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5日訊】范泓是筆者的文友，通讀他的《隔代的聲音——歷史勁流中的知識人》，印象最為深刻的是對於前北大教授陶希聖與女兒陶琴薰生離死別的人生悲劇的歷史重現。陶琴薰女士的長子沈寧恰好也是筆者的文友，筆者此前也從沈寧筆下讀到過陶希聖與陶琴薰父女的人生傳奇。因此覺得有必要綜合相關資料，對於北大教授陶希聖一家三代的生離死別，重新進行一次較為完整的歷史敘述。

一、五四時期的陶希聖

1899 年，陶希聖出生在湖北省黃岡縣孔家埠陶勝六灣。3歲時跟隨先後任河南夏邑、新野等縣知縣的父親來到河南。1915年，16歲的陶希聖投考北大預科，師從章太炎弟子沈尹默、錢玄同、朱希祖、朱蓬仙等人攻讀傳統國學，課本包括《文心雕龍》、《呂氏春秋》、《淮南子》、顧亭林《日知錄》、章太炎《國故論衡》、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等，尤以自修宋儒學案與明儒學案最為得心應手。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時，已經是北大法科（後改稱法學院）二年級學生的陶希聖，只是政治運動的追隨者。5月3日這一天，法科大禮堂擠滿了學生，政治系學生謝紹敏登台演講，「在慷慨激昂之中，咬破手指，撕下衣襟，寫了『還我青島』的血書」。5月4日天安門集會之後，中國駐日公使章宗祥挨打，外交總長曹汝霖的趙家樓住宅被燒，一時間秩序大亂。陶希聖隨大隊後退，「眼看著保安隊向胡同裡走進來，只得靠到一個住宅的門口，作出旁觀者的姿式，才避過保安隊，然後從容走出趙家樓和石大人胡同」。

當天晚上北大學生在法科大禮堂集會，校長蔡元培登台講話，先生聲音低微沉重：「現在已經不是學生的事。已經不是一個學校的事，是國家的事。同學被捕，我負責去保釋。」

次日，北大法科學生照常到譯學館上課。第一堂課是刑法，學生們最關心的是這場運動的法律問題以及被捕同學的責任問題，兼任總檢察廳首席檢察官的刑法教授張孝簃被學生團團圍住。張孝簃面對學生出言謹慎而又斬釘截鐵：「我是現任法官，對於現實的案件，不應表示法律見解。我只說八個字：法無可恕，情有可原。」第二堂課上憲法，陶希聖清楚地記得，憲法教授鐘庚言神情淒然步入課堂，「聲隨淚下，全堂學生亦聲淚並下」。

當時的陶希聖對於《新青年》雜誌所開啟的白話文運動及新文化運動幾乎是毫無興趣，而且從來沒有聽過新文化運動精神領袖胡適的授課。儘管如此，陶希聖依然沒有置身於時代洪流之外，用他自己寫在《潮流與點滴》中的話說：「民國八年（1919年），我在學生時期，參加了北京的五四運動。十四年（1925年），我在自由職業者時期，遭遇了上海的五卅事件。這兩個事件對於我的學業、思想與生活都有重大影響，也是自然和必然的事。」

二、陶希聖的政學傳奇

1927 年1月，陶希聖被國民黨中央軍事學校武漢分校聘為政治教官，從此與第一次合作的國共兩黨有了實質性接觸。在他擔任中央獨立師軍法處長、咸寧縣政府委員會常務委員兼司法科長期間，由於禁止農會書記隨便槍斃當地農民，被指控為「反動軍閥」，在陳獨秀救助下才得以保全性命。共產黨元老施存統告訴他說：共產黨沒有拉你入黨，是想留一個左派以便於黨外合作。如果你入了黨，今天的生命就不可知了。陶希聖聽後「毛骨悚然」：「在此一年中間，我見知與觀察所及，對國際共產黨之思想理論與戰略戰術，有深切之瞭解。」

1928年春天，陶希聖脫離國民黨武漢政府到上海賣文教書。1930年底，南京中央大學校長朱家驊聘請他擔任法學院教授。一學期後，他被母校北京大學法學院聘為教授。在隨後六年裡，北大教授陶希聖陸續出版四卷本七十餘萬字的《中國政治思想史》，初步形成了「中國社會發展分為五階段」的歷史觀。他所辦的《食貨》半月刊，還開創了中國社會經濟史學的一個新領域和新學派。

1937年7月17日，陶希聖與胡適、張伯苓、蔣夢麟、梅貽琦等人一同出席「牯嶺茶話會」，蔣介石在會上正式宣佈「戰端一開，只有打到底」的抗戰決心。這年8月，陶希聖加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第五組，從事國際宣傳工作，9月被聘為國民參政會議員。

