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3日訊】2008年8月1日，我和民主中國陣線秘書長潘永忠先生從德國抵達香港機場時被拒絕入境，並被羈留，等候遣送離港。入境處意欲將我們遣返回德國。我們要求前往東京，數次交涉未果。經過香港立法會議員何俊仁先生及梁國雄先生向港府協商爭取後，港府才同意我們於8月2日飛往東京。我們在香港入境處的羈留所總共度過了25個小時。短短一天，經歷和感受頗多。

1．香港入境處有黑名單

2008年 8月1日早上7點鐘，我同民主中國陣線秘書長潘永忠先生乘坐香港國泰航空公司的航班CX521 到達香港。在入境處窗口，我們將護照交給入境檢查處的工作人員。他們在電腦中一查看，馬上就拿出一張表格填寫，隨即離開工作台去附近一個房間內。一會兒，過來幾個人，把我們帶到一個房間，拿走了我們的登機卡，取走了手機電池。他們說，在我們離開這裡時，才會把電池還給我們。這樣一來，我們的通話權就被剝奪了。接著，我們被帶到入境處的羈留所。

誰都明白，中共國安部擬定了限制入境的黑名單，讓香港當局執行。

2． 對異議人士嚴格審查

羈留區還有一些其他人士。但警察對他們似乎並不怎麼介意，而對我們特別防範，不讓我們越過警戒帶。當我越過警戒線去櫃檯詢問消息時，他們警告我，按規定不能越過警戒線。我說，我們不是犯罪份子，為甚麼要如此嚴厲管制我們。「我們沒有說您們是犯罪份子。您們的事情在處理當中，按照規定，您們不能隨意走動。」其間有一個負責人來索要我們的機票，並為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先後詢問了3次。

3． 被拒絕入境

大約10點鐘，來了幾個穿白衣服的警察，還來了4個穿藍制服的警察，把我們帶到小羈留區內，10來個警察圍在警戒帶外，氣氛嚴肅，如臨大敵。隨後，兩個警察向我們宣佈：「你們被拒絕入境，等候遣返。」說罷，給我們每人兩張中英文通知書。一張是《致乘客的通知書》，另一張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入境事務處的《拒予入境通知書》。

讀畢兩份通知書，望著10來個警察，我心中充滿了悲憤。我持德國護照去過歐美亞澳非五大洲數十個國家和地區，從來沒有遇到過麻煩事，如今卻被自己祖國的「自由港」拒絕入境。我問道：「你們憑甚麼理由拒絕我們入境？」「對不起，不是我們，是我們老闆不讓你們入境」。「你們老闆是誰？」我問道。無人回答。「你們不回答，我幫你們回答。」我生氣地說：「你們的老闆就是胡錦濤、溫家寶和中共專制集團。我在中國出生，在中國長大，受中國文化熏陶，是地地道道的中國人。我之所以拿德國護照，也是被中共專制集團逼出來的。中國是中國人民的中國，不是中共專制集團的中國。我們完全有權利回到自己土生土長的祖國。而且香港是自由港，更沒有理由拒絕我們入境。我拒絕在通知書上簽字，但我要求你們給我留下複印件。」「你可以不簽字，但我們照樣會奉命遣送你。不過，如果你簽了字，你可以得到複印件。」警察先生客氣地解釋道。我和潘永忠先生商量後決定簽字。不過我們同時對他們聲明兩點：「第一，我們抗議當局拒絕我們入境；第二，我們反對被遣返回德國，我們要求前往東京。」“一般情況下是原機遣返，不過，你們的要求我們會向上級反映。」警察回答說。

4. 寫作權被剝奪

在等待消息期間，我們多次要求打電話，他們都說，要等待上級的批准。交涉了數次後，我想，既來之，且安之，就從旅行箱裡拿出手提電腦準備寫作。沒想到這一下極大地震驚了警察先生和女士們，他們七八個人一下圍上來，幾個人幾乎同時質問道：「你要幹甚麼？」「你們何必這麼緊張，他只是想用電腦寫東西。」潘永忠先生用冷靜而略帶輕蔑的口氣說道。「不能寫」，他們用命令語氣說話。「為甚麼不能寫。我是罪犯嗎？即使我是罪犯，被判刑關進監獄，我也有寫作的權利。剝奪我的寫作權，就是侵犯人權，是犯法行為。」我站起來大聲抗爭。這一下驚動了整個羈留所的人，大家都過來圍觀。在這種情況下，警察負責人的口氣變軟：「對不起，我們沒有把你看成罪犯，也不是不讓你寫作，只不過你們的事情正在處理當中，你能否配合一下，暫時不要寫。」「好！我不會讓你們為難。」我邊說邊收起電腦。這兒畢竟是香港，形式上是講法制的地方，警察的素質也高。如果是在中共統治下的內地，說不定我的電腦不被沒收，也會被損壞。

