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28日訊】我和前妻章含之從相知相戀相伴到離婚整整23年(1949年—1973年)我與她的婚姻於「文革」期間破裂。文化大革命的年代是瘋狂的年代，在這十年間有多少人蒙受不白之冤？有多少人家破人亡？這十年也是我一生中最不幸、最災難深重的歲月，至今不堪回首。
自1993年至2003年，章含之寫文章、出書或接受訪問，凡提到她和我離婚那一段往事，總說是已故毛澤東主席叫她離婚的。她說毛主席批評她沒出息，是這樣對她說的：
「我的老師啊，我說你沒出息是你好面子，自己不解放自己！你的男人已經同別人好了，你為什麼不離婚？你為什麼怕別人知道？那婚姻已經吹掉了，你為什麼不解放自己？」(引自章含之的《風雨情》)我當時一看便懵了，借毛主席的話說我們離婚的事，真是聞所未聞。如此她就巧妙地把導致她離婚的責任一古腦兒推給男方，並把自己在「文革」一開始就紅杏出牆的事實完全掩蓋了。
我不再沉默
自1993年起，不時有燕京大學的老同學把章含之文章中有關和我離婚的段落複印後郵寄或傳真給我。1995年我再次看到章文章中對離婚一事顛倒黑白的說法。我忍不住對女兒說：「妞妞(洪晃的乳名)，告訴你媽，她寫她和喬冠華的忘年戀怎麼寫都可以，與我無關。但為什麼要把我扯進去？而且她把離婚的事實真相顛倒了。」洪晃說：「爸，你也可以寫一篇《我和章含之離婚前後》。」當時我之所以沒寫，基於兩個原因：一是我實在不願提起那段令人痛心的往事。
所以儘管知情者均為我鳴不平，要我寫出事情真相，我一直沒提筆。二是不久章病重，女兒說醫院已發出病危通知了。我念及舊時夫妻一場就作罷了。
但是，此後章不斷出書、上電視、出訪談錄，凡談到我們離婚，必然抬出毛主席，一再重複她定的調子。有時還說得更離譜，竭力渲染她是第一段婚姻的受害者。更有甚者，還有人推波助瀾，以訛傳訛。有個別毫無道德操守的文人，竟以她的文章為藍本，抄襲、編造，添油加醋，杜撰一些令人作嘔的情節，故事愈編愈荒唐，竭盡造謠、誹謗、醜化之能事。其目的不外是謀取名利，結果卻是把污水全往我身上潑，在我身上加踩幾腳。
自1993年至今我整整沉默了10年。知道洪章離婚真相的同學和親友大有人在，他們統統為我鳴不平。他們催促我說：「謊言重複千遍便成真理了，你一定要把事情講清楚。」1995年我去澳洲旅遊，一位敬重我的學生對我說：「洪老師，你一定要寫出事情真相，你寫了對我們學生也是個交代。」
如今我已年過70了，人到古稀之年重新回憶這段往事仍然感到痛心疾首，有時仍然徹夜輾轉難眠，好幾次想擲筆作罷。但是，我有責任還歷史的本來面目。到底誰是婚變的始作俑者？到底誰是婚變的主角？我想：只有原原本本毫不隱瞞地寫出事情真相，才能給所有關心、愛護我的人一個交代。
「文革」帶來災難
談到我的離婚不能不提及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這場浩劫。「文革」一開始，北京大學首當其衝。造反派首先把矛頭指向北大校長兼黨委書記陸平，在校系兩級幹部中揪出一大批陸平黑幫。而我只是一名小小的教研室主任，也莫名其妙地被當作陸平黑幫揪出來了。有大字報揭發我是「陸平黑幫五大白專標兵之一」。
