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27日訊】為富不仁，典出《孟子.滕文公上》。可見，為富不仁，古已有之，不是新生事物。然而，透過三鹿蒙牛，透過三聚氰胺，我們看到的是一個不願承認，又不得不承認的，令人寒心的事實：為富不仁的現象越演越烈，已經又登上一個「新台階」了。再回頭看看，我們就會發現，為富不仁，在所謂改革開放以來的二十餘年時間裏，呈現的是直線上升、大踏步前進的態勢，其發生、發展，竟至於登峰造極的過程，令我們感到悲哀，值得我們思考。

一，為富不仁的潘多拉魔盒是怎樣打開的？

我的父親還是一個掛名的中共黨員。一點背景沒有，一點小手腳也不曾使用過的父親曾經當過秘書、保管、工廠書記、什麼辦的主任等。討厭與「不三不四」的人勾勾扯扯，崇尚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父親以此自慰，我也再清楚不過：無論是改革開放之前或是之後，他都沒有貪過公家或私人的不義之財。鄧小平成為總設計師之後，為了力挽共產黨政權，為了保住權貴們的既得利益，全然不顧共產黨是靠著殺死了多少富貴之人奪取政權、鞏固政權的，公然發出了貌似合理的「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的最高指示。

連自留地，連小商販也被當作資本主義尾巴割掉的中國大陸人，被迫鬥私批修，被迫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甚至被迫「忙時吃乾，閒時吃稀」的中國大陸人，只能清心寡慾，只配非禮勿聽勿視的中國大陸人，在三十多年的高壓統治之下，在朝三暮四的政策之下，猶如長期被關押在鐵籠裡的雀鳥那樣，即使你將鐵籠去掉了一根鐵絲，雀鳥們也還不敢，甚至不願意飛出鐵籠。但是，那些道德品質相對差的那一部份人，尤其是那些潑皮無賴、膽大妄為之人，敢於坑矇拐騙，敢於偷摸盜竊，甚至敢於提了大板斧探路搶劫的這一部份人，他們蠢蠢慾動了。他們才是摸著石頭過河的心領神會者，他們才是白貓黑貓捉住耗子就是好貓的身體力行者。畢竟，「響應」號召和政策的致富之路，安全多了。

於是乎，世紀之交我們目睹為富不仁之怪現狀拉開了序幕。有財心無財膽的人一次次埋怨自己坐失良機：發這樣的財也沒有事，早知如此，哪裏還輪得到那小子。

安貧樂道如我父親之輩直歎人心不古、世風日下：真是世事難料啊，五六十年代的那些貪污分子，社會上的打砸搶分子有用武之地了，他們都富起來了。他們成了能人，成了勞模，成了功臣，還成了這樣委員，那樣代表，我們這些兢兢業業的老黃牛，倒成了落後分子，無德無才的人了。

「老革命」們更是心裏不平衡：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相聲的鋒芒，也曾經直指這一初級階段的為富不仁現象：公安不敢抓，法院不敢判；要我還你一百萬，這事一點也不難：你再貸給我一千萬！

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樣：說來說去還是個老話題:公平競爭下的發財，大家佩服；利用特權的暴斂，大家不服。

富當然不是罪惡，不應該有仇富心理，關鍵在於：怎樣富，也即靠什麼手段和方法富。

二，政治改革的停止，尤其是六四的發生，加速了為富不仁的發展。

即使是在1989年之前，政治改革的步伐，也是遠遠地跟不上經濟改革的步伐的。人有兩隻腳，如果說，左腳代表經濟改革的步伐的話，那麼，右腳則代表政治改革的步伐。中共的所謂改革，實質上就是，左腳往前邁進，不僅從計劃經濟的模式邁進了市場經濟的模式，在一定範圍和程度上，左腳伸直已經邁進了資本主義的模式。而右腳呢，一直跛足前行，一直拖著左腳的後腿，一直阻礙著整個國家軀體的前進步伐。

中共的理論家們自稱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在毛的文革時代，就是典型的修正主義。這就是有人將今天中國大陸的經濟模式戲謔為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的主要原因。六四發生之後，政治改革的步伐，就不是快慢的問題，而是有無的問題了。在中國大陸，所謂的政治又是壓倒一切，左右一切的。用計劃政治的手段來指揮指揮市場經濟，其情形猶如「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乎！」

