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惠林:十月省思「國家與政府為何存在?」

吳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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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0月21日訊】時光飛逝,素有「光輝」之稱的十月已悄然來到。在台灣,之所以有「光輝十月」,那是因威權體制時期該月紀念假日特多,慶祝活動一波接一波。不過,自從台灣走入「民主」之後,十月就黯淡了下來,不但以後「偉人」的生日或忌日都不再被放假紀念,甚且受到批判,如今竟連雙十國慶日都受到強力質疑,關鍵就在台灣或台澎金馬是否稱得上「國家」?是的話,名字到底要叫做什麼?

今年的台灣,由於「入聯」議題沸沸揚揚,這個一向尖銳、敏感的國家認同議題燒到沸點,又碰到2008年總統大選年,看來其熱度還會持續一陣子。

為國家拋頭顱、灑熱血為哪樁?

台灣這邊內部固然吵成一團,對岸中國也一直關切台灣的動靜,而且堅決不承認台灣是一個國家,甚至於不認為是政治實體,對於「台獨」更視為禁忌,一直以來文攻武嚇各種手段紛紛出籠,威嚇各界不能讓台灣成為一個國家。我們也都知道,中共且一向以「國家主義、愛國主義」操控其人民為國家拋頭顱、灑熱血。

姑且不淌兩岸間和台灣內部的「政治紛爭」混水,就以平和、冷靜、理性態度,將紛爭的焦點--「國家與政府」,它為何出現,其角色和功能應是如何?藉此光輝十月的到來,由根本省思起。

在任何社會,尤其是在一個「自由」社會裡,主體應是活生生的「個人」,由於個人在求取「自利」過程中必須與別人交往,而且在發揮自由意志的行為中,難免會彼此妨害到對方的行為,為了免於此種妨害,或者降低妨害的程度,乃有必要由個人一起「自願」地組成國家,以政府的力量來維護個人的自由,使個人免於受到外來的敵人和自己同胞的侵犯。政府所用的工具是法律(公正而合理的),而以軍力維護國防,以警力維持治安,以司法強制私人契約的履行,最後的目標則在保護每一個人的生命財產之安全及自由。

國家和政府應是「長成的」

對於政府和國家任務的此種認知,是典型信奉自由經濟者的信念,在此種認知下,個人應該要問「我和我的同胞,如何能利用政府」來幫助我們分擔個人的責任,來達到我們各自的標的,更重要的是,如何來保護個人自由?伴隨這個問題而來的另一個問題是:如何避免我們創造出來保護我們自己的政府,反成摧毀我們的個人自由之怪獸?

畢竟,政府本是個無機組織,將之運作者仍然是凡人,既然是凡人就有私心在,而由於運作政府這個組織有著極大的「權力」,一旦集中在某人身上,極易成為威脅個人自由的利器,因為人性使然,很難抵抗權力滋味的誘惑,更難避免被權力所腐化,而且如阿克頓公爵(Lord Acton,1834~1902)所言:「絕對的權力代表絕對的腐化」。去年11月去世的自由經濟大師弗利曼(M. Friedman,1912~2006,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更在1962年時就提醒我們:「雖然支配權力的人,最初可能出自於善意,甚至起初也未因自己可以運作的權力而腐化,但是終究會對人產生致命的吸引力,終而將其改頭換面。」

弗利曼的諍言須緊緊記住

弗利曼是在他的名著《資本主義與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的〈導論〉中明確這樣告誡世人的,他在該文的一開頭就對美國最有名且頗受愛戴,但被暗殺的約翰.甘迺迪的名言提出質疑。那是甘迺迪總統在就職演說中說的:「不要問你的國家能為你作什麼,但問你能為你的國家作什麼?」而這兩句話常常被有權力的人引用來對下屬耳提面命。

弗利曼納悶的問說:「我們這個時代對這兩句話的爭論居然是放在句子的出處,而非其內容。」他認為這兩句話都未能表達出一個自由社會中自由人理想的公民和政府之間的關係。因為以父權的口吻說道:「你的國家能為你作什麼」隱含了政府是保護人,而公民則是被保護者,這和自由人認為必須為自己的命運負責的看法是衝突的。而「你能為國家作什麼」這種社會組織觀點的看法,則隱含了政府是主人或神祇,而公民則是僕人或崇拜者。

弗利曼進一步告訴世人,對自由人來說,國家是由個人組成的集合體,並非高於個人的事物。自由人所引以為傲的是共同的文化遺產,並忠於共同的傳統。自由人將政府視為一種工具和媒介,而非恩典和禮物的施予者,或是被盲目崇拜和予以服侍的主人或神祇。除了公民個別奮鬥的共同目的外,自由人也不認為有什麼國家的目的。

極權是自由的一大威脅

弗利曼又說,自由有如一株珍奇脆弱的植物。我們的心智告訴我們,歷史也證實了,極權是自由的一大威脅。政府的存在對於保護我們的自由是必要的,政府是一種工具,可藉用來實踐我們的自由;但是,如果將權力集中在政客手上,那麼也會對自由造成威脅。

那麼,我們如何能從政府的保證中得到好處,而且又能避免政府對自由的威脅?弗利曼給的答案是美國憲法中的兩大原則,一是政府的規模必須加以限制,二是政府的權力必須加以分散。不過,弗利曼也坦白的說,實際上,人們一再地違反這些原則,而宣稱違反原則的內容為箴言。

在光輝的十月來臨,且入聯、建國議題高燒的此刻,也正提供台灣住民嚴肅思考「國家是什麼?」「政府的適當角色何在?」這個重要的基本課題,而弗利曼在45年前的諍言也提供我們省思的基礎,任何一個「自由人」,都有必要仔細的思量並予以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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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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