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12日訊】當代中國之事，有兩大難︰一是難在揭示真相，一是難在給出解釋。依我之見，最難是解釋。時過境遷，現在我們再回過頭去看大躍進看文革，只覺得荒唐透頂，荒謬絕倫。但問題是，當時的人們（包括我們自己）為什麼要那樣說那樣做呢？他們腦子裡到底是怎麼想的呢？我們如何解釋我們自己當年的那些荒謬言行呢？下面，我不妨對此略作嘗試。
真不是對，假不是錯
我們都清楚地記得「大躍進」中的吹牛浮誇。土高爐日產千噸鋼鐵，一畝地打出十萬斤糧食，報紙上成天是花樣翻新、你追我趕的「放衛星」，而且還有大名鼎鼎的科學家出來論證。金觀濤先生把這些歸之為「理性的迷失」。因為在這裡，人們似乎連起碼的常識都沒有了。
用「理性的迷失」來解釋「大躍進」當然是很有意思的，不過它未必適用於所謂浮誇風。理性的迷失無非是搞亂了人們對是非的判斷，它不可能影響到人們對真假的認定。過去你認為學生應該尊敬老師，現在你認為學生批鬥老師是對的，這可以算作「理性的迷失」。但是，一是一，二是二，你把一百斤說成一萬斤，這就是另一回事了。正如金觀濤所說，稍有常識者都能看出畝產十萬斤糧是謊言。但問題在於，撒謊者和聽謊者都並非不知道那是謊言，因此他們並沒有喪失常識。
其實在當時，連很多小孩子也知道有些「衛星」是假的。奇怪的是人們並不因此而認為那就是錯的。「文化革命」中揭發出的「三反言論」，有不少是關於「大躍進」、關於「困難時期」，譬如說到虛報浮誇，說到餓死人。我們差不多都知道這些話是真的，但我們卻並不認為這些話是對的，我們仍然把這些話算作「三反言論」。這一點回想起來簡直不可思議。
一句話，我們明知是假的，但我們不認為它錯；一句話，我們明知是真的，但我們不認為它對。「下面」對「上面」撒謊。「上面」也對「下面」撒謊。但上下兩面都不覺被欺騙—-起碼不是完全被欺騙。因為彼此都明白自己在撒謊，也明白對方在撒謊。大家都撒謊，但大家都沒有負罪感，而是心安理得，甚至理直氣壯。要是有人講了真話，我們也明知人家講的是真話，我們自己不臉紅，不慚愧，我們反而要去責怪別人，似乎別人倒是錯的我們倒是對的。這看來真是荒唐透頂。不過那也不難解釋。我承認，在「浮誇風」中，有不少人是存心欺騙，他希望別人相信他
說的是真話。我也承認，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下，有很多人只是出於恐懼才撒謊。但我要強調的是，在「浮誇風」中，確實存在著這樣一種謊言。說者的目的本不在於陳述事實，而是為了表現積極；聽者何嘗信以為真，他們只是深感對方的忠心可嘉。這是一種雙方心領神會的默契。
應該說，這種謊言的交易在古代也非罕見。明明只有二、三十萬人馬，偏偏要號稱「百萬大軍」；明明只殺死了幾千名敵兵，卻要奏捷「斬首十萬」。皇帝明明知道下面在虛報戰功，但樂得佯做不知，從而造成一種武功顯赫的假像。「大躍進」中的浮誇風大概是這樣颳起來的。在一開始，也許確有地方的產量比平時高了點，當地領導為了邀功請賞，故意加以誇張。由於這種誇張能夠顯示上級領導的英明偉大，因此上級領導明知其中摻有水份也不肯去說穿，反而大力表彰。靠著這種相互撒謊，雙方既投對方之所好，又滿足自己的利益。於是大家都在浮誇上攀比競爭，
牛皮越吹越大。到後來，牛皮大得不可收拾，上級才不得不設法制止。制止的辦法還一定要很委婉，要儘量地減少震動，否則會「挫傷」下面的「積極性」，同時也會讓上面下不來台。
很明顯，在這裡，人們關心的不是事實而是態度，是政治立場。人們不在乎真不真，只在乎忠不忠。我們在這種文化中浸染久了，我們也就習慣了用這種方式去思考問題。所以才會出現說假話反而是對的、說真話反而是錯的荒唐局面。
說謊者必被謊欺
浮誇風直到大饑荒惡性發作時才算剎住。這表明到後期，連說謊者自己都相信了自己的謊言。據說在當時，毛澤東曾經在中央的會議上煞有介事地提出︰全國糧食這麼多，吃都吃不完，怎麼辦好呢。許多地方領導也大力鼓勵人們敞開肚皮吃飯，似乎真有無窮無盡的糧食在那裡等著受用。如果人們不是真心相信糧食是大豐收，他們又怎麼會那樣做呢？
