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2日訊】

（一）

1976年，中國歷史重大轉折的一年，「四人幫」覆滅「紅太陽」下山，意味著「文革」的結束和「毛澤東時代」的終結。然而陰霾依舊、曙光不再。毛澤東冥冥中仍然以其思想繼續統治著災難深重的中國大地。北京西單民主牆的出現，撕開了籠罩在中國黑暗的鐵幕，露出了一絲民主的氣息，「政治民主化」似一聲吶喊在神州上空迴盪。但是，反動的力量太強大了，這一呼喊很快遭到當局殘酷無情的扼殺。然而，民主的潮流由此在中國暗暗地湧動著。彷彿像時針的移動一樣，僅管緩慢，但畢竟在移動著……1989年6月初，中共動用武裝力量鎮壓了中國的民主運動。從那一刻起，中國就進入了後極權時代。

所謂後極權時代就是極權主義的原初動力逐漸衰弱，統治政權接近崩潰的前夜，也就是說共產主義者們竊取國家政權後掌握的國家機器發條已經開始鬆動，極權者失去了他們的前輩所擁有的嚴酷性和殘忍性，但是國家機器仍然像過去一樣運轉，只不過方式由過去的國家恐怖主義變換為骯髒的謊言維持其統治。而這種統治的面目不得不有所修飾，有時候不得不多講一些法制。由此，這個社會的所有核心工作都是為了「穩定」服務，在這段時間裏，權力的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管理社會的手段仍然是謊言和恐怖。但是沒有民主的社會無法過渡到法治的社會，沒有民主的國家也不可能保持社會的真正穩定。因為專制是敗壞一個社會的毒素，而生活在這個社會裏的人們都是極權主義者，被任意驅使和殘酷奴役的對象。

人類社會要產生政府的目的顯然是為了增進全體社會成員的幸福，而不是為了讓這個由人類自己創造發明的政府給人們帶來災難。但不幸的是，即使在最好的情況下，政府的存在卻是所有禍害存在的根源。今天，生活在專制制度下的中國人已經把自己對政府的要求降到了最底線，即不奢望F府為他們做好事，只希望政府不再做壞事。然而就連這一點點也辦不到，因為這個政府從成立的那一刻起直到現在就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政府，它不是民選所產生的人民的政府，這個政權是建立在暴力和血腥上的。由血腥和暴力產生的政府也只能用暴力和血腥來維持。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專制政體存在的唯一好處就是讓人民受苦受難，而且知道這種苦難來源於哪裏。從中共暴政統治幾十年的過程看來，中共竊取了政權後對國家是毫無貢獻的，他帶給人民群眾的是災難、死亡和恐怖。統治者的意志就是法律的依據。人民對國家政體沒有發言權，中共政權沒有像波爾布特那樣肆無忌憚地殺戳國民，不是因為中共最高統治者沒有波爾布特那樣暴虐，而是人民的素質決定了他不敢這樣做。人類本來就生而平等，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這種平等又是由人類所首先破壞的，貧富的差別就很能說明這一點。

