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30日訊】讀了《南方都市報》年末對高耀潔近況的報導，最強烈的感受是她的絕望。不是疫情之嚴重到了極限，再不正視就會演化為巨大的民族災難，那麼她很可能仍然不被承認，仍然被目為異端，而一直被誣陷、被封殺。事實上，當年誣陷她、封殺她的那些人並沒有被問責，並沒有付出任何代價。罪惡既然不受懲罰，也就無法排除將來重演的可能性。只不過因為高耀潔已來日無多，這種可能性才不致發生在她的身上罷了。

由此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即便是高耀潔的親人，也不支持高耀潔。講真話的成本、良知的成本在我們這個國度實在太高了。任何一個常人，都不可能不望而生畏，不能不退三舍而避之。事業後繼無人，就成了高耀潔最大的痛苦。幸虧上蒼賜給我們一個超凡脫俗的高耀潔，艾滋病蔓延的巨大黑幕才終於被揭破，被遏制。但這畢竟是奇蹟，一個民族的命運不能寄託於奇蹟。沒有了高耀潔的時代，沒有了奇蹟的時代，我們又該指望誰？

一個民族的防艾萬里長城，多年來竟然只能仰仗一個病弱交加的老太太。救千萬人於水火的大業，居然那麼長時間不能成為一個正式的事業而僅僅是一種半地下的個人行為，這是高耀潔的悲哀，更是我們整個民族的悲哀，毋寧說，是我們的國恥！

領導人一直呼籲人民講真話，最新的呼籲是溫家寶總理去年11月在作協大會上的發言。為什麼講真話那麼重要？根本的原因就在於，真話可以救命，真話可以救世。只有知道了真相，知道有人陷於苦難之中，我們才可能去救援，才可能去創造讓人們免於苦難的制度條件。但如果真話不能講，真相不能暴露，受難者就只能在無助中，在絕望中被命運徹底擊倒；而且命運的陷阱將無法修復，必然的結局，就是更多的人不斷重蹈覆轍。

既然講真話、揭示真相的最大功能是避免最壞的情況，從而救命救世。那麼顯而易見，不讓講真話，不讓揭示真相，就不可能避免最壞的情況。這不是單純的邏輯推斷，而已經被歷史所反覆印證。設想一下，假若艾滋病蔓延的黑幕不能被高耀潔揭破，假若ＳＡＲＳ病毒蔓延的事實被當時的地方領導人徹底掩蓋下去，今天會是一個什麼樣的局面，豈不令人毛骨悚然？

羅斯福倡導的四大自由，我們早已耳熟能詳，其中之一就是免於恐懼的自由。而在我看來，最大的恐懼，就是講真話的恐懼。免於講真話的恐懼，是第一位的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先決條件。當下中國問題多多，解決那些問題據說是一個極其複雜的系統工程。但我以為其實沒有那麼複雜，解決問題的方法其實很簡單，那就是讓人們敢講真話。只要做到了這一點，我看中國的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

人心都是肉長的，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既然真話可以救人救世，誰不願意講真話？誰樂意講假話？如果願意講真話而不能講，不願意講假話卻不能不講，那肯定是什麼地方出了問題。高耀潔講了真話，救人無數，本來功德無量，得到的回報卻只是絕望。假如連這樣的悲哀都不能打動我們，讓我們羞愧，讓我們警醒，讓我們想辦法從制度設計入手，把講真話的成本、良知的成本降到常人可以承受的程度，那麼當世間再無高耀潔，當更大的災難在後高耀潔時代終於來臨時，我們還有什麼可抱怨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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