「文革」前我的確升得比較快，1959年周恩來總理指示北大要研究世界經濟，我在北大經濟系參與創建了世界經濟專業，並擔任了世界經濟教研室主任。27歲就當上了教研室主任，在論資排輩的年代，這種情況很少見，於是到「文革」來臨我就遭殃了。有大字報揭發說：陸平重用洪君彥。陸平提拔我當教研室主任時，有人反對，認為洪君彥年紀太輕，不適合擔任正職，可安排副職，正職先空缺。但陸平堅持說年齡不是問題，只要有學問就可以當教研室主任。那時造反派給我羅列的罪名一大堆，例如：我出身於資產階級家庭，又當上了小領導，理所當然地被劃為混進黨內的「走資派」。我當時是教美國經濟的，我曾經在課堂上講：美國的生產力發達，生活水平高，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家庭擁有汽車……這些言論被說成是
「否定馬克思的無產階級貧困化理論，美化美帝國主義」。我被定性為不折不扣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還有人無中生有地說我同意儲安平「黨天下」的反黨言論，給我扣上一頂「漏網右派」的帽子。把這種種莫須有的罪名加在我身上，我的處境可想而知。
當時的我，從早到晚都活在恐懼中：白天被關在小屋裡寫檢查，或者被押到校園去拔草，任由到北大串連的一批又一批紅衛兵圍鬥。紅衛兵以「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反動血統論批鬥我，吆喝我跪在石子地上，他們一邊向我吐口水，一邊高舉緊握的拳頭喊口號，用皮帶抽打我。晚上我拖著疲憊不堪的身軀回到宿舍，等候第二天的批鬥。如此日復一日，在一輪又一輪的批鬥中我受盡凌辱和折磨。因為文化大革命來得太急太猛，我一下子被弄得暈頭轉向。我當時不明白，時至今日仍然不明白：像我這樣一個歷史清白、要求進步的青年教師，到底犯了什麼滔天罪行要受到這樣的懲罰鏞記得第一次被紅衛兵拉出去批鬥，坐「噴氣式」時我知道大禍臨頭了，感到十分驚慌。後來一次紅衛兵批鬥北大校長、黨委書記，也拉我去陪鬥。我向周圍望一眼，所謂的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黑壓壓的一片。凡我熟悉的教授、系主任統統都有份，我稍為放寬了心。但是心裡卻在嘀咕，為什麼連我這個青年講師也不放過？
抄家連累岳父
此後厄運接踵而至，先是剃陰陽頭，後是抄家。1966年8 月的一天，我在校園裡遇到一位也在受審查的校領導，兩個人打了個招呼。冷不防幾個紅衛兵衝過來，說我們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不分青紅皂白地把我們兩人都剃了陰陽頭。紅衛兵還勒令我們不准理髮。按一般人的理解，當時被剃陰陽頭的都是罪大惡極的「地、富、反、壞、右」。如今自己頭上剃得一塊黑一塊白，像狗啃似的，一看就像「壞人」，誰見到都可以批一頓、打一頓。這種侮辱給我的心理壓力太大了。我覺得沒臉見人，一直戴著帽子。