還有一種不能用自然的或宗教的理由來解釋的差別，那就是人為地把人們分成領袖和臣民的差別，這樣有一類人降生世間就自然地高於其他人之上，如果不是出生在太子黨的家庭就自然地低人一等。把一個人的地位捧得高出其他人很多，這種做法從自然平等的權利來講是毫無根據的，也是不能用事實來加以說明的。至於「人民的大救星」、「黨就是母親」這種說法更是荒誕，把神聖的稱謂冠之於黨的領袖頭上而讓他耀武揚威，這實質就是人們對自己的侮辱。除了這種政體的弊病以外，中共政權另外一個致命的弊害則是權力的世襲制。中共的憲法就確定了某個具體的個人對於國家的統治權，這種世襲的統治事實上是對我們子子孫孫天賦權利的超前剝奪。既然一切人生而平等，那麼誰亦不能有權創立一個永遠統治其他社會成員的政黨，即使中共的領袖們在世時值得同時代人的尊敬，他的後輩卻絕對不可能有資格享有和承襲這種榮耀。毛澤東的「你辦事，我放心」就是把我們全體國民當作他私人的財產傳給他指定的繼承人。就因為這句話，華國鋒就有權成為中國的最高統治者，而華國鋒的智能和水平比起一個窮山溝裡四處亂竄的游擊隊政委其實也高不了多少。任何人起初只能保持別人授予他的社會榮譽，同樣地那些榮譽的授予者也無權犧牲子孫的權利。中共所謂的第一、第二、第三代領導就是典型的世襲制。由於長期的欺騙宣傳和矇蔽，一般人都認為共產黨的領袖們都有著光榮的過去，值得炫耀的歷史。撥開迷霧還原真相，扯掉他們遮蓋在身上的布幔，追溯他們發跡的根源，便會發現他們只不過是一夥不逞之徒中作惡多端的罪魁而已，他那殘忍的行徑和陰險的權謀才使他獲得了盜匪頭領的稱謂，由於勢力的增加和掠奪範圍的擴大才使他們佔有了今天的權力。一個韶山沖的農民兒子由於在有一年的秋天帶領一批武裝力量爬上了井崗山，打家劫舍，狼奔彘突，踩著萬千枯骨，逐漸地獲得了國家的政權，佔有了話語權，因為這樣才成為「人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中共的領袖們竟恬不知恥地說：「中國人民選擇了共產黨，選擇了毛澤東。」照這樣的強盜邏輯推理，愛新覺羅、忽必烈、李自成、朱元璋等一批欺世盜名的傢伙，橫行霸道的土匪頭目更有理由吹噓「中國人民選擇了他」，張獻忠也可以大肆吹噓「四川人民選擇了他」。凡是有理智的人都不會承認這批匪首所享受的權力是正當的、光榮的。中共世襲制度的存在事實上為愚人、惡人和下流卑鄙的人提供了一條進入社會權力上層的捷徑，因此這是一種造成人間災難的制度，一種罪惡的制度。中共建政以來，幾十年的運動和一波又一波給中國人民帶來的災難就是對這種制度的罪惡性的詮釋。總之，一個不光彩的政府和靠著血腥建立起來的政權不僅僅使我們國家陷於血泊和動亂之中，而且這樣的政權繼續存在也免不了將來會發生更多的流血和悲劇。

一個政體一旦成為極權和專制的政權，就難免使國家陷於貧窮和紛爭。因為這樣的政權非但不能代表國民的意願，而只能是對國民進行奴役和掠奪，反對奴役和掠奪也必將遭到這個政權的血腥鎮壓。由於中共的宣傳和歷史久遠的迷惑，一部分人相信了中共彷彿天生就是中國當然的統治者。如果我們拋開他的宣傳，注意他的動機，再回顧一下自己所經歷的社會生活，這種謊言其實就容易戳穿了。中共用賄賂和小恩小惠僱請了一批喪失起碼良知的御用文人，由這批人編織美麗的花環來遮掩他們醜惡的嘴臉和豺狼般的心靈，用骯髒來洗滌骯髒，用卑鄙來遮掩卑鄙。他們說「黨就像母親一樣」，禽獸尚不食其子，中共統治幾十年來卻葬送了無數鮮活的生命。讓我們看看這個享有「母親」稱謂的黨，究竟做了些什麼呢，「土地改革」，中共用煽動仇恨的方式鼓動農民搶奪了地主的土地，而農民則不是搶奪土地的受惠者。接踵而來的合作化又輕輕巧巧地從農民手中搶奪了這批土地。「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從資本家和工商業者手中搶奪了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共產黨僅僅用了幾年時間就完成了他霸佔整個社會財富和資源的過程。中共最感頭痛的不是沒收這些物質的東西，而是人們頭腦裡的東西，所以毛澤東絞盡腦汁搞了一個「陽謀」，即「引蛇出洞、聚而殲之」的「反右鬥爭」，這樣他就從根本上沒收了知識分子頭腦中的「資產」。

