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2日訊】近來，見到不少談及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的文章。我先前寫過一些文章批評這個問題。現在再貼出.供參考：
我們為什麼反對專制？
“六四”過去整整十五年了。今天的中國，在上層，雖然我們能發現許多明爭暗鬥的蛛絲馬跡，但是看不到有推行民主改革、為”六四”平反的跡象；在民間，雖然我們可以見到聽到許多不滿，許多批評，乃至許多公開的抗議，但是我們還看不到有大規模的要求自由民主的運動即將爆發的跡象。面對這樣的中國，人們不能不問，難道真的是”殺二十萬人換二十年穩定”嗎？！
這裡，我要再講一講所謂實踐標準的問題。在一九七八年，中國展開過一場有關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這場討論在政治上是有某種積極作用的，但是在理論上卻是站不住腳的。把實踐標準應用於政治觀點或政治主張實在是大錯特錯。譬如說，你如何去反駁”殺二十萬人換二十年穩定”這種主張呢？如果這個殺人的政權果然又坐穩了二十年江山，難道就證明了殺人的主張是正確的，反對殺人的主張倒是錯誤的嗎？
實踐標準理論否認事實與價值的區分。實踐標準充其量可以證明手段或工具的有效性，但是不能證明手段或工具的正當性，也不能證明目標或目的的正當性。我們反對”殺二十萬人換二十年穩定”這句話，不是說殺二十萬人不能換二十年穩定（也許能，也許不能），而是說不能用殺人的手段去換取穩定，是說用殺人換取的穩定不是我們所需要的穩定。我們承認，有時候，殘暴的手段可以相當有效地維護一種邪惡的秩序，但我們要反對的恰恰就是殘暴的手段本身和邪惡的秩序本身。
必須指出，單憑”六四”那一場屠殺，遠遠不足以造成這十五年的恐懼效應。要維持”穩定”，必須不斷地迫害，不斷地鎮壓。十五年來，中共暴力行為惡性發展，其赤膊上陣，肆無忌憚，都是八十年代不可想像的。為中共專制辯護者無非是說，鑒於當今中國的問題太多太複雜，唯有藉助於中共的專制統治，才能有效地解決中國的各種問題。不消說，我們很容易找出許多事例證明專制是如何之不利於解決問題。不過這並非關鍵所在。我們要民主不要專制，主要還不是因為專制解決不了問題，而是因為專制本身就是問題。
什麼叫”解決問題”？如果僅僅是著眼於”解決問題”，也就是說，如果你把人類社會中的種種麻煩都僅僅當作是有待解決的”問題”，而”忘記”了你面對的是一個個的活生生的人，那麼你甚至可以說，專制肯定比民主更能”解決問題”。因為專制不把人當人看，專制可以不擇手段，專制沒有道德底線，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所以專制看上去大刀闊斧，雷厲風行，隨心所欲，立竿見影。例如人口問題。當今世界，人滿為患，人口爆炸是一個嚴重問題，人們絞盡腦汁，想出種種辦法，但是其效果仍然未盡人意。為什麼不乾脆殺人呢？大規模的殺人無疑能夠減少人口數目（如果有計劃、按比例地殺人，效果一定更好），對解決人口壓力問題無疑有立竿見之效。如果針對殘疾者和智障者開刀，還可以為社會卸下沉重的包袱，可以保證人均產值立刻飆升。你一定會說：不，不，不能用殺人的辦法解決人口壓力問題。那麼，為什麼不能呢？難道殺人不能解決人口壓力問題嗎？顯然，不是殺人不能解決問題，而是不能用殺人來解決問題。
世界各國的經驗都表明，自由民主更有利於解決各種社會問題；更重要的是，我們需要自由，不只是為了實現更好的公共管理，更是為了保證個人尊嚴與生活最高目標的追求；它本身就是最高的政治目的。民主不只是為了更好地解決問題，民主是為了解決”如何解決問題”這個問題。民主是用討論代替監禁，用”數人頭”代替”砍人頭”。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人——無論其性別、膚色、教育程度以及諸如此類——甘願由於他的思想、觀點、信仰而被監禁、被虐待、被屠殺，沒有人甘願在自己的利益遭到損害時卻被禁止公開吶喊，沒有人甘願接受那種無法無天的絕對權力。這就是自由民主的偉大價值之所在，這就是自由民主的普遍意義之所在。◆
2004年5月
對真理標準討論的再討論
小引
七十年代末，中國發生了一場關於真理標準的大討論。據說這場討論具有以下兩個意義：一、它擊敗了以華國鋒為首的”凡是派”，確立了以鄧小平為首的”實踐派”在中共上層的領導地位；二、它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提供了哲學基礎。這種觀點是如此流行，它不僅見之於中共官方文件，也見之於許多自由派知識份子和民主派人士的文章和講話。考慮到近十餘年來，尤其是六四以來，官方和民間對一系列重大問題的評價是那樣的不同乃至於截然相反，上述一致性就很引人注目了。我在”我為什麼寫[論言論自由”（一九八七）和”柏林牆沉思”（一九九零）這兩篇文章中，曾附帶對此一問題發表過批評意見。這裡，我打算展開進一步的討論。
一、對實踐標準的幾點粗淺批評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個基本命題。讓我們首先從哲學的角度對之略加分析。
譬如”真理”這個概念。什麼是真理？按照馬克思主義，真理是人類關於物質存在及其運動規律的正確認識。這就是說，馬克思主義預先就肯定了”物質是客觀存在的”和”一切物質運動都是有規律的”這兩條最具普遍性的真理。然而這兩條真理又是如何獲知以及如何確證的呢？如果你回答說是”實踐”，那麼就成了循環論證。尤其是”一切物質運動都是有規律的”這一條。既然人類的實踐是有限的，進入我們認識範圍內的物質運動是有限的，我們又如何能斷定”一切”物質運動都是有規律的呢？換句話，作為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那個前提、那個基礎，其本身勢必是難以用馬克思主義認識論進行說明的。其中，例如”一切物質運動都是有規律的”這一條顯然是獨斷的。