1938 年12月，陶希聖、高宗武等人跟隨汪精衛前往越南河內。同年12月31日，他在致駐美大使胡適信中寫道：「自武漢、廣州陷落以後，中國沒有一個完全的師，說打是打不下去了。財政是一年廿七萬萬，收入不到兩萬萬。壯丁補充大成問題。焦土政策引起人民怨恨，至長沙事件而達於極點。這樣不可樂觀的內容，到了這樣一個外交情勢，當然應考慮存亡絕續的辦法。」

所謂「存亡絕續的辦法」就是與日本議和。與汪精衛不同，陶希聖的政治立場是「從旁打開日本與中國談判的路，戰與蔣戰，和與蔣和，再向蔣公建言力勸其乘時談判。如果做不到，我們便退隱不問政事……」

1939 年8月28日至29日，汪精衛在上海召開「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後指定周佛海為「中央」秘書長、梅思平為組織部長、陶希聖為宣傳部長。國民政府發佈通緝令，中央監察委員會決定開除這些人的黨籍。由於陶希聖的名字被蔣介石從通緝令中親自勾掉，致使汪精衛及日本人大為猜疑。危難關頭，陶希聖的妻子萬冰如帶領五個子女從香港來到上海，打算拯救火坑裡的丈夫。

1940年1月3日，陶希聖和高宗武在杜月笙的秘密安排下逃離上海，萬冰如留下18歲的大女兒陶琴薰與泰來、恆生兩個兒子充當人質以應付汪精衛。陶琴薰和兩個弟弟脫險之後，在香港《國民日報》發表《我家脫險前後》，文章寫得真切動人，重慶、昆明的報紙立即轉載，在大後方引起很大轟動。參與營救的杜月笙秘書萬墨林，也在《滬上往事》中回憶說：「陶小姐跟她的兩個弟弟密議一番，事畢，泰來和恆生兩公子聲聲說外面壓路機太吵，無法做功課，也睡不著覺。陶小姐被他們吵得『沒法』，便跟監視人員講明了，把她兩個弟弟送到滬西姑母家住一天，明日由姑丈姑母派人送他們上學。……陶氏三姊弟，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一個個都那麼沉著鎮靜。」

1月21日，高宗武、陶希聖在香港《大公報》披露汪日密約《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及其附件，「這一舉措畢竟是對日本誘降與汪精衛賣國逆流的重大打擊，也是給尚留在重慶陣營中的那些悲觀動搖分子的深刻警示——求和之路走不通！」史稱「高陶事件」。

三、名門之媛陶琴薰

1941 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陶希聖隨惠陽還鄉隊逃離香港，輾轉來到陪都重慶，被蔣介石任命為委員長侍從室第五組少將組長。1942年10 月，陶希聖替蔣介石執筆撰寫了《中國之命運》（原名《中國之前途》）。跟隨蔣介石到台灣之後，他出任中央改造委員會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兼中國國民黨總裁辦公室第五組組長，後改任第四組組長，主管輿論宣傳工作。蔣介石的另一本書《蘇俄在中國》也是由他捉刀代筆的。前外交部亞州司司長高宗武卻沒有如此幸運，只好遠走美國投靠駐美大使胡適，終其一生流落異國他鄉。

1948年12月，在中國共產黨宣佈的43名頭等戰犯中，陶希聖名列41號。1949年5月，陶希聖跟隨蔣介石乘坐「太康」艦航行到上海吳淞口復興島一帶，為了挽救女兒及其家人，他請求蔣介石稍停兵艦，再次給陶琴薰發出電報，並派出一隻小汽艇接陶琴薰至吳淞口會合。然而，他所鍾愛的女兒還是選擇了分道揚鑣。陶希聖在5月24日的日記中寫道：「蘇儒、琴薰決心不離滬。彼等前途悲慘而不自覺，可哀也。」第二天，他又在日記中寫道：「為琴薰及寧寧悲傷。彼等之悲慘命運乃自取耳……」

若干年後，陶琴薰回憶說：「外公身居要職數十年，罕見為私謀便利。吳淞口這一次是大大的破例。而蔣先生竟然准許了外公的請求，十萬火急之中，停下兵艦，專門等候一個普通少婦的媽媽。無論怎樣愁腸寸斷，媽媽還是決意留在上海。外公不得不忍痛遠行了……」（沈寧：《我心中的媽媽》）

按照范泓的訪談與考證，作為畢業於西南聯大外文系的高材生，陶琴薰之所以堅持與丈夫沈蘇儒留在大陸，與她的同窗摯友、陳佈雷之女陳璉有很大關係。作為新聞記者的沈蘇儒，一邊是擔任國民黨要員的岳父陶希聖，一邊是被周恩來稱為「民主人士左派旗幟」的老堂兄沈鈞儒。在對於中共代表團的採訪中，他也直接接觸過周恩來、范長江（沈鈞儒女婿）、梅益等人，感到這些人「可親可敬」，並非「青面獠牙」。

