家新聞出版署，擔任署長，主持起草「新聞法」和「出版法」草案。

89年七月，他被以在「六四」期間執行黨的決議不得力為由，免去署長職務。之後創辦「炎黃春秋」雜誌，送給趙紫陽閱讀，伴隨趙紫陽度過最後的歲月。

「炎黃春秋」副社長楊繼繩

《炎黃春秋》雜誌社的副社長楊繼繩是前新華社資深記者。今年8月，作者楊繼繩在香港出版了他的新書《墓碑》。《墓碑》一書被認為是「為大饑荒研究樹起一座紀念碑」。目前，《墓碑》在大陸是禁書，網絡下載也多被封鎖。

楊繼繩在書中披露的一些數據令人深思。在1959—1960年期間，發生那樣範圍的大饑荒，並不是因為當時政府手中沒有糧食。楊查了當時糧食部的資料，在餓死人最多的12個月期間（從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糧食部1959年11月的數據，當時庫存糧最高達到887億斤。即使在1960年4月，饑荒最嚴重時，當時中國糧庫裡也還有403億斤糧。但這期間並沒有將庫存糧拿出來大規模救災。開倉放糧，在中國歷史上是最常用的救荒手段。但在毛時代，沒有這樣做。

楊繼繩05年曾在香港出版《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一書，附錄中收入了對趙紫陽的三次採訪記錄。這本書被廣州花城出版社列為重點出版，本以為通過審查可以順利出版，不料遭遇兩次查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