再說”檢驗”。有些命題，證實容易證偽難，或者說只能證實不能證偽。我們發掘出恐龍的化石，我們由此證明世上真有過恐龍。我們並未發掘出麒麟的化石，我們卻不可由此斷定世上真的沒有過麒麟。有些命題則相反，只能證偽不能證實。只要發現了一隻黑的天鵝，我們便可斷定”一切天鵝都是白的”一話為偽；但是如果說我們迄今為止從未發現過任何黑天鵝，由於我們無法擔保今後也決不會發現黑天鵝，固此我們並不能肯定”一切天鵝都是白的”一話為真。
我們知道，馬克思主義對於真理的看法是很籠統的。它拒絕關於事實真理、邏輯真理和價值真理的區分。確切地說，在馬克思主義那裏，邏輯（還有數學）、價值，歸根結底是統一於事實的，是統一於客觀事物及其運動規律的。為什麼整體大於部份？為什麼一加一等於二？因為人類億萬次實踐結果總是如此而沒有反例。為什麼合乎我們道德理想的社會一定要實現，因為那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馬克思主義否認邏輯與事實的區分，是誤解了邏輯的性質。馬克思主義否認價值與事實的區分，則導致了成王敗寇的結論。因此它們都是站不住腳的。馬克思主義自稱科學。但馬克思主義所說的科學，其中包括了大量的在原則上不可證偽的形而上學，它和現代西方所說的科學亦即經驗科學或事實科學並不是一回事。這一點也不應忽視。
二、實踐”檢驗”與”科學預見”的矛盾
以上幾點粗淺的分析討論，已經指出了”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這一命題的若干缺點或問題。我不打算把這種討論再深入下去，因為它和眼下的主題無關。不過有一點是我希望加以強調的。假如我們承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在邏輯上就蘊涵著如下一層意思，那就是說，任何一個命題、任何一種理論，或任何一種理論的任何一個部份，只要它們尚未經過實踐的檢驗，便不足以被證明其真理性。但是，所謂”經過實踐檢驗”，必定是指在時間上的過去式、完成式。換句話，實踐標準只能說明過去，不能預見未來；只能證明我們已經實踐過的事物，不能預斷我們尚未實踐的事物；只能證明我們已經完成其實踐的事物，不能預斷我們剛剛開始其實踐的事物。這樣一來，馬克思主義關於真理標準的論斷就和它一向自誇的科學預見發生了明顯的矛盾。注意，馬克思主義所說的科學預見，還不僅僅是把已經被實踐證明過的真理應用於未來的同類事物上——我嚐過樹上的一隻梨子，知道了這只梨子的味道，
於是我便預見到樹上的其它梨子也會有相同的味道。馬克思主義所引為自豪的科學預見，恰恰是指那些新的事物、是指那些先前未出現過的事物。
據說，在真理標準的討論中，”凡是派”一方有人提出了一個十分尖銳的問題：”共產主義必將實現”是馬克思主義發現的一條重大真理，但是人類還沒有實踐過這種共產主義，可見這條真理是不需要通過實踐檢驗的。對此，”實踐派”陣營基本上保持了默不作聲。也有人試圖反駁。其論據是，共產主義不只是一個未來的目標，它也是一個運動，一個過程。這種運動、這種過程早在馬克思時代即已開始，已經有了一百多年的實踐。所以這一命題的真理性仍是得到實踐的驗證並必將得到進一步驗證的。不用說，這一回答是相當軟弱的，即便我們把共產主義理解為一個過程，只要這一過程尚未完成，它就不足以對相關的命題的真理性作出驗證。好比一項化學實驗，開頭幾步的效果有如預期，如何能擔保其以後的效果、其最終效果也必如預期呢？你可以說一種基於以往實踐而提出的關於未來新事物、新現象的預見要比打賭、比算卦更可靠些，那自然講得過去；但若說它本身便是具有十足的真理性，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三、在學術討論的背後
眾所周知，真理標準討論並不是一場哲學討論而是一場政治鬥爭。不過這樣講仍嫌籠統。因為很多政治鬥爭都是圍繞某種哲學問題、經濟學問題而展開的。譬如在美國，關於凱恩斯主義和古典自由主義的爭論，對於”新政”的興衰就有很直接的關係。但是，發生在共產黨國家的、以某種哲學或經濟學問題而展開的政治鬥爭，往往具有另外一種性質。在這裡，基本上不存在真正的學術討論。鬥爭的雙方對於各自表面上主張的那種哲學觀點或經濟學觀點其實不一定真誠信奉。真正的衝突往往隱藏在那些學理性爭端的背後。
舉一個極明顯的例子。在一九七零年夏天的廬山會議上，林彪一派提議設立國家主席，遭到毛澤東一派的強烈抨擊。事實上，這裡涉及的僅只是權力之爭。它和是否應設國家主席這一有關國家政體的學理性問題毫無關係。再舉一個不那麼明顯的例子，關於”一分為二”和”合二而一”的哲學論戰。既然雙方都堅持效忠於唯物辯證法，都堅持列寧關於辯證法的三條原則，因而他們的哲學主張實際上並沒有什麼兩樣。好比兩隻裝有同樣的東西、並按照同樣的方式擺放的箱子，區別僅在於箱子的標籤不一樣。因此，你很可以說這場爭論完全沒有意義。其實不然。當楊獻珍一派力主在標籤上寫下”合”字時，這就流露出或者是引人聯想到一種特定的情緒或傾向。在其暗示之下便集合了一派不同的政治勢力。假如這派政治勢力得勝，那就有可能出現某種微妙的政策性變化。但這種變化並不是那種那種哲學主張的學理性的邏輯後果。正如另一種政策也並非另一種哲學主張的學理性邏輯後果一樣。因為這兩種主張本身並沒有任何學理性的原則區別。借用古話就叫作”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或者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關於真理標準的討論實際上也是屬於這一性質。
