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4日訊】如果以權力和制度為觀察物件，如果這個物件就是中共的地盤和領地，那麼，今天的中共與毛澤東時期的中共在中國的地盤和領地已經今非昔比。中共已經是喪權敗黨，已經是無顏見其殘暴與專制的祖宗毛澤東及其以殺戮同胞為光耀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們（他們有什麼資格談愛國主義、談民族主義，談中國傳統、談和諧、談仁政。）。中共的“專制的黃金時代”已經一去不返，中共的一黨專制也將和中國歷代的壟斷權力的專制政權一個樣，最終退出中國歷史舞臺，還政於民。

中國正在發生憲政、民主、共和的革命。革命，這個話語的現實語義也不用非要到生產力生產關係的詞語裏去苦苦尋找（某種意義上，這種尋找之於災難深重的中國現實，也是一種書卷氣的誤導），用不著遠大和空泛。中共中國的現實就是革命的根本原因。革命就是索回人的尊嚴，就是要有口飯吃，就是不被剝奪、不被專制，就是革除暴政。

21世紀，中國的目標是一個憲政國家和公民社會。理論上，走向這個目標可以有改良與革命兩條路徑。但是，實際上改良的路是被8千萬中共官僚集團的私欲堵死了的。中國的憲政國家和公民社會目標，只剩下一條道路，就是革命。中國思想文化界曾經有一種思想見解叫做“告別革命論”。“告別革命論”是一種書齋裏的思維遊戲和話語遊戲，這類遊戲的專利叫做“中國文人製造”。這一不倫不類的中國特色的思維遊戲和話語遊戲，只能出產在中共中國，和中共中國的知識份子。“告別革命論”除了是中共治下的知識人的犬儒和軟骨的奴性心態之外，也有認識上的白內障原因，是對中國的現實和歷史都閉上了眼睛。不錯，中共奪取政權的“革命”，確實是中國有史以來殺害的人最多、社會最動盪的改朝換代政權更迭，有社會關懷的中國人，也擔憂中共奪取政權的這種“革命”給中國帶來的災難。而且也擔憂新政權也象中共這樣專制和殘暴貪婪。前車之覆，後車之鑒，這個擔憂也不是沒有道理。但中共的這種暴力奪取政權、暴力“革命”，只是中共的特例，不是一種普遍必然現象。辛亥革命的幾聲槍聲，就結束了滿清帝國。中共的暴力“革命”是與中共的性質決定的。廢除中共一黨專制暴政，除了中共的這種暴力“革命”之外，應該還有諸如街頭革命、宮廷革命、武昌首義之類和平革命。為什麼中國的憲政、民主、共和革命就不會是這類革命？

中國已經洶湧革命的社會思潮，從現實到思潮，從思潮到思想，再從思想回到現實，革命已經作為中國人生存要求和實踐，已經是中共中國的民眾的別無選擇的選擇。

從被佔有被剝奪到維權，從維權到革命，這是歷史的邏輯和政治的邏輯。“黑龍江省富錦市東南崗村等72村4萬農民宣佈擁有土地所有權向全國的公告”，是這個邏輯的現實呈現，也印證了這一邏輯。中共不會在這個邏輯之外。中共逃不掉這個邏輯。中共政權及其官僚集團，遭遇的既是歷史的和政治的拋棄，也遭遇中國最大最實在的現實政治力量的農民的拋棄。就一場革命講，市民階層市民板塊的革命也是決定性力量，但鑒於專制的強大，革命的成功，又必須聯動中國的農民階層。中國革命，中國的市民階層已經開始覺醒和行動，中國的農民階層也已經跟上。

《公告》是這樣宣佈土地所有權的：“我們是黑龍江省富錦市長安鎮、興隆崗鎮、頭林鎮等10個鎮72個行政村4萬農民。對自1994年以來富錦市各級官員以國家建設需要為藉口強行低價收走的150萬畝耕地和荒原的所有權屬公告如下：一、我們72個行政村4萬農民，對該 150萬畝土地擁有所有權。以村為範圍，以農戶為單位，原被侵佔的集體土地全部劃歸全體村民平等佔有。”

