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2日訊】貴族精神復興，將成為未來中國引領世界走出公民權利平民化困境的道路。
公民權利，大同小異的詞條解釋是：國家對公民所承諾和維護的權利，是每個成年個體（成年的法定歲數有所差異）可做或可不做的自由，包括依照憲法和法律所享有的各種政治、經濟和社會權利。用政治哲學眼光看，公民權利賦予個人在家庭、社區、城市和國家範圍裏的社會主體地位——在家庭、社區、城市和國家等社會領域中生長、活著和工作，有私有財產權利和信仰、言論、結社等自由權利保障，身心不為父母、社區、城市和國家主宰，每位公民活得像一個人。
貴族精神，即部族國家形成時期即萌生，與平民之野性相區別的文雅精神。在中世紀西歐，典型的貴族精神在英國貴族的騎士文化和紳士教育中逐漸培育出來，是貴族們慾與其「高貴出身」相匹配的精神品質，諸如高尚、理性、寬容、仁愛、智勇等教養後呈現的人之高貴美德。在古代中國，典型的貴族精神卻是在儒家文化和君子教育中逐漸培育出來的，是先秦君子儒和漢唐士大夫之個體身上體現出的「仁義禮智信」等文質彬彬的品性和「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高貴儒雅的人格，由文士體現的「浩然正氣「和「致良知」的精神。
貴族精神總體上是從貴族身上培育出來的，但跟貴族地位并不等同。黃帝、堯、禹、周公等貴族有與其地位相匹配的道德品質，但平民出身的舜也同樣文質彬彬、仁愛寬容，所以能娶堯帝的兩女為妻并進入貴族階層。古希臘智者運動推廣公民思考和辯論技能之後，雅典城邦公民權利日趨平民化。然而做過石匠的蘇格拉底則以公認的自信、高貴的心靈——讓人承認自己的無知，教人服從真理和神明，為靈魂的高貴活，寧死不違法、不欠債——贏得柏拉圖等貴族青年的敬愛。近代法國貴族出身的孟德斯鳩和平民出身卻受了良好的貴族教育的的伏爾泰，理性地引導法國走君主立憲制道路：分權制衡阻止絕對腐敗，捍衛不同政見者和新教徒的自由人權。由此可知，社會可以沒有貴族，卻不可沒有貴族精神。
近代立憲君主、共和民主的公民政治出現，導致公民權利平民化的困境。
17世紀英國清教徒革命，從爭信仰自由的公民權利開始，逐漸到爭議會統治權利；從貴族和平民共同反王權專制，逐漸到平民坐大處死國王和廢除上院。克倫威爾死後，追求絕對平等的平民共和國混亂得一塌糊塗，不得不使政權歸為「國王、貴族和平民」，并通過斯圖亞特王朝復辟的過渡，通過議會不斷地立法，終於確立起議會高於王權的君主制公民憲政，上院和下院大體上成為貴族和平民權利的平衡器。美國獨立戰爭英國北美殖民地清教徒反君主制革命的繼續，勝利之後創建的三權分立制衡的共和制公民憲政，吸取了130年前一院制議會混亂所致君主制復辟的教訓，創建參議院和眾議院合成的國會，成為無貴族的公民國家。
近百年來由於美國式公民政治主導世界政治潮流，公民權利日趨平民化。英國君主制公民憲政影響不大，僅限於日本、柬埔寨、比利時、荷蘭、西班牙、葡萄牙、盧森堡、挪威、瑞典、丹麥等十幾個國家，并由於全世界向美國共和制小弟看齊，君主制日趨禮儀化，成為議會制民主的花瓶。而瑞典和荷蘭的君主政治瓶子甚至連花也沒有了，國王也成了納稅公民，貴族特權無影無蹤。美國公民憲政的主導主要是平民，所以美國共和制民主的傳播就在全世界推廣了平民文化。哈佛大學的桑塔亞那崇敬理性精神的貴族氣質不變，23年後終於回歸歐洲。平民詹姆士和杜威，相繼推廣了密切關注物質生活、現實幸福的實用主義與教育生活化、學校社會化的工具主義。這些平民化的公民精神被胡適傳播到中國，通過其門生的教育推廣，終於抵消了蔣介石復興「智仁勇」儒士貴族精神的可貴努力。