「反右鬥爭」的實質就是對時代和歷史的反動，是毛澤東在思想領域進行全面掠奪的一場力量懸殊的對知識分子進行圍剿的沒有流血、沒有硝煙，而又確確實實是一場傷痕纍纍的殘忍無比的戰爭。由此，毛澤東完成了他構造的思想專制體系。「反右鬥爭」最終導致了中國歷史的大倒退和知識分子的大分化。隨著而來的就是一場「戰天斗地」的「大躍進」。「大躍進」運動是對中華文明民族素質國民心態乃至自然生態全面破壞的過程，這場瘟疫般的「大躍進」導致了人類社會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大饑饉，造成了中國數以千萬的人喪失生命。一個誠實正直的人都遠遠比毛澤東的價值要崇高得多，中國共產黨卻厚顏無恥地把這樣一個大暴君描繪成「人民的大救星」。由此可見，中共的存在就是人類災難的根源。

我們不是出於驕傲或憤懣的動機來認識中共的，我們在良心上清楚地堅定不移地相信中共的存在完全不符合中國人民的真正利益，同時也不能給中國人民提供任何一點福祉，只能讓我們以及我們的子子孫孫繼續遭受無休無止的殺戳。

事實的說明是再充分不過的了，除了結束這個暴虐政權的統治我們再也沒有別的辦法來維護我們自身應當享有的權利，如果我們繼續對現有政體抱有幻想，存在希望，那就是自欺欺人，造成當今社會危機的積聚其總根源即現有政體。一個不能保障人民權益，維護社會穩定和正常運轉的政府根本就不是政府，其實質就是一個黑社會組織，一個暴力集團。

（二）

共產黨建政以來每一次的運動都構成了對全體國民的威脅，這個政權從其成立的那一天起所用的手段不是暴力就是謊言。這種情況使我們從良心和道德上覺得需要結束這個暴政的統治，因為我們的忍受和耐心已達極限，在謊言和暴力面前我們再也無法繼續馴從這個暴政的奴役了。否定這個暴政在「六‧四」那天第一顆子彈發射時就已經開始了。這第一聲槍響宣告了現有政權與中國人民的不共戴天。組織我們自己的政府乃是我們自然的權利，「六‧四」的第一聲槍響充分地暴露了現有政權的窮兇極惡，如果同這樣的統治者和這樣的政權奢談什麼「相信黨，相信政府，相信世界會一天一天地好起來，」其實質就是在縱容和姑息中共暴政野蠻兇惡勢力的膨脹。如果我們相信現有政權總有一天會把民主、自由和平等交給民眾，無異於就是相信賣淫的娼妓可以重新獲得貞潔。我們備受傷害的感情已經被中共幾十年來的卑鄙伎倆所喚醒。中共對人民的侵害和侮辱是天理所不容的，如果天理會寬恕，現有政權的血腥統治，它就不成其為天理了。假如我們連這一佔點起碼的愛憎都無法分明，豈不是說明公道在世上早就絕跡。那些熱愛人類，熱愛自由、民主，有道德良心的人啊，請你們勇敢地站出來吧，我們不但應該反對暴君，而且敢於反對暴政，敢於向殘酷的國家機器挑戰。幾十年來，我們全體國民付出的代價太多太多，我們在專製麵前跪拜的時間太長太長，我們民眾所流的血已經讓世人慘不忍睹了。除了反對暴政，還必須剷除產生這個暴政的共產專制體系。在黨主政府中，黨魁就是法律，同樣，在正常的社會中，國家的法律就應該是至高無上的。讓我們不妨在推翻暴政以前首先把這一崇高的稱謂交給全體國民來分享吧！如果我們的信念稍有所動搖，其實就是對暴政的妥協和投降，從而為無窮的虐政敞開大門。如果我們不能明確推翻共產暴政這一偉大的目標，只能使我們的前景更加迷茫，因為我們沒有一個明確的政治目的，我們所有的反抗都是毫無目標的瞎闖。中國是中國人民的，罪惡只屬於中共。

躲在背地裏抱著空洞的幻想，相信中共有一天會把民主交給人民是非常幼稚的。可是由此必須付出的忍耐會有盡頭嗎？我們莫非還有權利讓我們的子孫後代繼續接受專制政權的奴役？只要能夠把一個民主共和的社會政體交給我們的子孫後代，從根本上剷除中共邪惡政權，不管付出多麼高的代價都是應該的，都是值得的。而讓我們的子孫後代繼續忍受像他們先輩一樣的苦難，繼續接受中共暴政的掠奪那就是我們這一代人最大的恥辱。醒來吧，中國！醒來吧，善良的人們！