幾天後的一個晚上，經濟系裡幾十名「新北大公社」的紅衛兵突然押送我上一輛大卡車，幾十個紅衛兵把卡車擠得滿滿的。他們沿途高喊打倒洪君彥的口號，直往史家胡同的方向駛去。我預感到要出大事，顯然紅衛兵要抄章士釗的家。頓時我的腦袋轟地一下，像要裂開似的。那年章老已經85歲高齡，怎經得住紅衛兵的折磨？我懷著惶恐不安的心情被押到家中。紅衛兵先批鬥我，那時我已完全麻木了，根本聽不清究竟批我什麼。緊接著紅衛兵對著章老嚎叫：「滾出來！」勒令章老站到院子中央。紅衛兵用皮帶恐嚇，要老人低頭。章老顫巍巍地站著，就是不肯低頭。紅衛兵折騰一番後開始抄家，他們擁進屋裡，翻箱倒櫃抄出許多古舊書畫。他們把搜出來的東西扔得滿院子都是，然後拚命在舊書畫上踐踏，聲嘶力竭地喊叫，說這是「破四舊」的革命行動。後來當紅衛兵抄到毛主席給章士釗的幾封親筆信時，一下子傻了眼，態度突然緩和下來。幾個紅衛兵頭頭竊竊私語，接著在大門上貼上了「痛打落水狗」的標語，在一片此起彼落的口號聲中押送我回北大。我回到北大已是午夜時分，馬上偷偷用宿舍的公用電話詢問岳父在家裡是否安好？我當時真怕年邁體衰的老人家出事。
過了幾天，星期六我回家，見到岳父時心情既愧疚又沉重。想不到他老人家第一句話就說：「君彥我連累了你，我當教育總長時，根本不知魯迅為何人？現在紅衛兵批判我，是我連累了你。」我頓時感動得淚流滿面，我說：「爸爸，您說反了，是我連累了您。」自從我在「文革」中受到衝擊後，心裡就想：紅衛兵怎麼樣糟踐我不要緊，千萬別殃及我的家人。可是這次抄家還是把老人連累了。雖然章老沒有埋怨我半句，反而寬慰我。可我心中的愧疚持續了很久。今年七月，我女兒洪晃在上海接受訪問時也提到這件事：「父親是上海人，北大教授。文革對他是災難性的，史家胡同51號僅有的一次抄家便是因為他。父親對爺爺章士釗說：『我連累您了。』爺爺說：『不，是我連累你了。』挨批挨斗時爸爸都沒有哭，一聽此話淚一下子流了出來。」 (《上海電視》週刊2003年7 月第27期：《洪晃 幾年未見凱歌了》)
章士釗是位慈祥的老人，一向對人寬厚。在「文革」中章老對我的關心、愛護常常令我感動得熱淚盈眶。那一陣我情緒特別低落，回到家裡總是沉默無言，有時唉聲歎氣。他老人家看出來了，安慰我說：「君彥啊，人生不可能一帆風順，有波折是很正常的事，要想得開看得遠。將來實在捱不過去的話，我會向上面反映的。」這番話給我莫大的安慰。
章含之態度變了
也就是那個星期六，我第一次在親人間感受到人情冷暖。自從我被剃了陰陽頭後，我一直不敢脫帽子。即使回到家裡，因為怕嚇著女兒也整天戴著帽子。但洗臉時不得不脫帽子，卻不小心被當時只有5歲的女兒看見了。她嚇得嚎啕大哭，抱著我的腿說：「爸爸，我不要你這樣，我不要你這樣。」我也哭了，把女兒摟在懷裡說：「妞妞乖，不怕，不要怕。」那天章含之見到我卻用鄙夷的口氣對我說：「你看你這個死樣子，你還有臉回來啊！現在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要是你跳到北海死了算了。」
我當時大為震驚，心想：如今我是政治上受打擊最嚴重的時候，天天在學校捱鬥。你明明知道我蒙受不白之冤，是無辜的。你不僅沒有一句安慰我的話，卻用惡言惡語來挖苦我。這個女人心真狠！但我還是盡量設身處地為她著想，試圖去諒解她。聽到這番話我強忍著淚水，一言不發。我想：那天紅衛兵抄家她也受了驚嚇。再說她這個人最要面子，她認為我當時的種種遭遇是丟了她的臉，不免對我心存怨恨，才說了那樣絕的話。然而這句話卻深深烙印在我的腦海裡，因為她的態度與老人和女兒相比，太反常了。當時家中老的小的都同情我的處境，而與我相知十七載的妻子竟然如此冷酷如此絕情，怎能叫我不寒心。
由於當時我的處境岌岌可危，只能默默忍受一切屈辱，把苦水往肚裡咽。不過，那時我已朦朧感覺到：章含之對我的態度變了。
