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8日訊】我去人事處退記者證時，人事處的老兄把證件上的照片撕下還給我，說：「留個紀念。」

照片上的我二十八歲，看著照片上清瘦還有些朝氣的面孔，我的眼睛有些濕潤。原以為自己不會有什麼感傷。感傷，是因為我把九年半的歲月丟在這個大院，猶如一塊石子投到了深不見底的潭水裡。

車拉著兩個紙箱，像往常下班一樣駛出大門，崗哨上武警還是那樣如雕塑一般佇立。流水般的日子裡，這個崗哨上有多少茬新兵成為老兵，然後復員，再來一撥新兵，曾記得多少次我忘了帶證件和哨兵交涉。那些退伍回鄉的哨兵還好麼？他們在為生計打拚中，是否會偶爾記起這個崗哨？

紙箱裡面是幾千張照片，十幾本採訪筆記，五十萬採訪札記，一摞摞會議材料，還有幾十本紅紅綠綠的獲獎證書。九年半的歷史，就這樣簡單地打包了。

說不清我為什麼要告別記者生涯，儘管在幾年前我已厭倦了這份工作，但真正咬牙下定決心離開，還是年初的事。我揣著記者證，我的社會身份是「記者」，可是這些年來我何嘗有機會做過真正的記者？兩千多年前太史公秉筆直書不諱君惡，我們今天都做不到。不能真實地記錄，不能自由地表達，我還算什麼記者？無非是為稻粱謀而已！這樣的「記者」生涯，為什麼不向它說再見？

回家整理那些照片和採訪札記，很多有趣或者憤怒的事情想起來了，近兩年來，我很少去觸摸這些記憶，因為慚愧。

照片記錄了我這九年走過的地方，全國包括港澳台在內，我只有四個省區未曾涉足。可是縱橫萬里路，又留下些什麼?除了看了些不同的風景，認識些不同的人。

那些和我親密地挨在一起微笑著合影的人，有一大半我想不起他們是誰了。而當時在酒桌上，我們一定是頻頻碰杯談天說地好似多年的老友，等到照片留下時，就是戲散場的時候，我這些年四處採訪，和「心連心藝術團」巡迴演出也沒有太大的區別。

記得第一次出京採訪是到西安，參加武警總部召開在那兒召開的一次會議。幾天的會議聽來聽去都是車軲轆話，剛出江湖的我還很認真地做筆記，但心裡犯嘀咕：這樣枯燥的內容怎麼寫成報導？等會議還沒有開完時，有新聞幹事已經把事先寫好的通告給我，只要略作改動，署上我的名字就萬事大吉了。我疑惑既然如此，為什麼還要記者參加會議，由部隊的新聞幹事直接將通稿傳真到報社不就得了？後來才知道，請記者特別是中央媒體記者參加，會提升會議的規格。記者，也就成了賈府裝點門面的清客。採訪和會議都很輕鬆，剩下的時間當然是要逛逛這個做過漢唐國都的古城，大雁塔、華清池、兵馬俑，一個也不能少。對我觸動很大的一件事是去秦始皇陵遺址公園，大門緊閉，外牆上被用石灰刷了 「殺人償命」等大字，跪著一個婦女和兩個孩子，披麻戴孝，後面立著一群憤怒的民眾，大喊裡面的人出來。記者的敏感讓我前去問詢，原來婦女的丈夫是附近村莊的農民，幾天前去公園裡叫賣，被抓入當地派出所，第二天通知家屬該人在派出所病亡。家屬和村民要討個說法，遂有此一幕，看到我提問、拍照，村民可能猜出我的身份，將我圍住七嘴八舌說個不停。這時和我一起參觀的武警官員以及陪同人員，悄悄地拉我出去，說我們不是來管這些閒事的。畢竟在部委機關做過公務員，再不諳官場規則的人也知道該給東道主一個面子，何況剛當記者不知道沒有單位領導授權的「管閒事」會帶來什麼。於是我從人群中溜走了。