《公告》的直接原因，是不堪忍受自1994年以來富錦市各級官員以國家建設需要為藉口強行低價收走的150萬畝耕地和荒原的剝奪，是索回土地所有權。“各級官員”是什麼？就是中共官僚集團。中共官僚集團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的政權，既不是民選的政權，也沒有憲法約束。這個政權沒有憲政、民主、法治和人權。於是，中共官員的私欲膨脹，社會腐敗橫行。

《公告》的背景原因是中國近幾年來的全國性的中國民眾的維權運動，這些維權運動又緣于包括民運人士和體制內改革派的中華民族優秀分子，緣于整個中國民眾反暴政的意識已經覺醒，緣於中共暴政的氣數已盡。《公告》的公開宣佈土地所有權，是

從現象看，《公告》的農民兄弟們公開宣佈要回土地所有權，罷免一個村長，只是針對官商勾結強佔土地的中共官員和不法商人，事件與對象都是具體的，好像是就事論事，好像就是一個具體的維權行動。其實不然。其偉大的政治意義已經是直接對準一個制度和政權，直接對準中共名義上的土地國有制、實際上的土地黨有制，是向一個制度和寄生於該制度上的政權宣戰。《公告》的農民兄弟們是中華民族的驕傲。人們會象記住陳勝、吳廣一樣記住他們。陳勝、吳廣反抗的是暴政，他們反抗的也是暴政；陳勝、吳廣是為了活命，他們也是為了活命；陳勝、吳廣是暴力起義，他們是和平起義；陳勝、吳廣是“帝王將相寧有種在乎？”，他們追求的是公民權利。和歷史上諸多革命發生的偶然原因一樣，一個偶然的原因，就會埋葬一個沒有民意支持的專制政權。《公告》也是出現於具體的中共官員和不法商人勾結強佔土地的偶然原因。但中共官員寄生的是一黨專制政權，一黨專制政權寄生的又是土地國有制。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中共官官勾結、官商勾結，製造的自然環境災難和社會災難、人權災難，罄竹難書。

中國百多年來的革命，都是以土地革命為重頭戲，兼及國體和政體的改變。土地革命是革命的發動力，既是策略也是目標。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的“平均地權”，是認可現實的地主的土地所有權，然後按質定價，然後由國家出錢購買，平均分配給所有的農民，“耕者有其田”。這是一種和平分配、契約分配。是一種理性的政治，是一種以人為本的、尊重同胞的人格和人權的分配。與之相比，毛澤東的是“打土豪、分田地”。毛澤東的土地革命是暴力和屠殺，是專制和控制的手段與目的。

革命可以這樣定位，今天的歷史條件下，已經不必一定要用歷史主義、進化論之類作為思想指導；也不必一定用馬克思的生產力生產關係作為理論框架和內核，可以重新吸取康得的權利正義資源、湯武革命的道德資源。應該是凡是嚮往中國憲政的都可以，推翻暴政建立憲政、尊重和保護中國人的人格與人權，就是革命。

黑龍江富錦市的4萬農民，公開向一個土地國有制（實際是黨有制）的政權索回土地所有權。這無疑是與虎謀皮。其中隱含的危險又是明白的：血腥鎮壓。我實在為富錦市的4萬農民的生命擔憂。公開向一個土地國有制（實際是黨有制）的政權索回土地所有權，這已經不僅僅是維權，而是貨真價實的革命。面對這一革命，中共只有兩種選擇，要麼鎮壓，要麼默認。如果是鎮壓，就會激發全國民眾的憤怒、同仇敵愾，就會引致一場全社會的動亂。最後，就會以動亂埋葬一黨專制；如果是默認，就會激發全國農民們的仿效，全國性的索回土地所有權，就會引致一場全社會的一場和平的土地革命，最終也是瓦解一黨專制。無論哪一種選擇，中共一黨專制的終結都不會太遠了。

在政治上，革命就是拒絕現有的政權或者制度。無論單個拒絕或者政權和制度全拒絕，就是革命。在拒絕的方式上，和平的拒絕或者非和平的拒絕，都是革命。和革命比較，維權的前提是制度及政權是合法的，所維之權是政策層面、執行層面和次一級制度層面發生的政治事件。這也是中國的維權活動的實質與一些法治國家的維權活動實質不同之處。土地所有制制度是制度的根本層面，黑龍江富錦市的4萬農民索回土地所有權，是革命，而非僅僅是維權。

從維權到革命，在中國已經開始。中國革命的時代已經到來。

2007年12月14日于貴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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