新的國家組織的成立，將是維繫我們所有國民團結的紐帶。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看見我們行動的目標，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獲得空前強大的凝聚力，才不至於被詭計多端的中共政權所玩弄的各種各樣卑鄙伎倆所欺騙。我們勸告那樣對中共抱有幻想的人，你們的幻想正是中共黨文化在你們頭腦中產生的他們所希望的結果，如果我們現在不積極地行動起來，結束中共的專制，動搖不定的局勢又會引誘像毛澤東那樣的政治冒險家重新來碰碰運氣。這樣，我們的國家更會陷入深重的動亂之中。我們反對動亂，因為動亂只能給國民帶來無謂的犧牲和社會財富的無謂損耗，但我們更堅決地拒絕「穩定」，因為這種「穩定」是中共政權賴以苟延殘喘的最佳借口，「穩定」是中共崩潰前夕的黔驢之技。

專制制度在中國的大地上是根深蒂固的，辛亥革命僅僅是結束了皇權專制，偉大的民主革命先軀孫中山的宏願遠遠沒有實現，專制思想至今仍然在國家權力機構中佔有至高無上的主導地位。專制制度是人類理性和道德的最兇惡的頑敵，當專制主義者無法用謊言繼續維持它的統治時，它就會立即採用極端的手段，恐怖的方法，甚至是最血腥的屠殺來維護其最黑暗的統治。而我們進行的這一場反抗暴政的行動，只能是思想的、和平的反抗，也只能採用非暴力的方式方法，唯有這樣，才能磨蝕專制主義者的獸性，喚醒人類良知的同情和理解。須知暴力革命的結果是使黑暗更加黑暗，即使能夠推翻現有的暴政，也永遠談不上是人類理性的勝利，只不過是暴力革命的得逞，這樣又重蹈中共曾走過的老路。正如李自成反皇帝是要讓他來當皇帝；正如毛澤東反專制，是要讓他來專制一樣。

專制主義者不管怎樣殘暴，他們永遠也無法洗刷自己的恥辱和墮落，一個腐敗、墮落的政黨也沒有絲毫資格成為一個執政的黨，他們自身的所有作為已經注定了他們將會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在人類社會進步的歷史進程中，反抗政府和組織政府是社會成員自然應當享有的權利，即使是最好的政府也是對人們權利的一種剝奪，所以現代國家要實行政府首腦的定期選舉，而每一次政府的換屆實質就是對現有政府的反抗和挑戰以及否定。當今世界，只有中國共產黨所把持的政府才實行欺世盜名的自我複製。其實，社會和政府是不容混淆的兩碼事，社會給人們帶來的是溫情和幸福，政府往往帶來的是災難。權力無限膨脹的政府就是人類社會最大的災難。在很多情況下，反抗政府就是為了拯救社會，為了避免社會的進一步墮落和衰敗。人們組織政府是無可奈何的情況下不得已而為之的事情，也就是說人們組織政府就是為了讓渡部分權利給政府而讓這個政府保護個人無法保護的那一部分權利，從而通過政府經手購買軍事力量、外交事務和公共安全。而我們今天的政府本質上是剝奪人們所有權利的工具，它與組織政府的初衷是背道而馳的。比如：中國人民根本沒有參政、議政的權利，沒有選舉和被選舉的權利，尤其是沒有絲毫的政治權利，用中共的話說：「加入共產黨就獲得了政治生命。」照這樣的邏輯推理，沒有加入共產黨的民眾理所當然就沒有政治生命。隨著上述權利的喪失，言論自由、遷徙自由等都是中共寫在他們憲法裡的永不兌現的空頭支票。文學作品的檢查制度、新聞報導的審批制度就是中共最野蠻、最反動的制度。言論自由就是發表反對意見的自由，泱泱十幾億人口的大國，沒有一個民辦的報紙、雜誌、電台、電視台、出版社，這在世界上是罕見的。根據遷徙自由的法理，人們就應當享有不遷徙的自由。政府參與的拆遷就是政府對民眾不遷徙自由的強行干涉。全國各地類似事例舉不勝舉，所造成的悲劇讓千千萬萬的家庭捶胸泣血、痛不慾生、苦不堪言。