有人曾經指出：共產專制既是高度政教合一，因而在其黨內鬥爭中，總是那種在意識形態上佔據正統的一派取得勝利。近幾年來的事實否定了這種觀點。在中共和蘇共內部都有溫和派與保守派。你說溫和派更正統，為什麼在中共內部偏偏是強硬派獲勝？你說強硬派更正統，但蘇共的強硬派卻分明吃了敗仗。其實，把上面那句話反過來說也許還更正確一點：與其說正統派總能在黨內鬥爭中獲勝，不如說在黨內鬥爭中獲勝的一派總是宣稱自己更正統。不錯，只要鬥爭還限於黨內，正統的旗號就仍是十分重要的。但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理論，不可避免地會人言人殊。當兩派都引經據典地爭論時，誰比誰更正統，既缺乏一種明確的判斷標準，又沒有一個公認的決斷權威，甚至也沒有一套雙方接受的仲裁程序。因而只可能是成王敗寇。換言之，如果你試圖在黨內鬥爭中戰勝對手。你當然要表明自己的正統性，因而你必須援引某些經典論述或原理。但這並不能保證你必能獲勝——因為你的對手也在做同樣的事。從純學術的角度看，我們大可以研究研究哪一派更正統。不過這和實際政治鬥爭的成敗並無必然關係。
四、”凡是派”與”實踐派”
讓我們回到真理討論標準運動上來。首先，我要提出的問題是：關於”凡是派”和”實踐派”這兩個稱謂果真是名副其實的嗎？華國鋒等人真是”凡是派”嗎？鄧小平等人真是”實踐派”嗎？
不錯，華國鋒一派曾經明確宣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然而在實際上，華國鋒在毛澤東死後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就下令逮捕”四人幫”並且宣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結束”。這分明不是”照過去的方針辦”。不錯，鄧小平公開表示他贊成”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命題。可是我在上面幾節的分析已經指明，拋開此一命題在其它方面的若干粗陋混亂不提，承認實踐標準，其邏輯後果之一便是應對現實、對未來持一種開放態度。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既然還沒有充分地進入實踐、起碼是還沒有全部完成其實踐檢驗的進程，因此它們還不應該被視為堅定不移的真理；共產黨的領導，即便在過去被證明為正確，但今後是否仍然正確就還有待新的證明；假如說以往的歷史”選擇了”無產階級專政，那麼現在還需不需要它卻是一個新的問題。由此出發，真正的自由討論、自由批評、自由試驗、自由選擇，就既是必要的，又是應該的。所謂”四個堅持”，作為執政者自己的一種價值追求，自然不無不可，但倘若是奉為不容置疑的真理並要求一切人民均須服從，那就顯然沒有道理了。可見，”凡是派”並不”凡是”；”實踐派”也不”實踐”。這至少對於兩派在政治上的代表人物而言是如此。
五、旗子、刀子和轉彎子（１）
那麼，關於真理討論的真實目的、真實意義又是什麼呢？也許，汪東興的三句話最足以說明問題。據趙蔚先生的《趙紫陽傳》披露，在這場討論開始展開時，在華國鋒手下主管宣傳工作的”凡是派”（這裡姑且沿用此一稱謂）大將汪東興曾經提出過三條意見，叫做：一不要砍旗子，二不要丟刀子，三不要來一百八十度大轉彎。乍一看去，這三句話和真理標準討論不相干。汪東興一介武夫，對哲學研究想必是既無興趣又一竅不通。不過，出於極權統治者的本能，他一下子就抓住了問題的要害。
一、”不要砍旗子”。旗子當然是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對於共產黨統治而言，旗子就是合法性。合法性的含義很複雜。這裡所說的合法性是指關於為什麼應該由這批人而不是由另外一批人來行使權力，以及為什麼人民要服從這種統治的理論根據。我們知道，極權統治的首要特徵是它有著一套官方的意識形態；它強迫人民接受這套意識形態；按照這種意識形態，真理只掌握在政府的手裡，政府是真理的唯一解釋者。共產黨宣稱，社會主義制度乃是人類歷史發展之必然，共產黨自己則是這種唯一的客觀真理的化身。簡言之，共產黨是把自己統治的合法性建立在唯有共產黨才正確這一基礎之上。從這點出發，共產黨就不能承認自己也有可能犯錯誤，尤其是它不能承認有別人比自己還更正確。因為一旦承認了上述可能性，共產黨就喪失了壟斷權力的理由，開放競爭便在邏輯上成為勢在必行。所以，共產黨就必須維護自己永遠正確、絕對正確和唯一正確的神話。然而實踐標準的提出，不僅有可能使人們對共產黨以往的錯誤進行批評，更重要的，它還使得共產黨今後的正確性變成了一件有待證明、因而可以爭辯的事情。如果真理只有在實踐之後方可證實，那麼它就沒有了先驗性，從而也就使得共產黨壟斷權力的合法性受到質疑。這無異於自毀長城，故而叫做”砍旗”。
二、”不要丟刀子”。刀子也是指意識形態。共產黨要行專政，要壓制一切不同政見，它必須師出有名。由於這種壓制必須防患於未然，它必須在和你討論之前就宣佈你是錯的；而要做到這一點，共產黨必須堅持它的一切方針政策在未經實踐之前就已經是不容質疑的唯一真理。如果共產黨果真通過充分實踐之後才能判明誰對誰錯，它又怎麼能預先就把別人的觀點打成”錯誤”、”反動”而加以鎮壓呢？這就叫”丟刀子”。
三、”不要來一百八十度大轉彎”。這話就說得更明白了。”凡是派”不是不想糾正”先王”的錯誤，但是他們主張這種糾偏必須不動聲色的進行，也就是要注意維護意識形態在表面上的一貫性。彎子轉急了，會誘發人民對共產黨絕對正確、唯一正確的神話產生懷疑。一種意識形態，和一種科學假說一樣，當其遇到重大困難時，可用增加輔助假說的辦法去儘量地自園其說，千萬不要造成明顯的前後不一致或自相矛盾。否則只會使自己的信譽破產。
舉一個例子。不少人講起，他們是在林彪九一三事件發生之後才對毛澤東失去信任的。這看起來頗有些奇怪。毛澤東搞”大躍進”、搞”文化革命”，使千千萬萬的人遭受巨大損失，為什麼你不懷疑？林彪要”謀反”，毛澤東除掉林彪，這本來不難理解；更何況那在客觀後果上還有助於糾正某種”文革”的瘋狂，因而身受其害的人們理當支持才是。為什麼反而導致了普遍的懷疑？問題在於：當統治者以一種前後一貫的方式強行實施他那套哪怕是很惡劣的政策時，人們會出於敬畏交加的心情而不敢萌生異議；而一旦這位統治者陷入自相矛盾、當場出醜的情勢時，人們才會恍然大悟”原來你也不那麼高明！”林彪九一三事件正好使毛澤東陷入了這種無法掩飾的尷尬境地。雖然在事後毛澤東匆匆發表了他那封據說是幾年前寫給江青的信，以此證明他”高瞻遠矚”，早有”先見之明”，終究太過牽強而收效甚微。上述事例清楚地表明，極權統治者要維護自己的威信，關鍵的一點是他必須在表面上做到前後一致，永遠能自園其說。