5．不讓看壁報

既然不讓打電話，也不讓寫作，我就同潘永忠先生閱讀貼在牆壁上的法規、報刊、報表和圖片等等，其中包括被羈留者的義務和權利，羈留所衛生要求，香港邊關人員在5.12汶川大地震後的捐款報導等。我們倆邊閱讀邊小聲討論和評價。

「你們不能看牆壁上的內容」，一位警察過來干涉。「既然貼在牆上，為甚麼不讓看？」我不解地問道。「那是我們內部的東西。」我不禁笑道：「既然是你們內部的材料，為甚麼要貼在牆上，這兒來來往往都是被拘留的人，這不是有意洩密嗎？」“這些東西根本就不是秘密，讓大家看看也沒有壞處呀！」潘永忠先生調侃地說道。

6．押送取行李

因入境被阻，我們託運的行李一直沒有取。在我們的要求下，經請示，五六位警察陪我們去取行李。職位較高的警察瞭解我們的情況，對我們都很客氣。職位低的警察，並不知內情，可能把我們當成大陸偷渡客或其他罪犯，出於職業的本能，說話就比較生硬。去機場大廳取行李時，有一位警察用吆喝的口氣說：「走這邊，不要離得太遠，不要走得太快」。潘永忠先生忍不住對他說：「你為甚麼用這種語氣說話？你換一種語氣說話就會好得多嘛！我們是從法制國家來的。」「你們是從台灣來的？」他好奇地問。「我們是從德國來的。」潘永忠先生回答。「你們去德國多少年了？」「快20年了。」「啊！」他說話隨即變得很客氣。整個氣氛馬上就緩和了。沿途我們隨便聊天，比較歐洲、香港、台灣和中國大陸。在行李傳送帶旁邊，只剩下我和潘永忠先生的兩個行李箱立在那兒。

7．三次嚴格搜查

行李取回來不久，來了四位全副武裝的邊防警察，對潘永忠先生和我先後分別進行了搜身和行李檢查。搜身時每個口袋都要掏出來，比登機前的安檢還要仔細得多。我說：「你們需要這樣檢查嗎？我們登機前就通過了安全檢查，到香港還沒有出關。」「對不起，這是例行公事。」他們回答說。搜查行李箱時，每一張紙、每一支筆、每一件衣褲、每一個衣兜、每一雙襪子、每一件電器、行李箱夾層等等，他們都進行了難以想像的檢查。

這波檢查以後不久，又來一撥人搜查。潘永忠先生說：「剛才不是搜查過了嗎？怎麼又要檢查？」「對不起，我們是不同的部門。按規定各個部門需要獨立檢查。」「我們是文弱書生，不值得這麼小題大做。」我說。這次檢查也比較仔細，但沒有第一次搜查嚴格了。

後來，我們被允許會見香港立法會議員何俊仁先生和梁國雄先生以後，再回到羈留所時，又被搜查了一遍。理由是，凡離開羈留所，再回來時都要重新檢查。儘管我們會見兩位議員時，一直有數位警察跟著。

不過，我還是感受到香港警察同共產黨警察之間的巨大差別。我的行李箱裡面有10盤《藍潮之三》（2007年布魯塞爾民運大會——第二屆全球支持中國和亞洲民主化大會）記錄片。他們搜查時當然看見了，還問我，這是甚麼？我說，是電腦光碟。他們也就沒有繼續檢查光碟內容。因為香港受英國長期統治，畢竟有法制和自由的傳統。他們根本就不關心光碟裡面是否有「反動內容」或「黃色毒素」。1989年6月7日，我從西柏林去東柏林，因為身上帶了一些關於六四屠殺的中英文資料，被東德共產黨的邊關警察搜查出來。他們驚恐萬狀，拘留審訊了我3個多小時，沒收了全部資料。大量事實證明，中國共產黨的邊關警察在這方面有過之而無不及。所有專制統治者，最恐懼的就是自由民主信息的廣泛傳播。東德共產黨早就土崩瓦解了，中國共產黨還能撐多久呢？