（三）

中國共產黨從紅色法西斯斯大林那裏接過人類社會五階段劃分法即人類社會是由原始共產主義過渡到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似乎這樣共產黨在任何國家取得政權就有了法理的依據。其實，五階段劃分法就是荒謬的，不堪一擊的，由共產黨人自己杜撰的邪惡說教。不需要更多的事實和理論，僅以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土崩瓦解就足以說明社會五階段劃分法的不能成立。而在中國則由共產黨用它自身的行為註解了一條不證自明的真理：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毀中國。現在讓我們看一看中共的領袖們究竟是一些什麼樣的邪惡的集大成者。

最能代表中共邪惡的就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用林彪的話說「毛澤東同志天地才、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推向一個嶄新的階段。」用毛澤東自己的話說，他自己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1848年，馬克思受共產國際的委託發表了他著名的《共產黨宣言》，這被共產黨人捧為經典的宣言赤裸裸地鼓吹和宣揚階級鬥爭、暴力革命。列寧奪取政權以後在馬克思的基礎上塞進了最野蠻兇惡的無產階級專政。由於馬克思沒有嚐試到所謂無產階級掌權的社會主義社會，他的臆想僅僅是停留在文字上而已。列寧在獲取政權後很快死去，也沒有真正地實踐他自己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毛澤東則不然，他不僅淋漓盡致地運用和實踐了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的理論，並且在這套理論中還塞進自己民粹主義的私貨，在深陷農耕文明社會形態中的中國用「打土豪分田地」的口號煸動農民的復仇心理和掠奪心態。並且在獲得政權後用盡千方百計來施行和完善無產階級專政。同時更為殘忍地加上他自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理論，這樣，革命的絞肉機就可以無休無歇永無止境地絞殺民眾。就是這種荒謬理論的作祟才有中國幾十年不息的階級鬥爭，才有一次接一次的運動。毛澤東用階級鬥爭是長期的、複雜的、有時甚至是激烈的理論來為自己種種傷天害理的倒行逆施和剷除異已的殘忍作為提供理論依據，並且還要讓由此處於惶惶不可終日的民眾隨時為自己用命。其實，不管是無產階級專政還是資產階級專政，只要是專政統統不是好東西。因為專政就意味著恐怖，意味著生命的毀滅，就意味著社會共和的破壞。毛澤東骯髒而罪惡的一生，毀滅了多少民眾的生命，殘殺了多少無辜的生靈。他那恐怖的預言「文化革命七八年再來一次」多少年來都一直縈繞在每一個中國人的頭上成為我們揮之不去的死亡的陰影。「文革十年」就是毛澤東思想在中國大地上肆虐的十年，這十年不是「浩劫」二字可以簡單概括得了的，而是無數的生命遭受毫無人性的迫害、肆無忌憚的殘殺，是中國人民在血雨腥風中一天又一天熬煎的十年，是人類歷史上最殘酷最黑暗的十年。用他自己的話來總結，「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形勢大好，不是小好。」而這種大好的形勢正是無數生命的毀滅所構成，無數民族文化的毀滅構成。儘管每一個中國人都應當對這一慘烈的十年負有集體責任，但毛澤東一手製造並且加劇了這一慘絕人寰的悲劇，他負有不可饒恕的首要責任，而我們民族則負有徹底清算這一罪行的責任。對於這一血腥的罪惡我們不做清算，歷史將永遠不會寬恕我們。在這個重大問題上，任何的溫良敦厚不僅留下歷史遺憾，更將遺禍無窮。至於他攫取政權以前的卑鄙伎倆不是本文討論的內容，姑不言之。1949年毛澤東宣稱「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其實中國人民從那一天起真正地跪下去了，這一跪竟是漫漫的幾十年。

