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27日訊】最近中國的毒奶粉事件蔓延，引起了廣泛的討論，幾乎都一致認為是中國人的道德淪喪所致，但是，為何中國人的道德會淪喪到這種地步呢？中國之所以不斷爆發這一類道德淪喪的事，主因中國社會缺乏有效規範人們行為的力量。要改變人們的行為選擇可以使用法律、教育或是宗教的力量。

中國的奶粉毒害中國人已長達數年，卻沒有人揭開這一黑幕。相反地，毒奶粉事件卻是經過紐西蘭總理克拉克，才得以公布於世。這是中國人道德淪喪的最好例證。與此成為強烈對比的是，最近在日本有個中盤商因為不小心從中國進口毒米，賣給了日本人，受到良心不安的譴責，而上吊自殺，以示負責。這個現象反應出日本社會與中國社會人的行為有多大的差異。

中國法律執行力薄弱

法律是防範人們做壞事的最直接、且最強有力的因素，但是，法律要有效防範人們從事不法的行為，不只在於要有完整的法規，更重要的是，所規定的法律要能夠有效且公平的執行。也就是說，做壞事付出去的代價要超過所得到的利益，人們才不敢做壞事。但是，中國的法律卻是有嚴格的等級區分的，對老百姓和對達官貴人是絕對不一樣的。對老百姓當然是嚴格執行，但是對達官貴人卻不是這樣。

中國的法律執行有很多的偏差，例如首先是利用「死緩」，將死刑變成為有期徒刑。變成為有期徒刑以後，就可以保外就醫，可以保到原籍，或甚至是保到海外就醫。獲得死緩的人，一進入有期徒刑階段，就可以保外就醫。當然，整個過程都得用錢買通，交易得當，死緩者的刑期可以變成只有3年左右。

別看對保外就醫有明文規定，那是騙人的，真正執行是有許多內部規定的。從獄警、醫院到法院一路買上去，只要進入有期徒刑就能買出去。這就是為什麼犯案的高官們會極力爭取死緩的原因。

經過權與錢的交易之後，辦案人員就利用修改口供來改變刑種。雖然幾乎所有高官的真實罪行都該判死刑，但是大多數都走了死緩、無期、甚至更輕的出路，而這都是通過改變刑種實現的。

既然法律的執行如此不公平，就不會有人遵守，尤其是有錢有勢者更不遵守法律。因此，人們不會把自己的行為帶給別人的傷害考慮進來，只要是能賺錢，不管會不會出人命，反正不一定會被捉到。即使被捉到，只要有錢就可以解決。只要做壞事的利益超過做壞事的成本，人們就敢去做，尤其是有錢有勢者，做壞事要付出的代價更小。而越大的壞事所得到的利益越多，他們就越敢去做。

中共沒教育

即使法律可以約束人們的行為，但是必須被發現才有罪，法律看不到的或管不著的地方，人們還是會做壞事，因此任何一個社會都有另一種使人們約束自己行為的手段，那就是教育。

Douglass North 是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他在《經濟史的結構與變遷》一書中曾提到，許多教育都明顯地在反復灌輸一套價值體系，而非致力於人力資源的累積。所謂一套價值體系就是指意識形態，而意識形態決定人們的「偏好」，也就是說教育是改變意識形態的手段，改變「偏好」的方法。

中國的教育是為共產黨服務，教育內容缺乏宣揚人與人之間如何相互和諧存在的因素。網絡上一篇名為「中共沒教育」的文章提到，中共的教育思想嚴重落後，教育要為政治服務、為共產黨服務、為維持專制獨裁政權服務，這是中共教育的唯一目標。因此，中共的教育是培養政治家的地方。凡是入黨的人，都需要寫思想匯報，宣揚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觀點。

中國受教育的對象也是兩極分化的，分為少數精英及廣大民眾。共產黨教育培養的是少數精英分子，使之成為黨、政、軍的統治階層，這批人的數量不多。對絕大多數的中國百姓的教育，採用的是愚民政策，封鎖資訊並灌輸黨文化，把絕大多數的中國老百姓訓練成為聽共產黨話的人，也就是利用教育達到愚民的目的。

中共信仰無神論

即使經由教育改變人們的偏好，也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所謂「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就是指教育的作用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才會体現出來。要達到快速改變人的偏好，尚有其他途徑，例如宗教信仰的力量。這個力量對於有信仰的人來說，是相當快速強大的。為什麼在法律接觸不到或是看不見的時候，人們不會去做違規的事？那是因為我們相信三尺頭上有神明，因此不可以隨便做傷天害理的事情，不敢無所顧忌地做壞事。

但是，中國人信仰無神論，所以人們不認為做壞事會遭到報應，只要對自己有利，不管會給別人帶來什麼樣的後果，都敢為所欲為地去做。這種文化的形成是因為中國共產黨信仰的是無神論，共產黨宣揚三鬥，亦即與人鬥、與地鬥、與天鬥。與人鬥，顛倒善惡，泯滅人性；與地鬥，違背自然，其禍無窮，並且把階級鬥爭延伸到自然，因此破壞自然環境，在所不惜；與天鬥，迫害信仰，否定人對神的正信。因此，人們不相信做壞事會有報應，而敢無所顧忌地做壞事。

也就是說，中國何以會有那麼多的黑心產品呢？一是因為執法無效，因此人們敢做違法的事情，中國的教育並未傳達人與人和諧共處的因素；二是中共宣揚無神論，因此人們不相信做壞事會有報應。(//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