我們知道，官方意識形態是一套封閉系統，它自身規定了真理與謬誤的絕對標準。因此身處其中的人們很難具有另一套評判是非的標準。更由於官方的價值標準具有超越個人利益的理想色彩，因而即使人們蒙受了巨大的個人損害，他們也常常不能據此而理直氣壯地表示反對。然而，如果治者自己遇到了前後矛盾、自打嘴巴的麻煩，情況就不一樣了。在這種情況下，人們無須乎依據別的標準而仍然沿用官方自己的標準，便足以發現那套體系出了漏洞、不再靈光。懷疑的情緒於是就蔓延開去。不論是從邏輯上還是從時序上，人們的懷疑往往是先從”內部”開始。（甚至連”文化革命”也產生過類似的效應。因為”文革”和”十七年”構成了明顯的矛盾，所以它曾經對整整一代人發生過某種”解放思想”的作用。只不過在當時，毛澤東前後的一致性並未動搖，相反地得到戲劇性地強化，所以它又造
成了登峰造極的個人崇拜。）
六、旗子、刀子和轉彎子（２）
以上，我們分析了華國鋒”凡是派”的真實立場。下面，我們來檢查一下鄧小平為首的”實踐派”。
還在一九七七年四月，也就是”兩個凡是”正式提出後兩個月，鄧小平給中共中央寫信希望重新出來工作。信中說到：”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把黨和社會主義的事業，把國際共產主義的事業，勝利地推向前進”。到了一九七八年九月，此時，真理標準的討論已經全面展開。鄧小平講了話。他明確批評了”兩個凡是”，指出那不是高舉毛澤東思想，而是損害毛澤東思想。在當年十二月舉行的著名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由於鄧小平一派的有力進攻，會議通過了一系列否定毛澤東晚年決策的決議，其中包括否定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和為四五天安門事件平反。這次全會被公認為是以華國鋒為代表的”凡是派”的失敗和以鄧小平為首的”實踐派”的勝利。次年三月，鄧小平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並同時提出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口號。
由此我們不難看出，在維護”旗子”和”刀子”這兩個問題上，鄧小平一派與華國鋒一派並無區別。雙方的分歧僅在於”轉彎子”的幅度上。分歧的原因無非是兩條。第一是雙方政治路線的不同。華國鋒上台後雖然也對”過去的方針”作了若干修正，但其思想仍然脫不出極左的模式，這從他還在那裏設想要建設多少個”大慶”、多少個”大寨”便可看出；而早在六二年就同劉少奇一道主張過”三自一包”的鄧小平，無疑要比華國鋒”右”得多。第二是雙方的態勢不同。華國鋒是靠著毛澤東的獨立提拔而越過了黨內一大批實力雄厚的同僚直達權力頂峰。因此他必須藉助於毛澤東的權威來保護自己的地位。而在黨政軍內擁有廣泛權力基礎的鄧小平卻是被毛澤東親自點名打倒的，所以，鄧小平本人和支持他的政治勢力都必須直接地對毛澤東進行部份否定才能確立自己的權力位置。
七、旗子、刀子和轉彎子（３）
然而，正如前面分析到的那樣，”彎子”轉大了，勢必會引發人們的懷疑情緒，從而會嚴重地削弱”旗子”和”刀子”的效用。在這一點上，鄧小平一派和華國鋒一派倒有著共同的體認。事實上，”一舉粉碎’四人幫'”本身就是個”一百八十度”的轉彎。為了抑制由此而引出的懷疑與批判思潮，華國鋒毫不遲疑地動用了”無產階級專政”。譬如，廣州的”李一哲”就是在這時、而不是在此前”四人幫”掌權時被捕入獄的。還有，在一九七七年四月五日，一部份年青人在天安門前活動，要求為四五事件平反並呼籲鄧小平復出，也立即遭到華國鋒的鎮壓。這和鄧小平在三中全會奠定權力地位後下令逮捕魏京生、封閉民主牆的行為屬於同樣的性質。換句話，不論是華國鋒的”凡是派”還是鄧小平的”實踐派”，當其面臨權力鬥爭的需要，同樣都會採取”一百八十度大轉彎”；而與此同時，他們也同樣都會大力標榜自己的正統性，從而維護住”旗子”和”刀子”。在這裡，最有意味的區別也許還不是在於轉彎的幅度上，而是在於轉彎的方式上。影響轉彎方式的因素固然很多，不過，轉彎者的態勢常常是個關鍵。
再以林彪事件為例。研究林彪改變計劃可以發現，其中實際上備有兩套腳本。一套是以陰謀手段除掉毛澤東，從而以”欽定接班人”的身份順利接班，另一套是以”五七一工程記要”為號召公開與毛澤東對抗從而奪得政權。假如迫於情勢，林彪不得不按照第二套腳本行事，那就會出現兩種觀念公開鬥爭的局面，這就破壞了意識形態的唯一性或一元性，因而便可能為社會留出某種自由空間。華國鋒既然是憑著”聖旨””順承大統”，又是靠著迅雷不及掩耳的宮廷政變手段擊敗了”四人幫”，這就造成了最高權力順利交接的表象。誠然，在這一跤接過程中，對原有意識形態的解釋發生了重大的改變，但這種解釋的唯一性卻依然如故。所以他就能更及時、更有效地抑制住懷疑思潮的公開蔓延。然而，”實踐派”之取代”凡是派”，在很大程度上卻是通過前者公開反對後者而實現的。在這一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兩種聲音並存的非常局面。於是，懷疑的觀點、批評的觀點就有了一定的表現機會。這就形成了人們所說的”思想解放運動”。
其實類似的現象在古代中國也出現過。”鼎革之際的每位帝王在登基以前都要求言論自由，以使自己裝神弄鬼，廣造圖讖；一旦黃袍加身，則立禁民間淫詞”。如果這種變更的方式越公開，持續的時間越長，它留下了自由空間也就越大。但是，由於鼎革者的本意無非是用新的神話取代舊的神話，所以它通常並不會導致真正的自由。
