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7日訊】不忘記這是個講政治、講服從的國家，遍地是眼睛，各處是耳朵，只能夾著尾巴做人，處處警惕地生活。

他是清華大學動力機械系54級學生，1937年生，劃成右派剛好二十歲，正是風華正茂的黃金歲月。不過他沒有“會當擊水三千里”的雄心壯志，更未有“糞土當年萬戶侯”的改天換地豪情，僅想學成後當一名新中國的機械工程師，為社會主義建設添磚加瓦，製造出新型的汽車、飛機。他成績非常優秀，但被黨所不容，認為他走“白專道路”，一夜之間將他打入另冊，當了二十多年“修補地球”的“牛鬼蛇神”。其實他是個十分謹小慎微的人，不多言不多語，“整風鳴放”階段連屁也沒有放一個，可到了反對“右派鬥爭”中，學校天天組織學生學習檔，叫大家發言，但面面相覷發不起來。一天讀報，討論章伯均、羅隆基、儲安平的言論，班領導叫他帶個頭。說什麼呢？他想了想，說了幾句不巴題的話：“人家的發言，管他有道理沒道理，研究研究一下嘛！”就這樣成了極右，大會批小會鬥，他不服據理力爭，大家說不過，最後乾脆剝奪了他的發言權。最奇怪是他的同斑好友郝蘊倉，一個隻知學習讀書的人，就因為是他的好友也打成了右派。株連九族是封建社會的餘毒，株連朋友卻是新中國的新發明。他說，北大是反右重災區，其實清華也是重災區。北大是文科，筆桿子多；清華是工科，寫文章人少。所以現在國內外寫北大右派的書多，寫清華右派的書極少，幾乎看不到。我們動力機械系，我能說出名字就有十一個右派，說不出的更多。全校近萬名師生員工，至少有八百多個右派，較有名的是袁永熙、阮銘，以及畢業清華的朱鎔基等等。1958年3月5日那一天，就集中處理了103個老右，他名列其中。這些人現在死的死，殘的殘，倖存下來的人已不多了，活著的也成了化石。

我認識他很偶然，半月前去上海旅遊，無意中碰上，一談及往事竟成摯友。“右派”封號成了當今我們一代人交往的“通行證”，管你認識不認識，只要一提到這兩個字，立馬比親兄弟還親。想不到一千二百餘年前詩人白居易的名句“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竟有如此巨大效應！這得“感謝”毛澤東的“恩賜”，若無此“偉大運動”，何能將我們命運連在一起。那天，他來旅店看望我，兩手自然緊握，熱情萬分：“嗨呀，難友！難友！”

他身高有1點8米，瘦瘦地像根電杆，鼻樑上架著付深度眼鏡，斯斯文文，細聲細語，嗨，這樣的人怎麼會是右派？有趣的是太多太多。

我們見面第一句話是：“終於活出來了，活出來了，真不容易呀！”是不容易，據我們推測大約全國還有三萬人，堪稱世紀“古懂”，奇貨可居。

待坐定後，他緩緩呷口茶，開始慢慢說開來：“清華右派和北大右派一樣都整得很慘，特別是送勞教和勞改的右派，大部份都整死了！”他屈著指頭，念出一個一個熟悉的名字，“僅我們動力機械系就有三十多人送了進去，先在北京汽車製造廠監督勞動，畫圖紙查資料，日子還勉強能過，到了1960年突然升級。升級的原因很簡單，不是我們有了什麼新的反黨言行，是他們大躍進搞砸了，做賊心虛，怕我們說什麼。6月16日那天，廠裏突然召開大會，大會場掛著一幅大標語：堅決把抗拒改造的右派分子鬥爭到底！就這樣，我們幾十人不明不白地戴上手銬抓到公安局，爾後送到北苑化工廠勞教，再後轉到清河農場。你知道不，清河農場原先是日本人監獄，專關政治犯；日本人走後是國民黨監獄，也是關政治犯；國民黨攆跑後又變成共產黨監獄，便專關我們右派了。這個監獄大得很，一片鹽鹼地，聽說關了幾萬人……”

“你們吃得飽嗎？”我在四川很多監獄關過，從省到市到縣，無論是看守所還是勞動隊，二十三年最刻骨銘心的是饑餓。我想北京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都，在共產黨中央的眼皮下，對犯人一定講人道，不會打、不會罵、更不會捆，定無饑餓負重之苦。他笑了，一笑臉上全是又深又陷的皺折，像塊千百年的老樹屹瘩。他說：“老兄，共產黨的天下，哪有吃得飽的監獄，穿得暖的勞改隊？我們每月定量26斤，可農場又規定六斤菜頂一斤糧，實際吃得到嘴裏的不足15斤糧食。15斤糧食怎麼活？餓得走路打偏偏，渾身浮腫，兩眼昏花，我這麼大個子，還不到八十斤。那時我什麼都吃，管它生和熟，只要進口能裝滿肚子，生蚱猛、活蠍子、、蹦蛤蟆，……”我嚇得叫了起來：“這能吃嗎？”“這怎麼不能吃？”他到很安詳，微笑地著我這個也曾是餓得來頭昏眼花的人，也吃過生包穀、生麥子、生肉、生雞，卻沒有生吃過這些東西，不知是餓得沒有他們那麼厲害，還是缺乏猛勇的膽量。他破天荒地補充一句：“我還吃過生蛇哩！”“生蛇怎麼吃？吃起來是什麼味道？”我簡直不敢相信眼前這位文弱的書生，清華大學的莘莘學子，能有此種“特異功能”？他說：“吃起來有點像奶油的味道，微甜微甜，有點腥” 他話聲柔柔，像水在流動：“我眼睛不好，一天在地裏勞動，一條大花蛇被人趕打向我竄來，我舉起鐮刀將它砍死，去頭去皮去內臟，然後放到嘴裏一口一口吃下去……”說得好輕鬆，像是在餐館品嘗野味。