撒謊撒到後來，照例是要把撒謊者自己也給搞糊塗的。真是假的標準，假卻不是真的標準。你知道糧食的真實產量是一萬斤，你就會知道它不是五萬斤，不是十萬斤；但你知道十萬斤的數字是假的，你並不能因此就知道什麼數字才是真的。在浮誇風的時候，上上下下都知道報上的數字是假的，但誰也不知道真實的數字該是多少。大家都低估了別人的浮誇程度，因此也就都低估了整體的浮誇程度。在這種情況下，出現「透支」就在所難免了。事實上，也只有出現了嚴重的「透支」也就是大饑荒之後，人們才會發現這種集體的牛皮吹得太過份了。
「經濟」為什麼會變成不「經濟」
這恐怕還不僅僅是吹牛吹過份的問題。象大煉鋼鐵、公社化運動，浪費了多少人力物力！在當年我插隊的山村，農民對我說，過去那裡山林繁茂，可是「大躍進」一來全給砍光了。本來，人們都懂得十年樹木的道理，因此在砍樹時都還知道要養林造林。即便在某些時候，有人貪婪無度，殺雞取蛋，濫砍濫伐，但他們的需求畢竟有限，能夠動員的力量也有限，所以總不致於砍伐一片光山。「大躍進」卻不同，那時候是動員了一切力量，需要的砍，不需要的也砍，簡直成了毫無目的、毫無意義的大破壞。我們現在稱之為瘋狂。可是問題在於當時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瘋狂？
古人早就講過，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楚王好細腰，宮人多餓死。古語說︰「上求材，臣殘木。上求魚，臣干谷」。共產黨搞大躍進，表面上是為了加速建設，骨子裡是好大喜功。表面上是為了經濟，實際上是為了政治。下面的人難免不投其所好，競相表現。在這時，人們砍樹已經不再是為了實用，而是為了在政治上表現積極、表現衝天的「革命幹勁」。「經濟」變成了「政治」，所以它當然就不再「經濟」了。
照理說，人天生是經濟動物，做事不會不考慮效益。但當時的情況擺明了是︰如果你表現得比別人積極，你可能會得到格外的好處；如果你表現得比別人落後，你必定會格外的倒楣。如果大家都隨大流、順風倒，其結果固然是經濟被搞垮，生產受損失，全體人都吃大虧。可是在這時，你至少不比其他人更吃虧。許多人暗自想道︰「我幹嘛要當出頭鳥？要倒楣都倒楣。天塌下來又不是只壓死我一個。」這很難說是愚昧，更不是瘋狂。這種一種自私的、怯懦的精明或油滑。如果我們把經濟、把效益理解為算計，那麼你不得不承認這裡確實存在著算計，而且是很精明的算計，但同時也是愚蠢到無以復加的算計。
我當年在農村插隊時，有一次又踫上學大寨的高潮，隊長要大家出夜工鋤草，是不計工分的義務工。社員和知青幾乎個個都在下面發牢騷表示不想去，可又怕扣上「反大寨」的罪名挨批鬥，結果去了好幾十個。這天夜裡偏巧天不好，黑乎乎的什麼也看不清楚，大家胡亂在地裡忙活了一陣，弄死的苗比鋤掉的草還多。有些人心想，既然來了就不能白來，於是他們就在地裡故意高聲說笑，其目的無非是向隊長表示我來了。還有人心想，不能讓沒來的人白撈了便宜。所以他們故意呼叫那些沒出夜工的人的名字，連叫幾聲無人答應，等於是向隊長揭發某某人沒有出工。你看，像這樣一種勞民傷財、得不償失的荒唐事，本來是最應該、也是最容易遭到大家集體抵制的，但到頭來反而被大家都接受。不少人起初是出於怕挨整才去參加的，然而他們一旦勉強參加了，又沒有從中得到任何特殊的好處，反而會產生一種陰暗的報復心理，不是向那個發出荒唐命令的隊長報復，而是向那些沒有接受荒唐命令的其他社員報復。因為只有讓那些不來的人吃苦頭，自己枉費精神才能得到補償。這就不僅僅是怯懦，而且是卑劣了。共產黨搞運動，把人性中的這些弱點利用得淋灕盡致，同時也就使這些弱點發展得登峰造極。
廬山會議︰為什麼糾「左」變成了反右
現在常聽到有人批評民主運動「幫倒忙」，理由是差不多每一次民主運動之後，當局都總是被刺激得更頑固而不是更開明。其實要說「幫倒忙」，彭德懷要算第一號。如果不是他在廬山會議上的那封萬言書觸怒龍顏，毛澤東也許在當時就去糾「左」而不是反右了。
