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30日訊】一篇《中國公民死在國外賠償高？——韓國爆炸案引發國內死亡賠償標準討論》文章在國內引起很強烈的社會反響。中國人死在了國外卻比在國內得到的賠償還多，到底是因為外國人有錢，還是中國忽視了生命的價值？據悉，今天北京雷曼律師事務所律師郝俊波，正式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寄出公民建議書，建議我國公民死亡賠償標準，應該從40萬元的限額提高到最低300萬元。

郝俊波說，近日發生的韓國冷庫爆炸案，中國人均獲賠195萬元，而我國眾多死於礦難的礦工，拿到最高補償不過20萬元。相比之下，不得不承認我們的法律有點尷尬。目前的死亡賠償標準不僅缺乏人文關懷，而且非常不公平，以40萬元人民幣作為中國公民生命的最高限價，既不符合現實情況，也有悖正常的倫理道德。

目前，我國公民死亡賠償，一般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確定金額。該司法解釋規定，死亡賠償金按照受訴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標準，按20年計算。

郝俊波律師認為，由於目前死亡賠償的標準太低，致使一些高危險行業的經營者們，忽視生產安全隱患（山西洪洞礦主據說年收入上億元，而礦難死亡者每人只賠償20萬）。又是由於犯錯誤的成本太低，也是國內開車撞人沒死再倒車壓死的根源。如果能夠相應提高死亡賠償標準，可以更大限度地提高犯錯誤的成本，從而減少死亡事故的發生頻率。

筆者認為，無論從任何角度來說，郝律師上書的建議是絕對應該肯定的。人的生命本無價，現在社會為了最大限度地防止人的生命被無辜踐踏，才不得以而將生命標價。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個價值當然應該定的沉重一些，主要的目的是，因增加壓力從而讓全社會更加重視生命的寶貴。但是也不能認為定得越好保護的就越好，尤其是在中國這個比較特殊的社會。另外，對這次上書的結果筆者也很不樂觀，估計採納郝律師建議的可能性實際很小。因為郝律師的建議只是針對「點」，而造成這個「點」的原因，是整個中國的社會制度和社會實際現狀，也就是個「面」的問題，正所謂「牽一髮而動全身。」目前是中國社會矛盾積累很嚴重的時候，因此，中共很難在這樣的時期，為了解決一個在他們看來並不是十分迫切的問題而引起更大的危機。為此，筆者就郝律師建議，簡要地闡述一下個人觀點。

首先，提高死亡賠標準償所面臨的問題是，標準定的過高超過了所在社會的承受力，就等於實際上沒有了約束。比如死亡一人賠償一個億，幾乎社會上絕大部份企業都是賠不起的，大家都賠不起也就等於都不用賠了。

如果按郝律師建議的那樣，將責任結果全部轉嫁到保險業，在目前的中國也有推行難度。因為中國保險業現在基本上還處於「行政指令經濟階段。」中國很多的保險都是強制性的這本身無可厚，但強制的範圍有時候會涉及到指定的保險公司，還有必須要接受的保險費率，所以說保險業現在也算是一個半壟斷的行業，很可能造成大家很難承受保險成本。例如，目前交強險的費率大約是千分之八，如果這個300萬標準的死亡保險也列入強制保險，並且按照目前的保險費率推算，每份保單將花費2.4萬元，而且年年如此。這個保險誰能交得起？

這同時又引出一個更麻煩的問題。如果個人交的話，全國很多人稅前年收入都不一定有這麼多，如果強制那不是等於逼著老百姓去搶銀行嗎？如果單位交的話，那就等於用人成本增加了一倍以上。如果全社會都嚴格執行的話，那不光光是企業成本增加，而是整個社會的運行成本增加。目前，中國就是靠社會生產成本低打出口牌，來維持GDP增長和解決就業。一旦整體成本大幅度上升將肯定影響到出口，出口萎縮內需購買力又嚴重不足，中國經濟將走向崩潰，經濟崩潰之後就是社會崩潰。

所以，筆者覺得郝律師的建議被採納的機會不是很大。但是郝律師發起這個建議還是相當有必要，它至少會喚起中國人對自己生命的重視，至少讓大家想一想，為甚麼同樣是人，死在不同的地方價值就會發生數倍的差異呢？如果說我們國家窮，那為甚麼中國又是世界上第四大經濟體呢？為甚麼中國有巨額的貿易順差和最多的外匯儲備呢?為甚麼世界上所有最昂貴的東西在中國的銷量都很好呢？如果說我們中國人的命不值錢也說不通，憑甚麼中國人的命就便宜？中國人不是也能創造出世界矚目的文明嗎？中國人不是也沒比其他國家的人少些甚麼嗎？另外，為甚麼同樣是中國人死在其他國家也會馬上「漲價」呢？如果全體中國人都能有這樣的疑問,恐怕問題就會有了解決的辦法。@(//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