八、因為是實用主義，所以像教條主義
從表面上看，”凡是派”簡直就是教條主義，而”實踐派”則很像是實用主義。不過深入分析下去，我們就會知道，這種歸結並不那麼靠得住。”凡是派”並非在一切事情上都”凡是”。毛澤東講過的話、作過的決策，”凡是派”認為對自己有用的就堅持，對自己沒用的就放棄，其實也”實用”得很。”實踐派”雖然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作了大幅”修正”，但仍然要發誓”四個堅持”，同樣顯得相當”教條”。假如我們採用最粗俗的定義，把”實用主義”理解為”有用就是真理”；那麼我們就應該說，共產黨領導人都是些實用主義者。他們之所以要堅持某些教條，不是因為他們相信這些教條是真理，而是因為他們認為這些教條有用處。好比”掛羊頭賣狗肉”，賣主明知他攤上的東西是狗肉而非羊肉，因而在名須符實的意義上，”羊頭”不是真理；但賣主認為只有掛出羊頭的招牌，狗肉才能賣得出去，所以在有用的意義上，”羊頭”正好就是”真理”。因為他們是實用主義，所以他們看起來像教條主義。
當然，我上面所說的實用主義，嚴格講來和美國的詹姆士、杜威等人的實用主義有所不同。我們說鄧小平派搞實用主義，無非是指：一、鄧小平一派比較重視實際物質利益，多少放棄了”思想革命化”一類精神性目標；二、在政治上採取了越來越多的”掛羊頭賣狗肉”的權術。對中共領導人而言，意識形態不是、或不再是一套打算認真實行、因而對自身具有約束力的理念系統和理想目標，而僅僅是用來維護權力的工具或手段。他們自己並不信，但他們強迫別人信；事實上，他們也不一定是強迫別人信，他們只能藉此來堵住別人的口而已。六四以後，國內主張”新保守主義”的知識份子們宣稱”四個堅持”實際上是一套”禁忌體系”。殊不知這層秘密在中共領導人那裏早就是心照不宣的了。
九、關於”禁忌”
關於”禁忌”有必要多談幾句。
第一，禁忌的意義就在於禁忌，其具體內容如何倒還在其次。因此人們大可不必對之咬文嚼字、過分認真對待。所以，當有些天真的人們以發現新大陸的興奮，談論著”如今中共自己也已經背離了四個堅持”。談論著”四個堅持只剩下一個或一個半”時，他們實在是不得要領。不論中共當前的所作所為和它口頭上標榜的意識形態出現了多少引人注目的差別，也不論在今天中國的社會生活中意識形態已經到什麼程度，但只要這套意識形態還被公開地堅持著，只要它仍然不容批評、不容爭辯，禁忌就依然是禁忌。它也就依然發揮著”旗子”和”刀子”的政治功用。
第二，禁忌一旦被越來越多的人們認識到是禁忌，它就越來越不是禁忌。好比謊言。謊言一旦被識破為謊言，謊言就開始喪失了謊言的功能。現在，越來越多的人們懂得，中共宣揚的那套意識形態無非是自欺欺人，其目的僅僅是為了維護自己的權力壟斷。所以這套意識形態已經不再具有意識形態的作用。過去，人們接受這套意識形態；如今，人們只是在忍受它。
十、幾點結論
以上，我們分析了真理標準討論的政治意義。需要補充的是，這場討論畢竟不是一場政治鬥爭。許多人參與這場討論，畢竟不僅僅是為了用一套新的神話取代過去那套舊的神話。由於這些人的嚴肅努力，使得這場討論確實產生了某種解放思想的作用。但儘管如此，我們還是要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命題的不足再做一番說明。如果我們以為鄧小平一派的錯誤無非是他們並沒有真正地遵循這一原則；而只要我們真正地貫徹這一原則，我們就會引出真正的自由、引出真正符合民主精神的政權合法性概念，那我們就大錯特錯了。
先前我們曾指出，實踐標準的缺陷之一便是它未能區分事實真理與價值真理。換言之，實踐標準充其量可以證明手段的真理性或工具的真理性，但卻不能證明目標、目的的真理性。有的”實踐派”理論家注意到目的的問題。他們意識到，除非我們事先明確自己的目的，然後再看實踐的結果是否與預期的目的相符合，否則，”實踐標準”一說便無從談起。這話當然不錯。可惜它只涉及到問題的一小半。更複雜的問題在於，如何才能證明人們預設的目的本身是正確的呢？一個竊賊想偷錢，他成功地偷到了錢而未被抓獲。在這裡，實踐證明瞭偷竊本身是”正確”的嗎？偷竊本身是否正確，難道果真是可以通過實踐來檢驗的嗎？在整個真理標準的討論中，並非無人提出這種批評。很遺憾，和歷來所謂”討論”一樣，那些更深刻的觀點反而常常被人們忽視。
“實踐派”理論家按照”實踐目的是檢驗實踐成敗的標準”，提出了一個生產力的標準。一種制度、一種政策，如果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它們便是正確的。不難看出，在這個”生產力標準”背後，暗含著一大堆例如歷史規律性和經濟決定論等可疑的假定。故置不論。我這裡要講的是，”實踐派”理論家沒有理解到，對於同樣一個目的，完全可能有不只一個方法、手段去完成它。更重要的是，你憑什麼斷定生產力目的本身是絕對正確的呢？例如環境保護論者肯定就不會無條件地贊同你這個目的。例如在圍繞三峽工程是否上馬的爭論中，反對者一邊就有人是站在非經濟的立場講話的。你們彼此之間的孰是孰非又該如何判定呢？”實踐派”理論家們顯然未能意識到這種挑戰。他們總是無意中假定了人類追求的目標或目的是單一的、唯一的、或內在統一的。他們不但不懂得事實與價值的區別，而且也不懂得各種不同的價值之間可能存在著沖突。因此，儘管真正地貫徹實踐標準（而不是像”實踐派”政客們那樣口是心非、半途而廢），有可能導致某種自由，但它和自由主義依然是很不相同的。
基於同理，實踐標準理論與民主憲政的政權合法性概念也並不一致。嚴格意義上的合法性概念涉及到權利與權力的關係，它要問的是正當性而非正確性。這又是”實踐派”理論家們未曾注意到的一個精微的區別。共產黨把自己統治的基礎建立在唯有自己最正確、自己是絕對真理的化身這一點之上，看起來很高明，其實卻包含著一系列麻煩。
首先，一個把自身合法性建立在唯有自己最正確的政權，往往會是一個嚴厲壓制批評意見的政權。因為對於這種政權，任何批評都意味著挑戰合法性。所以，哪怕是為了維持權力的起碼的穩定性，你也非壓制異議不可。