雖然「三講」的第一講就是講政治，但是，正如我在一篇文章裡所說的那樣：這「講政治」三個字，它是中性的，你往左講，是講政治，我往右講，它也是講政治啊。這就有如拉拔河，你往東拉，是拉拔河，我得往西拉，才是拉拔河啊。我往西拉，怎麼就不是拉拔河了呢，大家都往一個方向拉，那還是拉拔河嗎？

講政治的關鍵，是要放人講，讓人講，有人講，而不是你只能講什麼，怎麼講，在哪裏講。否則，後者的講政治就是掛羊頭賣狗肉，就是葉公好龍，說穿了，就是不准講政治。獨裁專制政權實質上最怕別人講政治，尤其害怕別人講自己的政治，講真正的政治。講政治，就意味著俯首貼耳，唯黨首是瞻，對真理和正義背過臉去，將良心丟給狗吃。

政治改革是監獄，是雷區，摸不得，碰不得，更動不得，而追求物質利益，講求吃喝玩樂，嚮往長生不老，這不僅安全，也是政府求之不得，大力提倡的。所謂的南巡講話，也就是把大陸人往這條路上引導。用古代謀臣的話來說，這就叫「牧民」，把人民像豬，像羊那樣放牧到水草豐茂的草原上，讓他們填飽肚子，他們就不會花什麼時間去思考政治問題，思考自己的權益問題。在這一點上，我們不能不承認，統治者完全摸透了中國人的劣根性，即只要能夠吃飽穿暖，也即做穩了奴隸，中國人就容易滿足，就山呼萬歲了。正是在這樣的精神和物質背景之下，人們一切向錢看，惟利是圖。

錢錢錢，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十億人民九億商，還有一億在觀望，就是這一階段的真實寫照。中國古代本就有無奸不商，無商不奸的說法，這樣的為富不仁的「優良傳統」在這個時代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揮。「為富不仁」 偷稅漏稅，「為富不仁」造假煙假酒，「為富不仁」扣發農民工工資，「為富不仁」做虛假廣告，「為富不仁」貪污受賄，「為富不仁」賣官鬻爵，「為富不仁」走私販毒，「為富不仁」拐賣人口，「為富不仁」組織賣淫嫖娼，「為富不仁」殺人越貨，「為富不仁」生吞活剝動物，如今又有「為富不仁」在奶粉中摻三聚氰胺！

這就是兩手都要抓的另一個版本:一手抓著機關鎗，堅決鎮壓膽敢影響「穩定」的敵對勢力，用二十萬人的性命換取二十年的穩定；一手抓著人民幣，不斷地向沒有別的追求的臣民招搖，讓他們入我彀中，為我所用。

六四的鎮壓，讓人們看到了現代軍隊裝備的精良，看到了「人民」軍隊是怎樣對人民的孩子大開殺戒的。不少人確實被嚇住了，神州大地，真正的萬馬，不億馬齊喑了。吃喝嫖賭，貪污腐敗也比去碰政治改革的老虎屁股安全。為富不仁，不僅比當個異議份子安全，還能盡享金錢和物質能夠給人帶來的快感，真是何樂不為啊。

三，宗教信仰的缺失，讓為富不仁的人們無所顧忌。

王熙鳳為什麼什麼樣的錢都要吃，都敢吃，什麼樣的權都要弄，都敢弄？她在「弄權鐵檻寺」時說的一句話再明白不過：你是素日知道我的，從來不信什麼是陰司地獄報應的，憑是什麼事，我說要行就行。
所謂的唯物主義和無神論，現在，網上公開質疑，甚至是「說三道四」的人已經不在少數。

我的看法，無論對於傳統和西方道德倫理和文化，無神論起了一個取其糟粕，去其精華的壞作用。傳統文化中的仁義禮智信，對天地自然的敬畏，祖先留給我們的傲骨與氣節，都被新政權無情地「揚棄」了。敬畏天地什麼的，那不是迷信嗎？人必須有所敬畏，但不是指對權貴的敬畏，而是指對正義，對天理的敬畏。若失卻了敬畏之心，人便會無法無天，什麼傷天害理的事都幹得出來。