公民權利平民化導致共產主義極權政治禍亂全世界，人類道德全球淪落的困境。共產主義作為理想最初就是古希臘貴族柏拉圖、英國莫爾、法國聖西門等提出來的，雖然公有制幸福是空想，但貴族的悲憫精神在其中，沒有暴力和謊言的邪惡因素。但隨著英國憲章運動和工黨政治的相繼出現，還有美國南北戰爭北方平民的勝利，公民憲政在英帝國與美聯邦都應歷史需要而平民化了，騎士精神徹底死亡。正由於缺了這種高貴優雅，故而才有「二戰」時期美英對蘇共擴張的實際支持，才有迫害法輪功九年來整個西方對中共殘害高貴的修煉人的人權罪行的縱容。西方道德淪落的同時，也是中國道德的變異和敗壞。儒家君子儒貴族正氣和良知從宋朝以來逐漸平民化，并在因王安石變法失敗而被堵死了公民政治的路之後，終於在中華民國初期的新文化運動被堂而皇之進攻。「修齊治平」、「五常」和「三不」等高雅文士體現的「正氣「和「良知」型貴族精神，在陳獨秀對新青年「有獨立心而勇敢者曰貴族道德」寄語那裏尚有殘留，而在中共毛澤東對農民痞子運動「好得很」的讚語和其詞裏「不許放屁」的雀語中蕩然無存。
公民權利平民化困境，實質就是「理智、教養、道德」之貴族精神淪落問題。羅馬共和國向征服地區推廣公民權，導致平民擁護的羅馬帝國出現和天主教以教階制和封建制復興古代貴族的道德精神。近代新教徒為反對天主教的貴族等級制和君主專制，復興和推廣了古代希臘城邦和羅馬共和時代逐漸平民化的公民權利，最為典型的就是近代美國和現代法國共和制促進的「平民懶惰也幸福」的社會福利主義。女權主義和同性戀等的反自然的病態現象與此不無關係。中共統治名義上在1954年頒布憲法，以法治國卻從來都是紙上談兵，自始至終以國為寨。人民人質化的同時是小人全民化，黨文化教育實質上就是痞子教育，以逼迫和誘騙的方式逼人一批批的成為流氓和痞子。結果就有了「改革開放」30年中紅色黨徒總體上世界第一道德頹敗。正如俗語所說：「男人有錢就變壞，女人變壞就有錢」；「天堂有路偏不走，地獄無門硬進來」；「愛爽愛酷不怕歪」。
當代世界雖然有憲政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對立，但公民權利平民化，貴族精神日趨淹沒卻成了現代文明共同的困境和悲歌。法輪功由此而生，如同古代基督教和中國儒家承擔起現象上相似的歷史使命：引領公民世界以「真善忍」心法制衡權利，復興古代和中世紀東西方共有的「理智、教養、道德」之貴族精神。江澤民與共產黨相互利用，無端尋釁迫害法輪功，修煉者以天火「同人」之日月同輝的精神，九年如一日地以「真、善、忍」為宇宙大法，真正的「罵不還口，打不還手」。無知者以為這是犯傻，有智者卻知道這是精神的真正高貴：不與流氓、土匪和邪教徒一般見識；卻也不怕你，即使你穿西裝、打領帶，也要揭露你的邪魔本質，像神佛一樣「不動」心地講你毀壞世界、遺禍人類的真相，救度世人。法輪功修煉同人們的貴族精神經由神韻藝術的歌舞節目展示，正日益被人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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