8．同仁和媒體大聲疾呼

經過多次交涉，大約11點，也就是我們被拘留4個小時左右以後，我們終於被允許打電話。在電話中我向香港同仁講述了我們被羈留的情況，感謝他們迎接和救援我們，並讓他們廣泛通知媒體和記者，以及民運界、傳媒界和出版界的各位同仁。我特別強調了幾點：香港入境處是根據中共國安部提供的黑名單拒絕我們入境的。我們是持德國護照的異議人士，在德國、香港、中國和全球都沒有任何犯罪記錄，香港當局不讓我們這樣的人入境，說明香港已經不再是自由港。我以前都可以自由進出香港，但在北京奧運開幕前夕被拒絕入境，說明北京奧運不僅沒有導致人權改善，反而引起中國，包括香港的人權倒退。中共曾許諾香港的自由制度50年不變，香港才回歸10來年，在立法、司法、行政、媒體和海關等各發麵都受到中共全面控制，說明一國兩制已經破產。中共的許諾是欺世之談。港府配合中共黑名單拒絕異議人士入境的措施違背一國兩制精神。入境處對我們採取了有罪推斷的態度，這從根本上了違背了法制原則。現在香港當局完全屈服於中共專制集團，這會破壞香港已有的自由民主制度，這對整個香港的發展和前途是極為不利的，對全中國經濟發展和民主化進程也是不利的。本來香港應該成為中國經濟和民主化的龍頭，結果香港不僅沒有帶動整個中國的民主化，自己的自由也遭到了扼殺。

我打電話時，一直有警察在周圍，少則幾個，多則10多人。他們只是靜靜地聽著，並沒有進行任何干預。香港警察畢竟不同於中共警察。中共警察絕對不可能讓「敵對分子」如此自由地進行「反動宣傳」。中共屠殺「反革命分子」時，通常用繩子勒住他們的嘴，以防他們呼喊「反革命口號」。張志新被殺害時，甚至先被割斷喉管。中共最缺乏的就是人道。

我不打電話時，也同警察隨便聊天。我對他們講：「入境處最高級的官員是三星級，同趙紫陽相比，都是芝麻官。趙紫陽是中共總書記，只因反對六四屠殺，就被軟禁致死。中共今天不讓我們入境，是侵犯我們的人權。明天中共也會侵犯全體香港人民，包括你們的人權。」

9．不愧為法輪功修煉者

進入羈留所的人，絕大部份都愁眉苦臉。但我們看到一位年輕女士卻笑嘻嘻的，彷若無事。我們就去同她聊天。她問我有沒有讀過大紀元報，有沒有退黨。她還說：「如果越來越多的人退出共產黨，共產黨很快就垮掉了。」她說到這裡，我已明白，她是一個法輪功學員。我就說：「對！退垮共產黨這個口號，就是我最早提出來的。」“啊！」她很吃驚。「我2005年3月在悉尼九評共產黨的研討會上做過一次演講，題目就是《退垮共產黨》。同年4月份在紐約聲援百萬人退出共產黨的集會上，我又作過《共產黨氣數已盡》、《百萬人退出中共，十億人廢除專制》等演講報告。」後來我們談了許多關於民運和法輪功的事情。她是和朋友來香港遊玩的，朋友都過關了，她被扣留下來。她已是第二次被遣返了。她還告訴我，曾有500多個台灣法輪功學員被香港當局暴力遣返，將他們用毯子包起來，強制送回台灣。

10．堅決抗議暴力遣返

聽到這個消息，我就去同海關警察交涉。我說：「我們已經多次聲明，我們要求去東京，不同意返回德國。無論從法律上、人道上，我們都是站得住腳的。但你們至今沒有答覆。你們是否想拖延時間，到時候強制遣返我們。」「不是，我們早就向上面匯報了你們的要求，但還沒有回覆。」我就質問他們：「聽說你們用暴力手段強制遣返了500多名法輪功學員。他們都是修煉人，講求真善忍，沒有任何違法犯罪行為，你們為甚麼要用暴力遣返他們？你們這樣做，良心何安？」他們說：「不是我們要這樣做，我們只是奉命行事。」我警告他們：「如果你們膽敢用那種手段來對付我的話，我會以死相拚，除非你們割斷我的喉管。」他們馬上擺手說：「不不不，絕對不會， 絕對不會。」

11．律師和議員交涉最有力

下午4點多鐘，何俊仁先生和梁國雄先生來到香港機場羈留所同我們會面。他們兩位都是香港立法會議員，是很有名望的人士，而且何俊仁先生是律師、香港民主黨主席。我們被允許暫時離開羈留所，在入境處的一個小房間內單獨同兩位議員商談。我們協商了兩個方案：首先是爭取入境，在機場旅店過夜後轉飛日本；如果不行，就要求在羈留所禁區過夜，第二天早上乘坐我們已經買好機票的美國西北航空公司的航班飛往東京。兩位議員還打了電話給港府有關負責官員。隨後，由何俊仁先生出面同入境處官員交涉。交涉後還等待了一段時間。因入境處還需向上司請示。後來，入境處終於答覆，不遣送我們回德國，同意我們飛往東京，但不能出關，只能在羈留所禁區內過夜。不過，入境處說，他們還需同西北航空公司協商。後來我們才知道，這是中共指使入境處設下的一個陷阱。