文革是一闋災難之曲，「知識分子」這不幸的身份猁猁事業、愛情、婚姻以至生命……往往只能是其中一個悲傷的音符，與苦為伴，有難相隨。
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全國各地的紅衛兵紛紛搞跨省跨市的大串連，名曰革命小將互相傳授反封、資、修，反走資派的革命經驗。1966年底，章含之也開始了為期三個月的「大串聯」。她的同伴主要是外國語學院英文系的教職員，其中有一位張某。他們的目的地是南方的杭州、寧波和上海。章準備到上海後住在我大姐家，所以與他們同行的還有我大姐的兒子。當時我仍在北大監督勞動，只有週末才可以回家。我沒資格串聯，無法陪她同行，只能寫信給大姐，請大姐好好款待她。我認為她在文革後心情也不愉快，出外串聯是件好事，可以散散心。所以我全心全意支持她，樂意為她安排一切。
第三者出現
我的大姐洪君慧大我17歲，一直非常疼愛我。1964年我母親去世後，大姐對我的愛護又深一層。那時我家兄弟姐妹七人，只有我一人遠在北京上學、工作。逢寒暑假我如返滬探親，大姐總把我照顧得無微不至，真所謂長姐如母。所以章住在她家，她對弟媳也照顧周到。那時大姐看到章在上海與張某眉來眼去，出雙入對玩得歡天喜地，而把我完全置於腦後。想到我隻身在北大捱斗受罪，不知掉了多少眼淚。當時我外甥見章與張某上街時拉著摟著的親暱樣，感到十分詫異。章說：「我們外語學院出來的人都是這樣的，都很洋派。」似乎反倒是我外甥大驚小怪。後來大姐與大姐夫發現章與張某在她家裡發生不軌行為，並掌握了確鑿證據。大姐真是心如刀割，她認為：弟弟在受苦受難，而弟媳卻在跟一個有婦之夫尋歡作樂，實在有違夫妻之道。她簡直無法忍受，但又怕我知道後受不了打擊會尋死。她含淚對我的兄弟姐妹說：「這件事千萬不能讓君彥知道。」要大家守口如瓶。所以，事發後我完全蒙在鼓裡。1967年3 月章串聯回北京，對我冷冰冰的。我總以為是政治上的原因：她是革命群眾，而我是批判對象。按照她的性格，跟我劃清界線是必然的。
1967年中，北大兩派鬥爭愈演愈烈，幹部解放更是遙遙無期。我整天勞動、寫檢查，弄得疲憊不堪，又絲毫得不到家庭的溫暖、慰藉。當時看不到任何出路，情緒低落到極點。而且想到：我這般毫無作為、毫無尊嚴地活著，不僅自己痛苦，也給家人帶來恥辱。於是萌生了自殺的念頭，是謂「士可殺不可辱」。但轉而又想到：共產黨員要是自殺，將作為畏罪自殺、叛黨論處，罪加一等。這樣更加會連累妻子、女兒。於是我曾設計到頤和園游泳，裝作自然溺死，這樣才可免除家人受牽連。正當這種自殺的念頭纏繞不去，我最痛苦、最失落時，我妹妹洪吟霞出差到北京。我把自殺的想法告訴了吟霞，妹妹聽後禁不住眼淚奪眶而出哽咽著對我說：「小哥哥你怎麼到這種時候還這麼癡心？章含之早已和別的男人好上了，你連自殺還要考慮到不要連累她……」在這種情況下她才把章和張某在上海大姐家裡發生的一切告訴了我。這件事對我來說，猶如晴天霹靂，一時間我實在無法接受，倒使我放棄了自殺的念頭。妹妹說得對，我時時念及夫妻之情，處處考慮妻子的感受，為她著想。而她卻背著我幹這種事，我為她為家庭去自殺值得嗎？
此時我聯想到「文革」後章含之對我的種種。「文革」中自從我被剃陰陽頭後，她對我一直很冷漠。我被審查期間，星期六如允許我回家，我如蒙大赦地飛也般回到家中。她就千方百計避開我。她借種種藉口，如教研組要開會、戰鬥隊要開會等等，買了一大堆吃的，帶上日常用品回外國語學院去了。剩下妞妞和我在一起。那個階段妞妞是我精神上唯一的慰藉。那時妞妞也很慘，因為爸爸是黑幫，所以連她上幼兒園的權利也被剝奪了。