人世間無論是什麼宗教，甚至包括迷信思想在內，絕大多數，都是勸人向善的。國家機器，法律武器在預防犯罪上不能說沒有作用，但作用非常有限；在懲罰犯罪方面非常有用，但也非常無奈。在懲前上來的及時，在毖後上則鞭長莫及。

按照我們耳熟能詳的說法，國民政府遠比共產政府腐敗無能。但是，那個時候有蘇丹紅辣椒嗎，有注水肉嗎，有敵敵畏茅台嗎，有三聚氰胺奶粉嗎，有三假官員嗎？沒有，都沒有。為什麼，我認為，這與那個時代允許迷信，尤其是宗教信仰的相對自由得多有很大的關係。

我祖母一代的老人，兒孫一旦不珍惜糧食，她老人家就會自信而企圖信人地告誡兒孫：要遭天打雷劈的！你如果做什麼不道德的事，她老人家就會為兒孫擔憂：暗室虧心，神目如電！蘇共時代，俄羅斯的道德淪喪雖然沒有今天的大陸嚴重，但是，在俄羅斯的國土上，也是前所未有的。蘇共垮臺之後，宗教信仰自由，信奉東正教的民眾很快達到了全國人口的半數以上。雖然距離舊俄羅斯時代百分之八十（憑記憶，不一定準確）以上的民眾是東正教信眾還有不小距離，但是，調查結果早已經顯示，越是信眾多的地方，官員腐敗，尤其是社會暴力犯罪行為也就越少。

回到今天，回到中國大陸。1949年以後，不顧人性，不顧國情，中共強行推行所謂共產主義信仰，社會主義道德。與此同時，摒棄了傳統道德，排斥宗教信仰。尤其是反右和文革時期的所謂破四舊、立四新，更是將非共產黨允許的一套道德秩序，行為準則破壞殆盡。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已經不再相信什麼共產主義信仰，社會主義道德，對毫不利人，專門利己的人號召人們毫不利己專門利人更是嗤之以鼻。但那是毛澤東時代，種個自留地會被上綱上線到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嚇人高度，販賣個雞鴨蛋什麼的，會被判定為犯投機倒把罪，順手撈回家「集體」的磚頭瓦塊，會被定性為挖社會主義牆腳。因此，那個時代的人們並非沒有私心雜念，不會為富不仁，而是沒有機會為富不仁，不那麼敢為富不仁。

人們渴慕，也該渴慕的宗教信仰，統治者堅決打壓，人們厭惡，也該厭惡的說教，強行灌輸。從「老三篇」、學雷鋒到五講四美，四項基本原則，三講三個代表，再到今天的和諧，表明上看，每一個最高統治者都非常重視思想道德建樹。在我看來，這不過是沐猴而冠之後的人在自己的山頭吼幾聲，提醒山上眾生，現在必須忘記先帝，唯我是瞻！

當然，為了抬高自己，貶損敵人，以便鞏固新生政權，對被自己打倒的政權時期的富人極盡醜化之能事，對所謂的無產階級極盡拉攏之能事，確實也是相當一部份人們自願安於貧窮，安於現狀，談富色變的重要原因。

改革開放了，清心寡慾幾十年，被無神論將心目中的鬼神驅趕得無影無蹤的大陸人脖子上的繩索雖然還沒有除掉，但相對毛的時代，繩索放長了些。這，就是所謂黨的（改革開放）政策好的本來面目。

物極必反的人們不再恥言商，不再恥言富，而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為了錢，為了先富起來，不擇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因為，在地面世俗社會，他們已經沒有了當年聞之色變的政治高壓；在地下鬼蜮世界，他們已經喪失了敬畏心理。上帝死了，對一些人意味著責任的增加；同樣是上帝死了，對另一些人則意味著禁忌的不必。不義而富貴，於我如浮雲，笑貧不笑娼等說法，已經發霉變質，該扔進垃圾堆了。

