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21日訊】最近我接到一個農民工老鄉的求助電話。他上班時暈倒在機器旁，老闆送到醫院治療，但醫療費從他未領的工資裡扣除，並讓他馬上走人，沒有任何補償。他的醫療費一千多元，加上應得的解聘補償，共三千多元。我讓他去找勞動仲裁，他說找過了，你知道沒有用的。是的我知道，但是找媒體也沒有用，這點錢太少了，不算什麼新聞，沒有記者會感興趣。每當這種時候，我都不知道怎樣對他們解釋，對於他們來說，這錢已經夠多了。

　　大多農民工的收入只能勉強維持生計，根本沒有任何積蓄。疾病纏身之後，他們只能身無分文地離開工廠。按照某些專家的設計，這時候他們應該抱病還鄉，守著那未因私有化而賣掉的一畝三分地養老。但事實是，我這位老鄉並沒有回去，他正托人另找一份工作，繼續在城市苟延殘喘。因為他非常清楚，城市裡的生存機會還是更多一些。

　　那些以為土地是農民的生存保障的專家們，是在可笑地撥著小農經濟時代的算盤，這就好比給城裡人一小塊地，讓他們自己建房子一樣——算一算他們的收入和原材料價格，每個人都住得起一套大房子。事實上，農村早已經納入整個市場體系之內了，誰也不可能再抽身回到過去。他們的衣食住行，都只能按照市場價計算。如果他們從事的種植業或養殖業的產值不能平衡這些支出，那麼他們只能破產。外出打工的農民，大多都是農業生產的破產者。他們把土地撂荒，頭也不回地來到城裡受苦。

　　好了，現在傳來好消息，村裡的幹部通知他們說，政策又要變了，土地（使用權）可以買賣了，說不定會賣個大價錢呢。你要趕緊把拖欠的計劃生育款交了，趕緊交點手續費把第二代身份證辦了，否則你可能保不住戶口了，那一大筆錢你就得不到了。此外，咱們那裏不是有點偏僻嗎？為了讓大老闆們看得上，村裡計劃修條公路，每人集資一千元……

　　毫無疑問，每一次政策變動，都會讓鄉村幹部們聰明許多倍。他們會挖空心思「用好政策」，小變小掙錢，大變大發財。道理也很簡單：他們並沒有別的財源，為了黨和政府的工作需要守在農村，而不能像別人那樣進城打工。如果不能「用好政策」，不僅行政無法運轉，家庭生計也難以為繼。何況，既然當了幹部，日子總不能比別人過得差吧。

　　這三十年來，農村土地政策也有若干次調整，每一次都成為鄉村幹部權力尋租的狂歡派對。土地值錢的地方，他們就大玩「流轉」牌，什麼兩田制、三田制、反租倒包制、股田制，結果無一例外地是，幹部的權力越「流轉」越大，農民的權利越「流轉」越少。土地不值錢的地方，鄉村幹部就變著花樣搞行政攤派，除了修公路、建辦公樓之外，還出現了什麼秸稈砍伐證、養豬證之類的「證腐」行為。從理論上說，政策調整都在朝著好的方向走，但是專家已經論證，農民並沒有從土地上獲得任何增收，甚至只有負增長。那些所謂的收入提高，除了統計上的竅門外，幾乎都是農民工在城裡賣命掙的那一點錢。

　　我並不是要反對土地「流轉」的進一步改革，恰恰相反，我認為這是天理良知之所在。而且，不用任何經濟學知識，也知道擴大中國農村內需對世界經濟是一個多麼大的貢獻。因此沒有必要理會那些「姓公姓私」的爭論，很快你就會發現它跟當年「姓資姓社」的爭論一樣無趣。但是，如何讓改革成功，不可不深思而慎行。

　　在我看來，「土地流轉」是一個奇怪的詞組。如果我們跟城裡人說，你的房子可以去流轉一下，他一定覺得莫名其妙。其實《物權法》中所說的土地「流轉」——轉包、互換、轉讓、入股、抵押，都是交易行為，城裡人也可以拿自家房屋幹這些事。為了權利和法律的一致性，對同一件事情的表述，不應該實行城鄉二元體制。據說鄉村幹部很喜歡這些含混的詞，因為「交易」就意味著清晰的權利概念。從語義學上說，「權力流轉」、「土地（使用權）交易（買賣或租賃）」更通順一些。因此，我提議，在土地（使用權）交易之前或者同時，進行民主改革，讓權力流轉起來。而且，期待權力越流轉越少，權利越交易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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