其次，一個執意要確保實現自己政策目的政權，往往也會是一個全能主義的政權、一個極權主義的政權。因為除非它控制了絕大部份乃至全部資源，否則它很難保證自己”說得到，做得到”。
再者，既然實踐標準只能證明過去，不能證明今後。假如我們真要依據實踐標準去認可權力，我們只能使任何權力都懸浮於不確定狀態。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當然還是價值的問題。”實踐派”相信在人類社會生活中存在著一種客觀的真理，它既規定了目的，又規定了手段。人們的任務是發現它，遵循它，也就是應該按照真理辦事。依據這種真理觀，自由選擇，便如同恩格斯所說，無非是猶豫不決的同義詞，所以成了一個有待克服、而不是必須尊重的東西。這就很容易——如果不是必然的話——導致那種假借科學或真理之名的全面專制。即便這種專制在實際中可能由於實踐標準的後驗性與不充分性而有所軟化，但它仍然是和自由民主彼此衝突的。民主憲政的政權合法性是來自於一整套民主的規則與程序。構成這套民主規則、民主程序的觀念基礎，乃是對個人自由、個人尊嚴等價值的充分尊重和共同信守。因此，民主政治就能夠在提供了一種穩定的政治秩序的同時，導致出多元和開放的政治局面。顯然，我們不能把民主社會的基本共識和極權社會所標榜的那套所謂”客觀真理”混為一談。
毫無疑問，在鄧小平路線和毛澤東路線之間、在”實踐派”和”凡是派”之間，確實存在著重大區別。我們決不可低估這種區別的意義。但我要強調的是二者的共同性。我尤其要強調的是：它們之間的區別，實際上和真理標準問題並無直接聯繫。正是在這一點上，我認為，無論是作為政治鬥爭，還是作為哲學爭論，關於真理標準的這場論戰都沒有、也不可能給我們提供出更多的意義。
1993年6月
柏林牆隨想
一、柏林牆倒掉了。
作為鐵幕的具體象徵，柏林牆把柏林一分為二，把德國一分為二，把歐洲一分為二，把世界一分為二。柏林牆的倒塌，意味著一個時代的結束，至少，是這種結束的開端。
二、圍牆的作用，是防止外人任意進來，而非限制內人自由出去：除非是監獄的圍牆。柏林牆正是為了防止東德人自己自由走出東德，因而那正好證明東德是一座大牢獄。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門邊界，都具有相同的特性，因而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是牢獄。
上述推理是如此的簡明，奇怪的是，為甚麼我們直到今天才弄明白？二十八年前柏林牆的修建，本身就供認了社會主義在道義上的完全破滅，為甚麼在那以後很長一段時間我們仍迷信於社會主義的無比優越？
三、十年前，中國曾經發生過一場所謂『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當時，我們一批搞哲學的朋友們即對這場討論的膚淺和混亂甚為不滿，也試圖把它引向一個稍高一些的水平上來，不過這種努力並沒有獲得明顯的效果，中國的知識界在十年來取得了不少成就，但實際上這些成就經得起嚴密的推敲和時間的考驗的並不多。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命題為例，這個命題的最大謬誤便在於它不懂得：價值真理和事實真理的區別。價值真理恰恰是超越事實的。如果我們堅持以實踐的成敗來判定某一價值判斷的是非，勢必推出[成王敗寇]的結論。除非我們遵從黑格爾和馬克思．把人類歷史視為一必然合理的過程，否則該命題的謬誤應是不言而喻。
撇開上述一點不談，此間我還要指出下面兩點：
(一)實踐的結果是可以被歪曲、被掩飾、被埋沒的，因此，倘沒有充分的信息自由，人們將無從判斷實踐的結果究竟為何。
(二)更重要的是，事實本身並不會說話，它需要人們對之解釋，而解釋又離不開一定的概念系統。所以，如果沒有各種概念系統的自由爭論，人們便很難對實踐的結果賦予恰當的意義說明。
回到柏林牆的問題上來。我們老早就知道了柏林牆的存在，但我們遲遲未能從這一明明白白的事實中引申出它應有的結論，因為我們長期受著這樣的一套概念系統的支配，按照這套系統，我們把自由筧為奴役，而把奴役視為自由。後來，我們把柏林牆認作是專制的象徵，那並不是我們發現了甚麼新的事實，而只是我們對一件早已知曉的事實給出於與前不同的另一種解釋。在這裹，世界本身並沒有變化，變化的是我們的頭腦，是我們在自覺不自覺之中改換了概念系統。
四、那麼，究竟是怎樣一種迷惑心智的概念系統，能夠使得當中的我們，面對著禁止自由的柏林牆，還真誠地唱起社會主義無比優越的頌歌？今天，在我們這些為自由民主而戰的人士的頭腦中，是否就真正地理解了自由民主的真諦？這個問題很大，很複雜，決非這一紙短文能夠闡發清楚的，不過我可以嚐試著繪出一些最基本的思路。
五、赫魯曉夫在他的回憶錄裹提出過這樣一個問題：『我們為甚麼要自相矛盾呢？我們為甚麼要為人民創造了美好的生活，然後又用七道大鎖把邊境封鎖起來呢？』他說：『我覺得在蘇維埃掌權五十年後，天堂的大門還要鎖起來是不可想像的。』
赫魯曉夫不愧是共產黨領導人中最有見識的一位。注意，我在『最有見識』四字前面還加上了『共產黨領導人』這一限制語。因為不論是赫魯曉夫，乃至戈爾巴喬夫，他們的所言所行，如果放諸在民主國家領導人的身上，都是稀松平常、不足為奇的．似乎有這樣一個不成文的規定，只要是評價共產黨領導人，人們就會自動地把標準下移好幾個檔次。這就是為甚麼當年鄧小平不過是允許農民包產到戶——那其實比古代帝王們對農民的政策還差老大一截－——－就被捧成風雲人物而登上了《時代》雜誌的封面。我常常感慨說：要當領袖，最好莫過於當共產黨國家的領袖，無論你干下多少蠢事壞事，人們都會因為你是共產黨領袖而看作是理所當然從而不予深究，一旦你幹上一兩件稍微像樣子的事情時，左中右各派都會對你誇獎不已。
赫魯曉夫發現了矛盾：共產黨人自稱為人民建成天堂，然而與此同時，他們又用七道大鎖把人民鎖在裹面。這表明了共產黨對人民的深刻的不信任。