那個「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總設計師」其實也並不像他們自己宣傳的那樣。「反右鬥爭」當中，他就是中共反右領導小組的組長，每一個右派都應當不會忘記長達二十二年的迫害是誰在具體操作。中國歷史上毫無法律依據的剝奪人權的收容制度、勞教制度的惡法就是在鄧小平的指揮下一手炮製出來的，這都是屬於歷史所不能容忍的。他和毛澤東之間的分歧不是出於良好的動機而是權力的傾軋。鄧小平在所謂的改革開放之初以「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為理由把胡耀幫從權力的頂峰拖下來，事實上，就是阻礙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步伐，使中國的政治改革無法挪動半步，從而阻礙了中國歷史的進程。隨後又把趙紫陽從權力的巔峰拖下來，嚴重地阻礙了中國的民主化進程，把中國推向更加極權的、更加專制的紅色恐怖歲月。尤其不能原諒的是1989年鄧小平調動暴力工具鎮壓民主運動，殘殺民主人士，這個雙手沾滿了人民鮮血的暴虐者竟然被他們自己標榜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其實，他是一個殘殺中國人民的千古罪人。歷史永遠不會忘記1989，歷史當然也不會忘記1989的鄧小平。就在那一年，他強加給中國人民一個在政治上毫無建樹的江澤民，從而為中共集團產生一個龐大的腐敗的既得利益階層打下了基礎，以至於造成今天中國的消費主義盛行和無所顧忌的貪贓枉法。所謂「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就是讓這一批人富起來了。

1989年靠著鎮壓民主運動起家的江澤民爬上了總書記的寶座，被中共稱為第三代領導的「江核心」仍然是一個雙手沾滿了人民鮮血的劊子手，他在1989年整個民主運動期間所玩弄的兩面派手法早已被上海人民領教過，他赤膊上陣，瘋狂地鎮壓上海的民主運動，並使用非程序化手段鎮壓參加民主運動的學生。其執政期間出賣國家主權於1999年底與俄羅斯簽訂了秘密的《中俄全面勘分邊界條約》，使俄國在十九世紀侵佔中國的一百五十萬平方公里領土完全合法化和合理化，這一條約是腐敗無能的清政府不予承認的，以至中華民國政府乃至毛澤東、鄧小平等也不敢簽訂的，竟然在「江核心」手裡成為事實，這純粹是對中國領土完整主權的出賣。這一罪孽中共也難辭其咎，江澤民則應承擔主要罪責。中共為了掩飾江澤民的這一卑劣行徑不敢把該條約的內容公諸於眾告之於民，中國歷史上賣國行徑之最莫過於此，對外喪權辱國，對內卻瘋狂鎮壓，這是中共一貫卑劣的伎倆。江澤民執政期間甚至還出賣中國大陸國防權，中俄邊境江澤民竟命令邊防後撤一百公里，為俄國蠶食侵吞我國領土大開方便之門。祖宗基業在江氏眼中只不過是其撈取沽名釣譽的資本。在政治上毫無建樹的江澤民這一行徑在賣國的道路上可謂是「與時俱進」，繼而在國內極力地販賣他那臭名昭著的「三個代表」，用空洞無物的「三個代表」掩蓋其與民為敵的實質並蠱惑民眾、欺騙民眾、麻痺民眾，對外奴顏屈膝，對內瘋狂鎮壓的反動實質。1998年由江澤民策劃的調動全國所有宣傳媒體對所謂「邪教組織」的瘋狂圍剿就是江澤民以民為敵嘴臉的徹底暴露，也是對他們自己憲法上所寫的「信仰自由」的極大諷刺。所謂「邪教組織」只不過是一個「信仰團體」而已，他們認為世界上真實的東西太少太少才提出了「真」；他們認為在中共統治下善良和美好的東西太少太少才提出了「善」；他們認為在今天的社會上太缺乏的是寬恕和包容才提出了「忍」，而這一點正是江澤民統治下的中共政權所不能容忍的，尤其如此才觸動了他們的統治神經，以至於調動全國的力量發動了一場比抗戰時間還要長的、殘忍至極的、踐踏人權的迫害。國家根本沒有任何權力提倡或禁止公開宣稱的宗教信仰，否則就是國家犯罪。