我聽得出神，想得心驚，滿嘴是血，一口鮮紅，蛇肉能通過喉管順利地進入腸胃嗎？能化著營熱增加肌體的熱能嗎？他似乎發現我有點不相信，立即找出個更恐怖的證據說：“還有個叫鞠壁光的難友比我厲害，他抓看活蛇就吃，不去頭皮和內臟，捉住就往嘴裏放，嘴對嘴那麼一口咬下腦袋，蛇痛得揚起尾巴打他兩個臉蛋，啪啪啪……”人，二十世紀文明文的人，回到了茹毛飲血的原始人時代，是野獸還是動物？誰改變了他們的秉性，罪孽啊罪孽！

當我心境還未平靜，他又講出一個更揪心徹肝的故事：“清河農場到底餓死多少人，誰也說不清楚。隊上幹部發現你要死了，就送到場部衛生所死亡隊去排隊等候，我也被送去了。一天，有個難友要死了，卻老是咽不下這口氣，望看枕頭邊的空碗出神。恰好，這時一個幹部打從旁邊經過，他吃力地坐起來鼓足勇氣哀求：報告幹部，我要死了，死前想吃碗熱湯麵，政府能不能寬大寬大？”這個幹部還算有點人性，動了惻忍之心，特批伙房給他煮碗熱湯麵。他端著熱湯麵，唏裏虎努一口就吞了下去。大概餓久了腸子太細，噌一聲，斷了，熱湯麵哇哇哇地吐一地。面吐完，人也就死了。這時，睡在他旁邊一個等死的難友，猛地跳下床，爬在地上把他吐出的麵條，一根一根揀來吃了……”

我聽得幾乎要嘔吐，說不出是是難過還是同情，竟然怔住了。人，萬物之靈的人，有人格有尊嚴的人，難道如此下作嗎？是誰毀了他們，改變了他們，使他們變成狗，，變成豬，沒有丁點人的價值！他見我聽得專注，接著又講了幾個小故事。學工的人都很細心，近似作家觀察生活的細膩，不然機械靈敏度何以達到萬分之一的精密。他說：“清華老同學馬丁和我鋪埃鋪，早鋨成皮包骨頭的人，一走路就喘，有時只能抱著腿一步一步往前移。一天收工回隊，掉在後面好遠好遠，管教幹部罵他耍死狗。他不申辯，回到工棚連打飯都沒有力氣，只好托人幫打，打回飯來他已經咽氣了。那陣農場每天都要死不少人，埋人組埋不過來，得排輪次。我陪著死了的他睡了三天三夜，也怪，一點不怕，人到這分上了，哪還有恐懼感，一天只想著吃，盼看吃，吃、吃、吃，成了生命中第一要素。可農場就不給我們吃飽，說艱苦才能改造好思想。”說到這裏他停了會兒，竭力從記憶的庫存中搜索出一大串死亡名單：“清華同學陸潔清也是餓死在農場的，時間是1969年9月16日，我去清理遺物箱中只有一頂皮帽子，是他讀書時家裏寄來的；還有王庭相鋨得來一路走，就一路扯路邊野草草填肚子，後來也鋨死在我身邊；還有……”

一個個悲慘的故事，一樁樁酷烈的追尋，我實在寫不下去，望著窗外仍陰沉沉的天，想著何時雲開霧散，滿地陽光？今日中國有“滿清”天下之喻，中共不少當權者都出自清華學子，不知他們可否知道學兄、學長有如此慘痛的經歷？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反右鬥爭”五十年後的今天，出身清華，貴為中華人民共華國主席的胡錦濤先生，為什麼竟不讓人們去追思親人，祭奠亡靈？拒絕回憶，拒絕悼念？難道絕拒就能掩蓋歷史嗎？今天的歷史是昨天的現實，今天的現實是明天的歷史，不能遺忘啊！

右派都有敬業精神，愛國家愛人民的精英。他出身書香門第，成長於江南水鄉，自幼聰明過人，小學未畢業就進入初中，一路高分成績入選清華，報國良願竟成災難！他此生到底錯在哪里？我想去想來，可能出在父親的取名上？他第一個讀書名字叫殷暢宙，暢宙暢宙，中國人怎麼能去暢遊遨翔宇宙？這不翻天了嗎！中國人，特別是五十年代的年輕人，只能做社會主義制度的“螺絲釘”，黨的“馴服工具”。有鑒此於，“右派改正”後，他更名為殷惕生。名字怪怪，哲理很深，就是要不忘記我們生活在社會主義國家，這是個講政治、講服從的國家，遍地是眼睛，各處是耳朵，只能夾著尾巴做人，處處警惕地生活，不能再“暢宙”了！所以幾十年來，他從未向人訴說過冤屈，更未對有過的不幸遭遇表示不滿，總是認認真真教書，小心翼翼做人，說話細聲細語，連咳嗽也不敢放開喉嚨，好不容易熬到退修前的1999年，才評上個高級中學教師職稱。所幸一雙兒女成材，女兒就讀華東師大，是江蘇全省的高考狀元；兒子學軟體，成續裴然，而今均在美國工作。為什麼有才華的要去國外，我想與父親遭遇無不有關係吧？他（她）們不能再重陷複轍，虛擲青春，人生有幾個二十年？他被關押“改造”整整二十二年。今日中共為了取信於名，雖然羞羞答答提出“以人為本”的“和諧社會”，而卻不去消除解決歷史積怨，不補發拖欠的工資，能和諧嗎？

《人與人權》08年一月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