四，找不到感恩對象，這是富人心理嚴重扭曲的根本原因之一。

作為中國（大陸）人，每一次從媒體上得知外國富人如比爾蓋茲有捐出多少多少億美元給公益事業或慈善機構時，我們的心理總是失衡的：外國的富人，他怎麼就如此大仁大義，我們的富人，怎麼就會吃喝嫖賭？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不訪問一句：中國為什麼沒有自己的比爾蓋茲，或者說，比爾蓋茲如果生長在中國，他還有今天嗎？回答，當然是否定的。為什麼？不講別的，就說這個小時候對功課不感興趣的「問題學生」，光是教師的諷刺挖苦，就足以將未來的美國首富扼死於搖籃之中。

還有，今天的學校，哪一所不是開成要錢不要臉的「學店」？今天的教師，有幾個不是把學生當成搖錢樹？可是，他們在課堂上的道德說教和他們的實際行為，也即他們的言傳和身教，能讓學生尊敬他們，感謝他們嗎？問題的答案就在這裡：學生時代，我們沒有可以感恩的老師、學校；踏入社會，我們更是不可能去感恩那些貪官污吏，衙役痞子。具體些說，你是從事運輸行業的人，你會感恩交通警察，感恩運輸管理人員，感恩公路收費站，感恩工商稅務官員嗎？當然不會，不僅不感恩他們，還對他們充滿了仇恨。我當官，我發財，我有今天，完全是靠我卑躬屈膝，靠我受盡了胯下之辱得來的，是靠我違法亂紀，冒著坐牢殺頭的天大風險得來的。這樣的錢財，我不拚命享受，我對得起自己嗎！

美國的富豪轉贈回報社會都很慷慨，比爾蓋茨給非洲愛滋病捐款就是幾十億美圓，中國的富豪賺錢之後多把財產轉移到國外，捐幾萬塊錢報紙上還大作宣傳，一個千萬富豪拖欠民工幾千快錢工錢，逼得民工與他同歸於盡。中外富豪的精神境界，有著天壤之別，沒法比較。

從法制的角度來看，這與當地的法制環境有關。首先，外國有累進的遺產稅，法律的出發點是讓每個人站在同一跑線上，以防止某些人比另一些人具有特別的優勢；其次，外國有良好的醫療、退休等社會保障體系，讓普通民眾不必擔心退休或平常生活有了為難時缺乏救助；還有，外國人的理念是：培養孩子獨立生活的能力，讓他們養成珍惜自己創造的財富的好習慣；最後一點，也最為關鍵。中國富人的財富好多時候靠的只是法制的漏洞甚至違法的行為攫取，而不是靠服務型的政府和公僕性的官員維護其合法的支付行為及富人的個人能力，因此他們對政府沒有信心，對整個社會和他人沒有一點感恩及回報的念頭，也不可能有這樣的念頭。這就是毛所謂「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的21世紀註腳吧。

五，政府部門的包庇縱容乃至共同犯罪，是為富不仁登峰造極的根本原因。

毒奶事件東窗事發後，網上有人指出：現在的事實基本可以判斷，這是一個集體犯罪的行業。質檢總局在9月中旬的報告中以含蓄的方式呈現了所有的事實：21家乳製品公司涉嫌其中，它們幾乎是中國大型奶製品企業的全部，另外的三個細節表明，這不是一次事故，而是蓄意的犯罪－－「出口奶粉到了孟加拉、緬甸、也門3 個國家。經對留樣檢測，未發現三聚氰胺。」、「供應北京奧運會、殘奧會的乳製品均未檢出三聚氰胺。」、「9月14日以後生產的液態奶未發現三聚氰胺。」

只要不像六四，不像法輪功，不像非典等等那樣，被中共決策層認為威脅到執政地位穩定，我們看到的一樁又一樁大大小小的事件都充分地說明了，當局實質上在一定程度和範圍允許貪贓枉法等醜惡現象存在。這次的毒奶事件將政府的這一嘴臉暴露得最充分。不僅僅只是三鹿、蒙牛，也不只是一年兩年，這樣的公然投毒事件，影響如此惡劣、巨大的公共災害，只是在現在，以這樣的方式在媒體上公開，誰能說，這只是田文華、牛根生的責任，只是三鹿、蒙牛的責任？我的看法，這裡面有一根大得嚇人的犯罪鏈，是史上罕見的「單位犯罪」。這個單位，不只是三鹿、蒙牛，不只是質監局，甚至也不只是內蒙古自治區政府。看看吧，蒙牛、伊利的牛奶還在大陸販賣；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決定從主席預備費中拿出1億元作為借款，重點支持已陷入危機中的伊利、蒙牛。不救助受到毒害的人民，卻扶持投毒的犯罪嫌疑人去了。為什麼，因為那是難兄難弟，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啊。

