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30日訊】 八十年代中期的某個夏天，在川藏公路搭運木頭的卡車去四川，路途上遇到塌方，被困在理塘到巴塘之間整整五天。同車的還有四、五個從四川農村到西藏作工的民工。五天無事可做，於是和民工漸漸熟悉了起來。談話間才知道，中國農村的土地承包制是幾年一換地，所以農民並不認真對待這些「不是自己的土地」。

這是我第一次意識到中國憲法中「所有土地國有」的真實意義。當時中國進行改革剛剛幾年，農村的收入連續五年大幅增長，但農民卻並不像中共官方報紙上說的那樣對共產黨感恩戴德。同車一位大約六十歲的民工老陳來自四川遂寧，他說小時候當地的日子比八十年代好多了。看我露出不信的樣子，他便給我講了很多農村的故事。

現在回想起來，老陳的故事其實就說了一件事情，土地。他說中共建政權之前，農民大部份有自己的幾畝地，果真貧窮不行了，還可以賣掉到城裏去幹工，那時不用戶口，有人請就行。遂寧在四川是山區，算是個苦地方。同車還有一位包工頭來自廣漢，那是川西平原最富的地方。他告訴我四川農民日子最好過的時候是抗日戰爭之前。這位包工頭大概精於算計，橫豎在路上無事，他就把四九年前收入和物價的情況大致算了賬。在他的計算當中，土地也同樣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四九年中共建政之後，先是把土地分給農民，不幾年之後再用強迫的方式組建了人民公社，土地又變成了公有的。如此，中國農村居民從幾千年的「農民」變成了「農奴」。說是農奴，是因為農村人既失去了土地所有權，同樣失去了人身自由，遇到荒年逃荒要飯都必須由公社開出證明。而一旦被城裏的警察抓住，運氣好的被遣送回鄉，運氣差的可能送去作半年苦工。

對於農民來說，最重要的資產就是土地，這其實和城裏人一樣，家庭最重要的資產是房屋。現在，城裏人的房屋可以通過出售或者抵押轉換成為金融資產，但農民不行，雖然大部份農人只能靠種地維生，但農地卻不是自己的。

所以陝西原黃河三門峽水庫七萬移民和黑龍江富錦市四萬農民公告天下，要收回自己的土地所有權，不再承認所謂的土地村「集體所有制」，實在是解決中國所謂三農問題的最佳辦法，那就是把土地還給農民。

「耕者有其田」，古中今外都是理想社會的一個標誌。然而中國許多經濟學家和搞理論的知識份子或許不這樣看，他們認為土地私有化會導致中國出現更大的混亂。這是典型的「屁股決定腦袋」的說法。因為他們首先為政權著想，中共失去了土地控制權，必然立即失去對農村的嚴密控制。

中國農民絕不愚蠢。中國的經濟改革實際上是由農民帶動的，無論是包產到戶、還是鄉鎮企業，中國今天經濟的快速發展，最初啟動其實就是藉助了中國農民的力量。

因此，我把陝西庫區農民和黑龍江富錦農民對土地的公告，看成是近三十年來中國社會發生的最有影響力的事件之一，絕不亞於當年安徽小崗村的包產到戶。作家鄭義則認為農民要求土地的所有權，本質上是徹底否定了中共的統治。鄭先生曾經在中國農村當過十年的知青，比我更了解中國農民，或許事情真的是這樣，一場土地革命正在悄悄地展開。

—-轉載《新紀元周刊》第51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