正是如此。毛澤東不是對「大躍進」的錯誤毫無所知，他也不是沒有糾正這些錯誤的某種願望，但他不能容忍自己的最高權威受到挑戰。我先前講過，共產黨領導人把自己權力的合法性建立在唯有自己最正確這一點之上，因此他們就決不肯承認自己犯了錯誤。一旦認了錯就非下台不可。看一看中共的黨史，從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到王明、張聞天、周恩來，再加上後來的華國鋒，中共的歷屆最高領導人，有哪一個在承認了自己的錯誤之後還能保住最高權力？
我們知道，在民主政治中，領導者的權力是來自於一套公認的程式，你在定期的選舉中贏得了比別人多一些的選票，你就具有了合法的有效權力。它不需要、也不可能去編造領導者絕對正確的神話。共產黨一向蔑視程式，並且總是把最高權力的正確性加以絕對化，這在表面上看來更民主—-領導者犯錯誤隨時可以被撤換;然而一到了實際運作，如果人們還想保持權力的穩定，他們就只有變得更專制，他們就必須壓制一切反對意見。在廬山會議上，毛澤東把彭德懷的萬言書印發給大會，擺出了「跟他還是跟我」的決戰架式。包括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在內的黨內大人物，只要他們還沒有做好一舉把毛澤東趕下台的思想準備和組織準備，他們就只好站在毛的一邊反對彭。他們就必須堅稱毛是正確的、彭是錯誤的，他們就必須同意反右而不是糾「左」。我們似乎可以推測，在當時，毛和劉、周等人是達成了某種默契的︰劉、周等人試圖通過幫助毛贏回「面子」的辦法，來換取毛在「裡子」上做出一些調整。可是在政治上，「面子」往往就是「裡子」。毛澤東既然借助於放肆一搏而保住了、甚至還加強了自己的絕對權威，他就難免不進一步姿意妄為。共產黨的路線也就因此而越來越「左」，直到釀成慘絕人寰的大饑荒。
「事實」不勝「雄辯」
對於所謂三年「困難時期」，大陸老百姓無不記憶猶新。那正是我們這代人長身體的時候，隨時隨地都餓得心慌。城裡人好歹有定量，吃不飽也餓不死，鄉下人就更慘了。不單單是吃不飽，其他用品也都十分短缺。買什麼都要憑票證，都要排大隊。到後來我們竟然對此習以為常，以致於不少人都難以想像萬一生活中沒了票證怎麼還能運轉下去。
不過在最初，我們還是很不習慣的。成都是天府之國，在「大躍進」之前的供應一向是既豐盛又低廉。在五九年，成都也開始實行豬肉和白糖的限量供應。作為家庭主婦，母親有時要抱怨幾句，我當時聽了還不以為然，覺得母親的思想「落後」。我向母親打賭說，頂多幾個月，情況就會好轉的。母親不信。於是我把這幾句話寫在月份牌的最後一頁上。等到新年臨近我更換月份牌時，我又見到了這幾句話，我知道我賭輸了。可是我依然認為母親的思想有點「落後」。看來，「事實勝於雄辯」這話並不那麼靠得住。這又是為什麼呢？
事實本身不會說話，它必須通過解釋才能獲得意義。因此在這裡，不同的解釋、不同的觀點、乃至於不同的話語系統，往往具有更大的功能。我們在無形中接受了共產黨灌輸的那套話語系統。對於一種言論，我們總是考慮它是「進步的」還是「落後的」，是「革命的」還是「反動的」。至於它是否真實，反倒常常不在我們的思考之內，或者說不被我們所重視。
舉一個更突出的例子吧。在上中學的時候，我們常常聽老工人、老貧農作「憶苦思甜」報告。這些老工人、老貧農都是經過嚴格挑選的、在「舊社會」「苦大仇深」、在「新社會」「翻了身」的典型，而且還由政工幹部事先對他們的報告內容進行過周密「指導」。可是每逢他們講得興起就會不小心說漏了嘴。本來是憶「舊社會」的苦，講著講著就講到了三年「困難時期」—-「要說苦，六一、六二年才叫苦吶。」聽到這裡，同學們便忍不住笑，笑他們講「錯」了。我們很少從中領悟到「今不如昔」這層嚴峻的意義—-事實上，憶苦者自己也同樣很少明確地意識到這層意義。我們是在笑他們「覺悟還沒有我們高」。所謂「覺悟」，是指對各種事實採取一整套特殊的解釋。在由「覺悟」構織而成意義之網面前，單純的事實只有從屬的地位。以後的經驗也證明，首先地、主要地還不是由於反面的事實，而是由於這張「意義之網」本身暴露出了它的破綻和自相矛盾，才最終導致了我們思想觀念的轉變，從而也就對已知的事實作出了不同的解釋。
－－轉自《人與人權》(//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