12．中共妄圖干撓和破壞東京民運大會

中共非常清楚，我們去東京的目的是參加8月4日至5日召開的「第三屆全球支持中國和亞洲民主化大會」。第一屆和第二屆全球支持中國和亞洲民主化大會分別於2006年和2007年在柏林和布魯塞爾召開，兩次大會都有來自20多個國家的200多位代表參加，包括民主國家和地區的議員、政府官員、人權專家、民運人士和非政府組織代表等，以及中國大陸、北朝鮮、新加坡、越南、緬甸和老撾等專制國家的民運人士。大會引起了廣泛的國際關注。我是民主中國陣線的主席、全球支持中國和亞洲民主化論壇的理事長，潘永忠先生既是民主中國陣線的秘書長，也是全球支持中國和亞洲民主化論壇的秘書長。我們兩位都是「敏感人士」，所以中共竭力阻止我們去東京，其目的是干撓和破壞東京民運大會。

13．一計不成又生一計

既然港府同意我們去日本，而我們早已買好8月2日早上8點10分從香港飛往東京的機票，按常理說，事情已經了結。但事實並非如此。如上所說，中共阻止我們去東京參加民運大會的心並沒有死。在一個障礙被克服以後，他們又設置了新的障礙。

晚上9點多鐘，羈留所負責人通知我們，美國西北航空公司拒絕我們登機，如果我們要去東京，必須另外購買香港國泰航空公司的機票。我不相信他們的話，要求他們出示西北航空公司拒絕我們登機的證明。他們回答說，西北航空公司不願意出證明。我請他們們寫一個證明，說明西北航空公司拒絕我們登機，他們也拒絕了。我們要求直接同西北航空公司交涉，他們不同意，要求我們馬上決定是否另外購買國泰航空公司的機票，否則，我們只能乘當晚11點多鐘飛往法蘭克福的飛機回德國。他們的底牌終於露出來了，說到底還是要阻止我們去東京。於是，我打電話給何俊仁先生。何先生認為，他們阻止我們登機，毫無道理。如果西北航空公司不出具證明，要爭取讓入境處出具證明。實在不行，就另外買國泰航空公司的機票，去了東京再說。豈料，在我們同意買國泰航空公司的機票去東京時，國泰航空公司卻向我們索要高價9000港幣。經過交涉，最後我們每人付了662歐元，大約相當於7800港幣。

我們原計劃8月6日從東京返回香港。在香港滯留3天，8月9日飛回德國。如今港府拒絕我們入境，所以，入境處要求我們更改香港至法蘭克福的機票日期。經過協商，確定我們8月6日21點乘國泰的航班抵達香港，23點30分乘國泰的航班飛往德國。後來我們才知道，甚至連這樣的過境安排，中共也不放心。

14．胡錦濤、溫家寶、中共專制集團和香港當局對不起我們

8月2日早上8點過，我們才離開羈留所。離開時，警察將手機電池還給了我們。但我們的護照則由警察拿著，同其它有關遣送的材料放在一起。3位警察「護送」我們。3位警察先生對我們都非常客氣。對於我們不能進入香港，他們一再表示「很遺憾，對不起」。沿途，我抓緊時間同他們談香港和中國的自由民主。我說：「作為邊關工作人員，你們必須奉命行事，我們表示理解。但我必須提出，希望你們善待一切異議人士和法輪功修煉者。我也敬請你們轉達我的呼籲，希望香港當局不要完全聽命於中共專制政權，不要讓香港的立法、司法、行政、媒體和邊關等被中共專制集團直接控制。這樣會破壞香港的自由民主制度，只要香港當局的所作所為沒有違背香港的基本法，就是合法的，並不是要聽命於中共政府才是合法的。」我還對他們講：「你們應當同香港所有的有識之士一樣，敢於起來向中共專制集團說不！敢於保護香港已有的自由民主制度，把香港建成一個民主自由的樣板，讓全中國向香港學習。香港不僅是中國經濟發展和國際貿易的龍頭，還應當是中國民主化和人權保障的龍頭。」

我們被遞解出境，卻也「享受」一下不排隊的「特權」。我們逕自到了登機口。警察先生將有關材料及我們的護照一塊兒交給了機組人員，然後同我們握手告別。他們再次連聲說：「對不起！對不起！」我說：「不是你們對不起我們，是胡錦濤、溫家寶、中共專制集團和香港當局對不起我們！」

15．後記

參加了8月4日至5日的東京大會之後，我們於8月6日下午到達日本機場，本來要乘坐國泰航空公司的航班經過香港轉機飛往德國，但香港方面藉口香港有颱風，迫使我們改乘日航的航班經巴黎飛往德國。8月7日中午，我們到達德國法蘭克福機場，結束了這次香港日本之行。

我們將把北京奧運導致中國和香港人權倒退的情況向德國議會和歐盟議會等通報。我們將向全球民主國家呼籲，不能坐視中共步步扼殺香港的自由民主制度，不能對中國人權的惡化熟視無睹。

2008年8月12日 寫於 德國 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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