現在看來，我的「處子訪」已經為我的記者生涯定調。這不是真正新聞學意義上的採訪，而是充當一場戲的某個配角。秦始皇陵遺址公園那一幕一直是我心中的一個陰影，有時我安慰自己，即使我留下來採訪了，也十有八九發不出去。可是反過來又想，就算不能發表，但如果盡力了就問心無愧，但我沒有盡力。

那一次西安之行，我還特意抽時間去西北政法學院一趟，見識了著名的雕塑「憲法頂個球」，現在翻出這張「頂球」照片，宛若隔世，一晃這些年過去了，我和我所在的國家，究竟走過了一條什麼樣的路？

由於報導的領域是時政，得採訪一些官員，有時候也不能免俗和官員們合影，很多官方媒體的記者熱衷這個，好像一張合影就是一張虎皮或者護身符。看合影中或者我鏡頭下的那些官員大多神采奕奕，好多現在已落馬。

西安回來後不久就去昆明採訪，參加某中央單位召開的行政監察的會議，當時的雲南省省長李某到會發言，這是個說話直率的彝族漢子，他發言中出現口誤，將雲南是個「多民族的省份」說成「多民族國家」，我們記者看熱鬧地觀察台下的高官們一臉尷尬，事後議論說中央來的官員會不會怪罪滇撫有不臣之心呀。幾年後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因貪腐這位巡撫被判死緩，當然和口誤無關，但貪腐也未必是真正的原因。幾年後再次去雲南，一位彝族幹部還惋惜李某是他們民族最可能成長為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或政協副主席的人物——因為建政五十多年來，彝族幹部最高位到正部，而彝族的人口和藏族、回族差不多。然後他又說：我們這個民族太聽話了，要是維族或藏族的高級幹部，有這點事上面也不會動他們。後來我到廣西去，當地一些幹部對成克傑伏法，亦做如是感嘆。

有一年和國家藥檢局一位司長去江西進行醫療器械打假報導，一週的接觸，覺得那位司長低調隨和，有儒雅之氣，對其印象頗為不錯。回京後，剛開始還打過幾個電話，漸漸地疏於聯繫了，最後一次看到他是在電視上，他被判刑，一頭白髮形容憔悴。我心底裡一聲嘆息。

第一次參加人民代表大會報導，心裡還很激動，似乎覺得是在見證歷史。住在會上，報社一位同事引薦一位黑龍江某市新聞辦主人來找我，這位主任陪著市委書記來開會，市委書記除他，還帶了好幾個隨員。新聞辦請我去採訪他們的書記，書記侃侃而談該市的發展思路。這是我第一次對人大代表的制度設計產生疑惑。因為民意機關存在的目的就是為了監督行政、司法機關。而一個地方黨委政府及司法機關的領導人成為人大代表後，他如何履行監督自己的職能？再看到這位書記的消息時，這位書記作為省人大副主任，因受賄被查處。

我們一位同事更神奇，他採訪過的廳級、副部級官員中，大半落馬，被譽為「高官殺手」。

這樣的「吹鼓手」做了幾年後，我總結出一條經驗，上面佈置正面報導的任務中，一高和一低可以做。「一高」就是指對整個執政黨大而化之的肯定或者是對最高處大佬們的頌揚，基本上不會有什麼問題；「一低」指報導中讚揚這個機器鏈條中的小螺絲釘，如基層民警、普通戰士或小官員，問題也不大。最容易出問題的是廳級和副部級官員，可能剛報導他的「光輝業績」沒多久，這人就被「雙規」或判刑了。最搞笑的一次是，某次人代會，我已經在後方當編輯，當時江西省檢察長（副部級官員）丁某託人主動聯繫本報，要求在報上露露臉，我們一個記者寫了篇報導，極盡吹捧之能事。稿子到了我手裡，我建議不要刊發，理由是：一個副部級官員，一般說來不是靠媒體正面報導陞官的，到了這個位置，低調，不引人關注是最重要的，否則會遭忌恨，因此他們往往對媒體的報導避之唯恐不及。而這次一位副部級官員主動要求在媒體上高調亮相，一定是他感覺到危機了，想一切辦法抓救命稻草，也許他覺得被官方媒體剛剛正面報導過，有關部門為考慮影響會謹慎從事。即使採訪他，也只能報導他作為一名普通人大代表的建議，而這篇稿件竟然赤裸裸頌揚其個人清正廉潔。可是，由於那位記者找報社高層公關，稿件還是發出來了。不到半年，這位專司反貪的省檢察長自己被反貪了，《南方週末》長篇報導他落馬的過程，而且大段引述了本報讚揚他的那篇報導。看到《南方週末》的報導，我的臉都紅了，這樣的報紙，有何「報格」可言？

