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27日訊】如果不發生意外，二審的楊佳必「死」無疑了。楊佳之「死」死於專制：當他用身體和快刀向這個體制宣戰的時候，體制已經把他視為敵人；這「一個人的戰爭」注定了他是失敗者；楊佳之「死」死於暴政：當二審楊佳時庭外群眾呼喊出「打倒共產黨」並舉出「刀客不朽」旗幟的時候，楊佳身上體現出中國人對專制和暴政的憤怒和反抗，凝聚著國人對刀客的同情。

楊佳之「死」是對中國「暴力抗法」的最新解讀。那就是後極權時期中國普通老百姓的對暴政和極權的忍耐力已達至「臨界狀態」而隨時可以踰越。「暴力抗法」在中國早已不是新鮮事，但楊佳之「死」在轉型時期的中國似乎卻具備一些特別意義。從民主運動的「持不同政見者」到刀客楊佳，從劉賢斌和李必豐等法庭上的「歷史將宣判我無罪！」到楊佳當庭的嚴辭峻容——對專制的反抗顯示出不同時期中國人的行為特徵和態度。

這就是今天的中國，「事情正在起變化。」在歷史把那些宣判者釘在恥辱柱上的同時，它同時也告訴我們，人們開始以自己的方式宣判這個體制的「有罪」，「你不給我一個說法，我就給你一個說法」。最早的武器是志士的良心，現在的武器是復仇者的利刃。以此為標誌，轉型時期的中國開始呈現出一種非同以往的世象——如果暴政和專制還是那樣的公然「合法化」，那人民的反抗也將「合法化」。從「非暴力不合作」到「暴力抗法」，中國走向了自己的不歸路？

甘地說，「只能通過非暴力來擺脫暴力，通過愛來克服恨。我相信這句話是不朽的真理；由劍得到的亦將因劍失去。」毛澤東說，「革命是暴力，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力行動。」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價值選擇和方法取捨。從此，「非暴力」和「暴力」有了區別。

「非暴力不合作！」這個發生在上個世紀印度的民族運動與它同時期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發韌於同一時間，卻在「東方專制主義」這個大背景下沿著不同的軸線最後走出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共產極權的史無前例，體現出一個更加複雜和更加惡劣的歷史現實：「總督制」對印度的統治只在表面，而共產主義卻深入到中國的每一寸土地和每一個體。當「大英帝國」建立在簡單行政上的殖民統治面臨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搖搖欲墜時，20世紀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卻滲透到了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各個方面。共產主義運動強調手段，為了目的可以不惜一切手段，暴力無時不可用，暴力無時不善用,中共並用自己「創造性」的語言表達為「兩手硬」，當然那另一手也是為「暴力」服務的。

早年看《甘地傳》，為甘地「非暴力不合作」所表現出的寬容和堅韌所歎服，後來卻發現甘地所面臨的「大英帝國」其實與我們面對的中共完全不在一個層次：英國的「總督制」與共產主義極權制度相比實在是小巫見大巫。這是兩個不同的民族國家。認識印度需要通過宗教，認識中國卻需要通過「暴力」——魯迅所說的文化意義上的「吃人」實際上是政治意義上的以「暴政」為基礎的「暴力」吧。

人們說東歐持續不斷的民主運動根源於其特定的歷史地域特徵，即使在「布拉格之春」後在蘇聯的高壓下也同樣表現出它的某種連續性，並認為作為民主運動的類似連續性在中國幾乎沒有（筆者以為這應該是在1989年前那些歷史時期，1989年是個分界線）——這是因為東歐不算太長的歷史中卻有一個較長的民主歷史階段，更重要的是作為隔壁鄰居的西方就在它的家門口隨時招手求愛，這樣的魅力是柏林牆所無法真正阻擋的。

這也就是解體的蘇東和未曾解體的暴政中國的區別——自1949年以來，中國的一切運動最後都是以中共的暴力收場，對「體制內反抗」如此，對「體制外反抗」同樣如此；自1989年以來，中國的民主運動走上了自己的正途：在無可避免的面對中共極權和暴力的情況下，「非暴力不合作」面對的是中共的「暴力不合作」，民主運動採取了「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方式，自覺的「不越界」和保護自己，中國殘酷的社會現實和政治現實決定了這樣的選擇。而有志之士們在專制的冷血鎮壓下前赴後繼，可歌可泣，「血肉之軀磨鈍了專制的屠刀」，在專制和反專制的抗爭和搏奕中，開創出在共產極權中國的民主運動的新的新篇章，雖然它遠沒有達到1989年前多次運動所達到的高潮，但它的脈絡卻延續到今天，它在「低潮」中前進著。

「非暴力不合作」在今天的中國已從簡單的一個口號而淪為一個普遍的社會現象（對它的解讀可能需要專文），這也是民主運動的功勞之一；而「暴力抗法」則是中國各種矛盾尖銳和集中化的表現。兩者其實是社會生活中連繫在一起的。當消極的「非暴力不合作」已達到忍耐的極限的時候，「暴力抗法」就產生了。

近年來，「流血事件」屢屢發生，「暴力抗法」成為中國「一條最靚麗的風景線」，吸引著國人乃至世界的眼球；特別是近一年來，以「甕安事件」為標誌，「暴力抗法」呈現出超過以往任何時候的強烈度——不管是在次數還是在性質上，其「暴力」強度或血腥度均為以往所未見，儘管這些單個的「暴力抗法」並未對中共的統治基礎有根本的撼動，但它對社會的「同感」和「共振」效應必定會成為中國當下不可忽視的「危險公共事件」，它的反抗體制的政治意義也明顯的凸顯出來。

「楊佳事件」之所以得到無數中國人的廣泛同情的根源就在這裡。作為體制的代表，被殺死的警察誠然也有不幸，但楊佳的快刀與其說是指向警察不如說是指向這個體制：被長期漠視的中國老百姓的「生存權」和「發展權」在極權社會找不到任何一個渠道表達：政府不是楊佳者們的，傳媒不是楊佳者們的，連居委會也不是楊佳者們的，一切可能的公眾輿論都淪為極權和權貴的助手和幫凶；一切善意的主動「和解」（只是為了爭取那少得可憐的一點權利），都會遇到極權的冷漠面孔。一切的「說法」不是藉口就是推托，總之就是「不給你一個說法。」楊佳的快刀決非輕易出鞘，它乃不得已而為之。

作為「暴力抗法」，血性方剛的青年楊佳當然不會被絕大多數中國人所傚尤。中國人在面臨極權的「不講道理」時，他們多半會先去尋求「道理」或「說法」，中國人民是「善良」和「勤勞」的，如果他們還可以勉強生存的話，但中國人民也是「勇敢」的，如果他們連基本的「生存權」和「發展權」都被剝奪殆盡的話。而在後極權的今天中國，中共卻正在演繹那最後的剝奪——先是剝奪了城市，現在又開始到農村，那早已「淪陷的家鄉」面臨著權貴資本的最後的瘋狂。楊佳會死嗎？

依附在楊佳身上的此次社會「簽名」和公義又在等待著消聲匿跡，「刀客不朽」的旗幟肯定也已被沒收，而刀客也正在等候著那最後的「一聲嘆息」。有的消失，有的卻留下。那改變了楊佳的「暴力抗法」看來永遠不會匿跡消聲了，「地火運行的聲音」正在接近，死不死一個楊佳，那「法」都到了不得不抗的時候了。謹以此文悼刀客英雄楊佳。

──轉自《自由聖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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