與此同時，衛生部，質監總局都在對受毒奶之害的人們放話：國家負責治療，免費治療。我知道，這並非他們有多麼的同情受害者，而是「穩定」的需要。投毒的公司和個人不用不僅為犯罪行為買單，甚至還會得到政府的「重點支持」，難怪有人嘲弄說：我的公司要破產了，且投毒去，爭取政府「重點支持」。在這樣的政府「 作為」之下，富人還有必要為富而仁嗎？

我有單位的時候，每逢單位要高什麼「愛心捐助」時，我的態度總是，能少捐不多捐，能不捐就不捐。因為，我捐了款，一是我無從知道我的捐款用到哪裏去了，二是我，我們的捐款行為會被貪天之功的官僚和政府據為「政績」。為富，你叫我如何為仁？

「人民」政府何以要如此「扶危濟困」？因為黑心錢是「人民」政府穩定的經濟基礎，是黨棍、官僚公款吃喝、公費旅遊、公車運轉的基金，因為蒙牛等是奧運會的最積極擁躉者，因為三聚氰胺對紅色江山的威脅，遠遠地沒有「反動言論」可怕。這些，就是毒奶事件披露後，蒙牛等敢於在公開場合口無遮攔地說供給奧運會，供給香港，供給外國人的牛奶裡面沒有添加三聚氰胺，也是他們敢於為富不仁的堅強後盾。

一方面自己為政不仁，為官不仁，一方面要求別人為富而仁，這樣的要求，有實現的希望嗎？

六、中華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時候。

不說遠的，就說國共爭奪政權的上個世紀50年代以前，共產黨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或實施顛覆國家政權時，還會有那樣些人「同情革命」，有很多的富人大力支持共產黨，甚至拋棄或攜帶了財產投奔共產黨。我根本不認可這是所謂得民心者的天下的說法。今天的共產黨得民心嗎？它還不是照樣坐擁著整個大陸，還在聯合國有所謂「合法」席位。其實，這與當時人們的道德品質相對高尚得多，與相對多得多的人們為富還仁是大有關係的。

比較之下，當年坐牢的「反革命」是那樣的多，而今天，就那樣屈指可數的幾個。但在相對貧窮落後得多的昨天，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營救共產黨人的聲勢是那樣的浩大。而今，大陸就那樣幾個良知的堅守者，除了海外一點點可憐的「毛毛雨」外，誰還得到過國內哪一個富人的資助？這是為什麼?根本的原因之一，就是人們的道德淪喪，已經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你是堅守良知也好，你是為了真理和正義坐牢也罷，那是你不識時務，那是你活該，我憑什麼救助你！

中國個人資產超過3,000萬美元的有6,038人，超過日本。100萬美元以上的有41.5萬。前者是令人浮想聯翩的「超富裕人士」，後者也是讓普通人艷羨的「富裕人士」。這兩個堅挺的數字，使我們贏得了「亞太區第二大富裕人士集中地」的名頭。與此同時，寶馬車撞人逃逸，黑磚窯，蘇丹紅……一件緊接一件，一件比一件駭人聽聞。試問古今中外，哪一個時代，哪一片國土道德的淪喪，有今天的中國大陸這樣嚴重，這樣觸目驚心？沒有，都沒有，遠遠地沒有。

用《義勇軍進行曲》，即所謂的「國歌」裡的句子來描述，就是「中華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時候」。

這樣的危急還在加劇。如果，中華民族有一天不存在了，那麼，罪魁禍首不是別人，就是中華民族自己。再說明白些，就是一黨獨尊，一黨獨霸這個棄善揚惡、逼良為娼的腐朽制度。

首發《民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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