剪掉結婚照
當時還有一件極不尋常的事，至今記憶猶新。章串聯返京後，一次週末我回家。我外甥也隨我去看妞妞。章東翻西翻找出幾幅相片。那是新娘披婚紗，新郎穿西裝戴領帶的結婚照，正是我和她的結婚照。不料她信手拿起一把剪刀，當著我和外甥的面，嚓嚓嚓把我的頭像統統剪掉。一面自嘲地說：「與其讓紅衛兵來剪，不如自己剪了算了。」然後把自己那一半收藏好，把我的一半扔掉。這可把我外甥看呆了。我目睹她的行為心裡真不是滋味，但沒有出聲。當時房間裡一片死寂，氣氛十分凝重。後來外甥問我：「舅媽是怎麼回事？」我只報以苦笑。其實1957年我們結婚時已不流行拍婚紗照了。但她堅持要披婚紗，說結婚是人生大事，應該按自己心意好好打扮，我就依了她。而現在卻把我的一半剪下來扔掉了，究竟是怎麼回事？
妹妹的一席話使我恍然大悟，從此我也警覺起來。一次偶然的機會，我翻出章的手提包，赫然發現她的皮夾裡夾了一幀張某的照片。此外，手提包裡還有安全套。我和她自文革後根本沒有夫妻生活了，這安全套說明什麼問題？發現這兩樣東西後，我憤怒極了。我當場和她理論，她一時間慌了手腳，不知所措。開始她一味抵賴、否認，可是在物證面前無言以答。我當時憤怒到極點，簡直要瘋了。我說：「我要找張某人問清楚，你和他究竟是什麼關係？」在慌亂間章突然下跪認錯，表示悔改。並喃喃自語地說了一句：「我愈來愈像我的媽了。」 (指她生母)我憤怒過後冷靜下來，理智地考慮到：我和她結婚已10年，女兒也6 歲了。只要她真能與張某了斷關係，我再不會提起這件不愉快的事。我會和她和睦相處，給女兒一個溫暖的家。
但是我的良好願望並未實現。自章張戀情揭穿後，章仍然我行我素，視我為陌路人，而與張某的婚外情一直斷不了。當時岳母奚夫人也從章的行為中看出了蛛絲馬跡，覺得情況不妙。老人家曾在私底下語重心長地對我說：「君彥，要是可能的話，你要多回家。」但我當時正在接受審查，實在是身不由己。我覺得我們的婚姻完了。從那以後我和章常常為此事爭吵，這給我女兒幼小的心靈帶來了創傷。在洪晃《我的非正常生活》一書中有記載：「從小時候就老覺得他們倆要分手，老覺得要出事，從小就是那種很恐怖的感覺。小時候最深的記憶就是我躺在床上假裝睡著，聽我爸我媽往死裡那樣地喊著打架。等我一推門進去，兩個人的感覺就是話已經說完了，有一個在哭，這是我唯一的父母在一起的記憶。」
章含之的背叛婚姻、背叛家庭對我的打擊實在太大了，使我很長一段時間夜不成眠，整夜眼睜睜望著天花板。即使每晚吞服三四片安眠藥也無法入睡。當時我正遭受嚴酷的政治迫害，但不論紅衛兵如何羞辱打罵並不可怕。因為我自知沒有對黨對人民做過壞事，我自問為人處事一向光明磊落，所以對紅衛兵的欲加之罪，心中很坦然。雖然曾因忍受不了種種虐待有過自殺的念頭，但終於挺過去了。如今與我相戀8 年，結婚10年的妻子竟然紅杏出牆，這等於在我背後捅了一刀。這等羞辱讓我感到無地自容，一顆心如撕裂般痛。所以對我來說，家變的危機比政治迫害更加慘烈。妻子的不忠加給我的痛苦、羞辱比紅衛兵加給我的沉重千百倍。
往事不堪回首