大致上說，共產黨對人民的不信任是出於以下兩種原因：
第一、共產黨認為人民是幼稚的，分不清好歹的。只有通過共產黨的長期的教育灌輸，人民才可能逐步變得成熟。開明如赫魯曉夫者，也只是說蘇維埃掌權『五十年後』天堂的大門還要鎖起來是不可想像的。言外之意是在此之前的封鎖仍是正確的和必要的。
第二、不少共產黨人暗中相信，人性是下賤的，它天然地易被罪惡所吸引而排拒美德。因此，為了保證人民的善良純樸，需要使他們遠離罪惡的誘惑。
基於上述兩種考慮，只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的共產黨們封鎖了世界、修築了柏林牆：由於接受了這兩條理由，無限信任黨而不敢信任自己的我們也才能夠面對上鎖的大門而由衷地感謝黨對我們的愛護並對身處天堂而喜不自禁。
六、『上鎖的天堂』，還表明了共產黨對自由概念的特殊理解。赫魯曉夫引用過一位蘇聯老百姓的批評：『你們是在用棍子把我們趕進天堂。』棍子意味著強制，它又如何能同共產黨人一向標榜的『自由』相調和呢？不少『前共產黨人』總是說，他們當初加入共產黨也是為了爭取自由。我們相信這種表白的真實性。但是問題在於：既然共產黨從來就是搞強制的，這些善良的人又是如何從強制中發現自由的呢？
原來，共產黨對自由另有一套獨特的解釋，而許多追求自由的人正是接受了這套解釋才誤入歧途的。馬克思斷言：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此觀點至少可上溯至黑格爾）。依據這種定義，唯有那些對客觀必然性有深刻把握的人才是真正自由的，而那些不明瞭此種必然性的人，不論他們擁有多少自己選擇、自己決定的權利，其實還是不自由的。當著那些深通歷史必然性的先進份子們強迫驅趕那些不瞭解這種必然性的芸芸眾生們走上歷史必然性之路時，他們的確是在強迫，但他們是為了人民的自由而強迫人民。或者說，他們是在強迫人們獲得自由。這樣一來，強迫和自由這兩個本來水火不兼容的概念就統一到一起來了。藉助於這種新的自由概念。共產黨對人民實行了最全面、最嚴厲的強制，而這一切，據說都是為了人民自己的、真正的、最大的自由。
七、在所有共產國家中都出現嚴重的反知識份子現象。這也是為甚麼在這些國家中，當最狂熱的時期過去後，其中的知識份子們會具有最強烈的關於知識分子的自我意識的一個原因。知識份子自我意識的普遍覺醒無疑是這種社會制度走向崩潰的一個先兆．不過，過份地強化這種知識份子自我意識也不是沒有隱憂的。它不僅暗含著對非知識份子的人們的輕視，同時也意味著他們對於知識分子本身容易產生的危險傾向缺乏自知之明。不要忘記，一切共產主義革命、共產主義運動都是由知識份子領導起來的。恰恰是知識份子而不是別人，把共產制度這個怪物帶給了這個世界。
當我談到知識份子容易產生的危險傾向時，我決不是像列寧或毛澤東那樣，是在指責知識份子在革命運動中常常表現出軟弱、動搖和懷疑。在某種程度上正好相反，我認為許多知識份子在革命運動中表現得有些軟弱、動搖和懷疑恐怕倒是好事，因為那可能表明了這些人對殘酷事物的厭惡和對獨斷信仰的反省。我所反感於某些知識份子的恰恰是他們的鐵石心腸，是那種基於對自己觀念的堅信不疑和亟慾強迫人類接受他自以為是的觀念並為此不惜流血和暴力的鐵石心腸。誠如保羅．約翰遜所言：一切暴政中最惡劣的暴政，乃是冷酷無情的觀念的暴政。這正是導致共產制度巨大悲劇的一個關鍵之所在。古拉格群島上無名的荒塚、柏林牆下被槍擊和電擊的死屍，大躍進中餓死的幽靈，都是這種觀念暴政的罪惡見證。
八、如果我們把知識份子定義為和觀念打交道的人，那麼，知識份子最須警惕的事情就是：他不要關心觀念勝過關心人，他不要只愛抽像的民族、國家、人類而不去愛具體的現實的個人，他不要為了實現他心目中的理想而藐視每一個人的自由：他不要相信自己的觀念到這種地步，以至於他認為為了使他的觀念實現，他有權剝奪別人的自由甚至別人的生命。
六四屠殺提示人們，用『改革派』和『保守派』這種分類來認識中國政治，其實是不得要領的。用『溫和派』和『強硬派』的分類也許能更深刻地說明問題。不是各人信奉的不同觀念，而是各人為實現自己的觀念所採用的不同態度和手段，才是真正有實質意義的區別．『改革』之後，絕大部份共產黨人或多或少地都修正了他們原先信奉的觀念，這就造成了蓬蓬勃勃的改革潮流。但是其中相當一部份人，在修正，甚至是大幅度修正了自己觀念的同時，卻並沒有改變他們那種獨斷的、絕對的態度，並沒有改變實行『觀念的暴政』的習慣。換句話，很多改革派依然是專制主義者．去年國內展開一陣關於新權威主義的爭論，據說，包括趙紫陽和一批年輕的經濟改革家對新權威主義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六四事件中斷了這些人實施新權威主義的萬丈雄心。歷史，在犯下了一個錯誤的同時避免了另一個錯誤。老權威主義者幫助新權威主義者站到了自由的一邊。這當然是一件有趣的事。
有人說，共產黨自己毀了自己，因為它把那麼多優秀的人才逐出自己的圈子之外。這話當然有它的部份道理。但是問題在於：如果共產黨不是把普天下的優秀人才都推出去而都是拉進來，那是否就是一件值得讚許的好事呢？如果它決意那樣做，我們是不是就應該都幫助它，並踴躍地投入其中呢？我擔心即使在我們民運人士內部，恐怕也會有相當多的人對此答之以『是』的。因為他們過去正是這樣做的，而許多人對此則是『雖不能至，但心嚮往之』的．也許，正是這個問題上，最深刻地測試出我們是否理解自由民主主義政治哲學的真諦。西方自由主義大師密爾尖銳地指出：『如果一國中所有的英才竟能都被吸引入政府中去，那麼一個趨向於做到這種結果的建議才真足以引起不安。』因為正是這種觀念才造就了十足的專制。一旦舉國的英才悉數成了執政者，那麼誰個還有資格和能力對之批評和制約呢？
九、關於權力的分立與制衡的觀點，現在已經比較深入人心了。有一種生動的說法，『寧要兩個魔鬼，也不要一個天使』。按照這種說法，只有兩個對立的政治力量達到某種均衡狀態，也就是誰也吃不掉誰的狀態，民主政治就形成了。