從事「圈養記者」幾年內，認識了許多其他中央媒體的同行，而且許多人成為很好的朋友。這些人當年多是大學的優秀畢業生，剛入行時，也有一番新聞人的抱負。但時間一長，多數磨得沒有棱角了。所求者，要麼是利用身份掙點錢，要麼和權力部門搞好關係，熬到處級調到權力部門做公務員。有一年，和新華社和中國日報兩位記者一起去河北某市採訪該市人大，公事完畢三人在賓館大堂閒聊，等待車來送我們回京。這時一個便衣過來，對我們喝斥：你們馬上離開這裡！一幅凶巴巴的樣子。我們知道是中央一位重要領導人到了該市視察，可能要來此賓館，當地警方負責清場。對這種拿著雞毛但令箭的公差，沒人不反感。我問他：你是誰？你在執行什麼公務？你啥都不說，我們憑什麼要聽你的。他可能沒想到有人還敢這樣問他，嗓門更大了，說：我沒必要告訴你們，讓你們滾蛋就得滾蛋！那位在未名湖邊呆了幾年的新華社記者火了：我們不滾蛋怎麼了？我看你怎麼辦。我接著打圓場，說：「你起碼要說明一下身份，我們才知道你在執行公務，這是執法的基本素質呀。」同行的《中國日報》的記者是個漂亮妹妹，接話茬說：「你給他這樣的人講素質，豈不是對牛彈琴？他可能都不知道素質兩個字怎麼寫。」氣得這位公差滿臉通紅，這時候該市人大的工作人員前來解圍，一場風波消弭。幾年後，那位女記者出國了，那位憤怒的男記者，進了「海」裡，成為了宮中小黃門。憤怒的記者總是要成熟的，在這樣的體制下，這樣的選擇也無可厚非。

而我，是從官衙裡走出來做記者的，不願意再回去，而在這種媒體裡，找不到一絲做記者的感覺。於是，開始了沉默，開始了不求上進，把那些出面採訪官員的機會全部讓給新來的年輕人。但長久下去也不是辦法，於是就開始另一種寫作，儘量地淡化單位人色彩，強化社會人角色，慢慢地開始轉型，轉型到自己和別人都不把我當成圈養記者了。

但是，無論如何，我還是名列圈養記者行列。年初遼寧某縣委書記派公安來報社抓一個同事，對我觸動極大。現在權力已變得明火執仗了，連「自己人」溫和的批評已經容不下了，官方媒體當「小罵大幫忙」的清客都不可能了，拍主人的馬屁，要十分講究藝術，生怕拍到馬蹄上。這樣的地方，已經沒有絲毫可以留戀的，我終於決定逃離了。

記得第一次跨進這個報社是1999年的3月8日，報社大院外面的迎春花開得燦爛，嫩黃的花瓣上，鍍上陽光的金黃，閃耀在我的眼前。而今離開時，正是秋風蕭瑟，落葉舞庭。繁華事散逐香塵，離開時我在疑惑，是否這個大院真的有過繁花似錦的春天，或者那僅僅是一種幻覺。

──轉自《十年砍柴博客》
(//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