那段時間，每到深夜我躺在床上兩眼望著天花板，我和章含之相識、相戀、相伴的往事就像電影般，一幕幕在腦海映現。我不敢相信，也無法想像章會在感情上背叛我。我們相識在1949年，我17歲剛考上燕京大學經濟系。而章只有14歲，是貝滿女中初中三年級學生。我們的交往從初中女生仰慕、迷戀大學生開始，發展到兩情相悅而譜成戀曲。雖然稱不上青梅竹馬，也可算是兩小無猜了。當時我倆走在一起，人人都說郎才女貌非常匹配。是令人羨慕的一對。我倆從手拖手到結婚，到生女兒，經歷這麼長時間的感情，怎麼能說變就變？難道過去的卿卿我我，山盟海誓都是兒戲？我實在想不通。
此時我想起章在上海對我大姐說的話：「毛主席說過今後大學只辦理工科，不要辦文科了，文科沒有用。像君彥學經濟是沒有出路的，將來好到頂也只能到農村公社生產隊當個會計，算算帳什麼的。你要勸勸君彥，叫他想開點。」聽她用這種口吻說我，我大姐傷心之極。其實從1949年起我與章一路走過來，我自問頗有進取心，一直是品學兼優的。那時我從大學生選拔為研究生，後留校當助教，後升為講師又擔任教研室主任。可說是一帆風順。所以在她眼中我是個體面的丈夫。她雖然不盡滿足，至少是滿意的。但到了文化大革命我受到衝擊後，她就認定洪君彥這個人是萬劫不復，永無出頭之日了。這樣的丈夫既不能給她帶來榮耀，更不能滿足她的慾望，只能給她帶來恥辱。所以她急於擺脫我，急於逃出這段婚姻，另謀出路了。就好比我原本是她一件心愛的外衣，現在嫌破舊了，要換一件新的了。於是夫妻之間的恩愛、尊重已不復見，夫妻的情份早已煙消雲散，只剩下名存實亡的掛名夫妻了。
兩情相悅時
回想我們相識的過程也頗有戲劇性。我第一次見章含之是在1949年的聖誕舞會上，她是我同班同學朱文的舞伴。那時我見到一位相貌秀麗、氣質優雅、談吐得體的女子。她穿著旗袍、頭髮捲成當時流行的髮型，打扮得很成熟、入時，頗有大家閨秀風範。後來才知她只是個14歲的小姑娘。所以我們一班同學只把她看作小妹妹。那時章一家人在朱文家借住，因章士釗與朱文的祖父朱啟鈐是世交。每逢週末，我們一群合得來的同學有時到朱家玩，有時到北海划船。章也喜歡和我們一起玩。她那時正值花樣年華，又活潑健談，我們也樂意讓她參加我們的活動。但只把她當小妹妹看待。因此她給我寫信我也不在意，沒有覆信。後來有同學告訴我：章含之對我有意思，曾因為我不覆信而傷心落淚。他還對我說，我們一群同學中也不乏她的愛慕者，但她卻對我一人情有獨鍾。這位同學催促我表態，勸我不要辜負她的一片真情。當時燕大也有不少女同學對我有好感。所以也有幾位同學持相反意見，說：一個大學生，一個初中生，要等到什麼時候啊？還不如找一個現成的。但最終我被她的純真和誠意所打動，開始與她交往。我單獨約她到北海划船，或約她出來喝咖啡。
後來我們過從甚密，幾乎每個週末都有約會。多數是我進城約她出來見面，找一個她喜歡的地方遊玩、談心。晚上我便在城裡寄宿在同學家中。有時我約她到燕京大學玩。1950年從燕大到城裡，每天往返只有一班校車，所以她來一次便是一整天。我們一起在未名湖畔漫步，促膝談心。她愛好文學，特別愛看翻譯小說。記得當時她介紹我看俄國陀斯妥也夫斯基的《被侮辱和被損害的人》，萊蒙托夫和普希金的詩集等等。我覺得她雖是中學生，但文學修養比我好，寫的信也充滿感情，有文采。對她這方面我很欣賞。
由於我倆都是上海人，生活習慣相同，又志趣相投，相處久了愈來愈情投意合，終於雙雙墮入情網。兩人沉浸在甜蜜的愛河中，在花前月下度過許多浪漫時光。
我是一個有承諾言而有信的人，一旦認定了章含之是我的女朋友，就一心一意等她成長。我決心等她上高中、上大學，直到大學畢業。一年又一年春來秋去整整等了8個年頭。8年間不論遇到什麼誘惑，我從未見異思遷過。倒是章曾經動搖過，鬧過分手的風波。