任何簡單化的說法。固然因其簡單而能給人以深刻的印象，但也因其簡單而可能招致誤解。『一個天使是專制，兩個魔鬼是民主』這種說法也不例外。所謂唯有賴歷史提供各派平衡、誰也吃不掉誰的局面，民主便會形成這種觀點，嚴格說來是有毛病的。因為：
第一、絕對的力量均衡恐怕是不存在的，總會有一方力量稍大一些，一方力量稍小一些，所以，如果雙方都打定主意一心一意要吃掉對方，到頭來差不多總會吃掉的。
第二、假定雙方力量絕對相等，那往往不意味著誰也吃不掉誰。正相反，在這種絕對均衡的條件下，常常是『先下手為強』，誰先下手誰就會吃掉對方。即使雙方都擁有第二次核打擊力量，彼此或許可以相安無事一段時日，但隨著核技術的進一步發展（譬如星球大戰計劃的實現），雙方的恐怖均勢依然會被打破。
簡言之，現實政治可能提供一種各派力量誰也不容易吃掉誰的局面，但不大可能出現長期穩定不變的誰也不可能吃掉誰的絕對均衡。一個天使會搞專制，不錯：但兩個魔鬼未必會搞民主，而只會打內戰。中國歷史上多次出現南北對峙的局面，都並沒有演變為兩黨制：魏蜀吳三個鼎立了半個多世紀，最後也沒有形成三權分立。在中國歷史上，各派力量大小懸殊的時候是搞專制，各派力量不分上下時則是打內戰。顯而易見，光靠歷史提供各派力量一時間誰也很難吃掉誰的局面還是不夠的，新思想的因素必須注入，『你活我也活』的自由主義思想必須注入，民主制度的構想必須注入，冷戰或熱戰的雙方必須簽訂停戰或休戰的協議也就是放棄吃掉對方的念頭。在此之上．民主政治方宣告誕生。
十、這就涉及到民主政治的人性論基礎的問題了。眾所周知，昔日的柏林牆具有一種『半導體』的特性——從西柏林往東柏林，暢通無阻：從東柏林往西柏林，嚴關把守。這表明民主社會要遠比專制社會對人更信任。建立民主制度的目的之一既然是為了防止權力的濫用，那當然意味著它對人性並非無限的信任。但是，當我們說建立民主制度是為了對付人性中惡的一面時，那並不等於說民主政治的人性論基礎就是純粹的人性惡。人人都是天使，則民主制度是不必要的；但倘若人人都是魔鬼，民主制度則是不可能的。考慮到大多數人既非天使又非魔鬼，所以民主制度才是既必要又可能。
我們不妨想一想鎖的功能，俗話說，鎖是『防君子不防小人』。嚴格地說，君子既能『慎獨』，原是不必防的。君子不必防而小人不勝防：那麼鎖是防誰的呢？鎖是防大多數介乎君子與小人之間的普通人的。對大多數普通人而言，倘沒有鎖，拿取別人的財物非常方便，恐怕免不了會幹出順手牽羊的勾當：有了鎖，儘管也可以撬門入室去偷去搶，但他們多半也不會那麼去做。這樣，通過鎖的作用，大多數普通人也就能和君子們一道相互尊重彼此的財產，極少量的小人處於君子和普通人的共同監視之下也就很難偷盜，於是乎整個社會的財產安全便大致有了保障。鎖的必要性在於大多數普通人還不是君子，鎖的有效性在於大多數人畢竟也還不是小人。
十一、那麼，我們又該如何理解某些倡導民主制度的西方理論家們在其論著中一再強調的『人性惡』這一觀點呢？這裹恐怕存在著一層文化上的隔膜。不要忘記，這些西方理論家們都是有神論者。當一個有神論者宣佈『人性惡』時，其意義是和我們無神論者說出同樣的話時所含有的意義很不相同的。有神論者說：『人性是惡的，只有神性才是善的。』從我們無神論者角度來看，神性本身是不存在的，那只不過是有神論者們把人性的某一方面歸給了他們所謂的神而已：屬於神性的東西其實正是屬於人性。因此，把有神論者的論斷『人性惡，神性善』翻譯成無神論者的語言就不應該僅僅是『人性惡』，而是『人性有惡也有善』。我這一番說明也許不只是具有詞義辨析的意義，它恐怕也解釋了不少中國人在引進西方思想時，由於不重視文化差異而造成的概念歧義性，因此往往造成重要的疏漏或誤解。有識之士早就發現，在一個缺乏宗教信仰的社會裹實行民主政治和自由經濟，往往產生比有宗教信仰的社會更多得多的腐敗現像。其實，不信神是無關緊要的，但是，不相信人生中有神聖的東西，也就是有高尚的，具有超越性價值的東西，那就很糟糕了。遺憾的是，某些極熱中於引進民主政治和自由經濟的中國人，有意無意之間，常常有一種貶低或否認那些高尚的、超越的價值的傾向，這當然是應該糾正的。
十二、柏林牆的拆除是一件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大事。絕大部份國家對此事表示了莫大的關注。它對於剛剛用坦克屠殺了和平民眾的中共當局無疑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國內的《人民日報》僅用寥寥一句話輕描淡寫地對逭件事作了個交代。不過它卻用了不少文字告訴人們，那些從東德跑到西柏林和西德去的人，其中大部份後來又回東德來了，《人民日報》力圖讓人們相信，相比之下，還是社會主義好。這種拙劣的小伎倆自然欺騙不了任何有頭腦的人。一個人留戀他自幼成長的地方，這是人之常情，不足為據。更何況，監獄的圍牆一倒，獄房也就變成了一般的民房。整個東德既然已經踏上快速自由化民主化的大道，追求自由的東德人自然也就用不著離鄉外逃了。相信有朝一日中國大陸發生了類似的變化，絕大部份滯留海外的大陸人也是會返回家園的。
六四之後。一位訪問學者用三句話描述了自己的處境和心情：『眼前無希望，背後無祖國，身邊無親人。』遠望血雨腥風的神州大陸，豈是一個『愁』字了得！然而，環顧整個世界的驚人變化，大家對於未來的前景還是充滿信心的。其實，沒有人懷疑遇變化的前景，人們焦慮的只是變化的速度。可是，就以這次八九民運為例。一年多前，我們許多人就在焦急地盼望著這場風暴的到來，但當其這場風暴比我們預想的還早、還大地突然降臨時，我們又不能不發現，我們的準備工作竟是做得那樣不充分！考慮到這一點，眼下的我們似乎應該舒緩一下胸中的鬱悶，轉而把全副的精力投入到更為切實的工作上來。偉大事業都是在暗中完成的。不要為眼前的低潮而感到沮喪，因為任何高潮都是在低潮期間準備好的。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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