1949年之後的新社會給予沈蘇儒、陶琴薰夫婦的第一個教訓就是失業，是陶希聖託人輾轉送來的一根金條，幫助已經懷上第二個兒子沈熙的陶琴薰度過了難關。

陶琴薰懷女兒沈燕時已經是1952年秋天。在此之前，沈蘇儒在大自己40多歲的老堂兄沈鈞儒的疏通下「走上革命工作崗位」，隨後被分配到北京外文出版社《人民中國》編輯部。陶琴薰經沈鈞儒的民盟好友馮亦代之妻鄭安娜介紹，進入中華全國總工會國際部編譯處工作。「為革命立過功」、先後擔任過湖北省交通廳長、水利廳長、副省長的嫡親伯父陶述曾，以及從美國學成歸來的陶述曾兒子、農機專家、農業部黨組成員陶鼎來，也為困境中的陶琴薰提供了一些政治上的幫助和精神上的安慰。儘管如此，身負「頭等戰犯之女」的政治包袱，陶琴薰再也沒有了18歲時臨危不懼的從容鎮定。

1954年，周恩來發表關於和平解放台灣的文告，陶琴薰抓住機會上書周恩來，表示願意做陶希聖的工作，為和平解放台灣貢獻一份力量。周恩來辦公室派出化名海瀾的工作人員與陶琴薰「單線聯繫」，陶琴薰寫給父母的家信，經海瀾審查後由香港親友轉寄台灣。母親萬冰如及弟弟們先後寄來回信和照片，父親陶希聖卻沒有寫過一個字。

1957 年「大鳴大放」時，沈蘇儒寫了《請把知識分子當作自己人看》的小字報。「不平則鳴」的陶琴薰，也在總工會國際部貼出了一張大字報：「我和祥林嫂一樣，領導上看見我不愉快，這也不許我摸，那也不許我動。我的父親是『戰犯』，因此領導上對我的懷疑和不信任比任何非黨同志都深。……我只能感恩地、無聲無息地在這兒幹下去，什麼要求都不必提。」

「和祥林嫂一樣」的陶琴薰因此被扣上「右派」帽子。只是由於來自最高層的影響，她才得以從輕處理，不降級、不減工資、不下放勞動，繼續在原單位工作。到了1962年，沈蘇儒下放農村，陶琴薰也被調出全國總工會國際部，到北京教師進修學院外語教研室任教研員。

1966年春天，陶琴薰患上急性類風濕關節炎。這年秋天，所在單位的「革委會」強令部分教職員工到潭柘寺農村勞動改造，陶琴薰在懲罰性勞動中彎不下腰，只好跪在水田裡幹活，最後一頭栽倒在水田裡。

1971年初春，沈蘇儒被莫名其妙地捲入一起「謀殺案」，陷入絕望的陶琴薰想到了自殺。「那年月，自殺也是大罪」，她不得不放棄自殺念頭，與女兒沈燕抱頭痛哭。

1975年初，陶琴薰收到五弟陶范生的美國來信，說是要給姐姐寄藥。陶琴薰只收到一次從美國寄來的特效藥品，之後的藥品全被查扣。

1978 年3月12日，陶琴薰在小說《望眼欲穿》中回想起上海吳淞口的生離死別：「碧綠的海連著天，蔚藍的天連著海，看到鑲著金邊的白色、粉紅色和淡紫色的雲光映在海波上起起伏伏，形成了瞬息間千變萬化的霞光異彩，多麼遼闊絢麗的景色呵！媽媽又是驚訝，又是讚歎，她高興極了。……到了北京，我們看不到江和海，也看不到輪船了……」

這一年的8月14日，陶琴薰在病痛中去世，終年57歲。對於這位名門之媛，范泓以詩化筆觸表達了自己的大同情懷：「她就像在風雨中走失的一隻孤雁，誤入藕花深處，幾聲哀鳴，濺起幾多離愁……」

在海峽彼岸，萬冰如已經於三年前去世。80高齡的陶希聖，深夜提筆寫下古詩一首：「生離三十年，死別復茫然；北地哀鴻在，何當到海邊。」詩後附有註解：「琴薰兒病逝北平，近始得確息。所遺男兒二，女兒一。小女燕兒既失學，又喪母，何以為生？憐念之餘，口占如右。」

1986 年，先後赴美的沈寧、沈熙、沈燕兄妹，打算到台北探望外公，陶希聖闖進「總統府」向蔣經國索取特許令。一切妥當之後，三兄妹又猶疑起來：「1986年夏天，還沒有聽說過哪個大陸人，進入過台灣。……我們的老父親，則還留在北京，就住在皇城根下，不能不是我們深切的後顧之憂，中國曆有一人落罪，誅連九族的傳統。」

於是，望九之年的陶希聖不得不親赴美國。1987年7月的一天，坐在輪椅上的陶希聖抵達舊金山機場，三兄妹在見到外公的剎那間，「不知不覺地跪了下去……」

十個月後，陶希聖在台北逝世。臨終前，他在寫給兒子陶恆生的信中表白說：「九十歲……連感慨都沒有了。」

（錄自新書《北大教授：政學兩界人和事》，文匯出版社2008年10月出版。）@(//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