（四）

千千萬萬的人在中共的暴政下命運被播弄，呼聲被抑制，願望被扼殺，而最為殘忍的是長期的洗腦使中國人民喪失了自己的獨立意識。所有的人都只能在它的黨文化範圍內統一思想和思想統一。中共治下的幾十年，中國人民喪失最根本的東西就是人的權利及自由。正因為幾十年的苦難經歷使我們明白了一個最基本的道理：必須結束中共的一黨專制局面，組織我們所需要的民主共和政府。

我們所爭取的目的應該同我們所付出的代價要有恰當的比例才好，如果我們僅僅停留在反對暴政、反抗壓迫是抵不上我們幾代人所付出的重大的犧牲，除了從根本上剷除中共的專制政權再也沒有別的辦法使我們的民族和祖國走向繁榮昌盛的。在一切論據中最有力的是只有結束專制政權對於中國的統治，中國人民才能獲得自身的解放和自由。把希望寄托在中共內部改良人士的身上讓一黨專制的國家政體繼續奴役我們，中國就永遠沒有光明的那一天。如果我們不去爭取民主，民主也就不會降臨我們可愛的國土。沒有以上的認識我們將會看不清楚我們祖國的出路在哪裏。共產專制已經被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放逐了，已經被俄羅斯人民放逐了，中國不應是也不該是專制體系的避難所。而只有中國人民凝聚偉大的力量團結一致才能夠完成這一偉大的歷史任務。只要我們把一個跟上時代潮流的符合人類理想的政體留給我們的後代，我們今天的付出即使是最高的代價也是相當便宜的。如果我們把這樣的事情留給我們的後代去完成就是我們對他們的不負責任。我們不可能和中共和解，和解的紐帶在1989年6月4日的凌晨就被中共沾滿鮮血的雙手剪斷了。我們必須清算但不報復，清算是為了讓我們的子子孫孫從中吸取寬容的乳汁滋養自己，為了讓我們的子子孫孫不再蒙受專制政權所造成的苦難。我們不報復不是為了遺忘，而是為了讓我們的子孫懂得理性地看待歷史。

今天民主已經成為整個世界人民的共同訴求，民主具有普世價值。民主潮流已經成為不可阻擋的世界趨勢，任何逆潮流而存在的政府必將被這一巨大的洪流所淹沒。我們必須組織一個能夠適應這一主流的政府以便有效有益地管理社會，有了這樣的政府人們從社會進步中得到的幸福成果才有確實的保障，人們才會始終互以真誠相待。但是社會必須要有法律和政府的約束，這就是我們不得不組織政府的必須行為，然而任何政府和法律都可能被邪惡所侵蝕，我們同時也必須防止法律和政府被邪惡所侵染，不管呈現在我們眼前的事物是多麼紛繁雜亂，只要我們有效地控制自己的政府權力使其無法無限地膨脹，我們就有能力治理好我們所生活的社會。人們受苦受騙多年而根本發現不了社會癥結究竟在哪裏，關心國家命運的人所開出的政治處方也五花八門，但因為不明白中共政權就是皇權專制暴政的骯髒殘餘，也醫治不了當今中國深入膏肓之重病。最好的政府體制應該把代議制同民主制結合起來，容納和聯合一切不同利益、不同階層的人們。這是所有政府形式中最容易理解和最適合中國形勢的一種，只有這樣才可以把世襲制的愚昧和不穩定以及大眾民主制的不義一掃而空，也只有這樣才能夠從根本上堵死國家權力向極權主義蛻變的道路，也只有這樣人們交給國家政體的那一部分權力才不致於被濫用。由此，我們就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三權分立就是這個政體存在的根基，只有把國家的權力分成各個小塊交給政府，這樣的政府才不會具有高度極權的腐敗。

現在，正是民主、正義、公正播種的最佳季節，收穫的時間將不會遙遠；現在也正是考驗我們靈魂的時候，坐享其成，還是在祖國的光明到來之前為自己的祖國殫心積慮為之艱苦卓絕地奮鬥，奉獻，這正是磨煉我們的意志、檢驗我們的道德與良知的時候。只要是為自己的祖國服務而不斷奮進的人，將會獲得我的子孫後代永久的崇敬。暴政同死神一樣是不會輕易地被征服的，然而，我們可以告慰自己，路途越艱險，得來的勝利越光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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