兩地書魚雁傳情
那時，我和她積極投身於一浪接一浪的政治運動中。 1950年抗美援朝運動開始，我們各自參加學校的政治運動，見面的時間少了。1951年，北大、清華、燕京、輔仁四所大學法學院在校學生響應政府號召，參加廣西省土改工作。我隨燕大土改工作隊到廣西土改一年。在土改運動中我立了功得了獎章，並加入了共青團。那一年我雖遠離北京，但我倆的感情反而近了，因為我定期收到她的情書。而來自北京的情書給我極大的精神鼓舞。總之，從1950起到「文革」前，在婚前婚後我倆一直是聚少離多，但是共同的革命理想就像一條紐帶把我倆緊緊拴在一起。因此，不論我倆身在何方，相距多遠，感情不僅沒有絲毫冷卻反而更熾熱了。
1957年我和章結婚一個月，我倆就分別下放勞動。我作為北大（52年院系調整，燕京合併入北大）下放幹部工作組成員，到京西門頭溝齋堂勞動；她隨外國語學院到南苑大紅門勞動。一個西一個東，兩人分隔兩地整整一年。我倆正當新婚燕爾，難免依依不捨兩地相思。那時我倆每月返京相聚一次，此外就靠魚雁傳遞相思之苦。1964年我又到湖北省荊州市參加「四清運動」半年。那時只要我與妻子分隔兩地，來往信件不斷，除互訴思念之情，也有關於工作、學習互相勉勵的詞句。從相戀到結婚，直至1966年，我倆的兩地書信至少超過百封。章的情書既有對我的綿綿情意，又有革命的豪言壯語，讀來令我感動，令我振奮。所以我把她全部的書信珍藏著。曾經幻想：將來要是出本《兩地書》也挺有意思。當然，隨著我遭到家變，早已打消這個念頭。我想：如果局外人讀過這些信件，讀到章那些思念我的熱情澎湃的詞句，定可感受到她對我的一往情深；定會慨歎人生無常及人心之變幻莫測。
門當戶對定終身
我和章含之隨著年齡增長和學業進步，兩人的感情又邁進一步。1952年我提前一年大學畢業，被組織上調至中央財經學院任政治課助教；53年被選拔為北京大學由蘇聯專家指導的政治經濟學研究生。後來因工作需要，學校領導又把我從研究生班調出來當政治經濟學助教，開始教書生涯。從此以教書為畢生事業，直至退休。那時我倆志同道合，關係愈來愈親密。章帶我見過了她的父母章士釗與奚夫人。章老詳細地詢問了我的家庭和受教育情況。我如實以答：「爸爸解放前是浙江商業儲蓄銀行董事長，解放後銀行收歸國有了。我在杭州出生，小學、中學都在上海受教育……」兩老對我印象很好。他們對我出身自銀行家的家庭背景，以及我本身的人品、學業均感到滿意，認為是門當戶對。同時我把我與章的合影寄往上海家中。由於她年輕貌美，出身世家，也頗得我父母的歡心。如此我倆就成為男女雙方家人，以及所有親友、同學公認的一對。1953年我倆肯定了愛人關係，也就是彼此確定對方為結婚對象。這可意味著一生一世的承諾。我倆肯定關係後章把我當作最親的親人，對我十分依戀。我既有責任也樂意分享她的喜樂，分擔她的愁苦。
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1953年章含之突然病了，扁桃腺發炎，發高燒至40度近乎昏迷。她迷迷糊糊地說一定要見我。她家人就設法打電話到北大，通過我的同事找到我。我聽到消息後急急忙忙趕到城裡，到東四八條章老家中。她一見我就激動得哭了，含著淚對我說：她怕自己會死，怕見不到我了。她的真情表白使我十分感動。我好言安慰她，叫她不要胡思亂想，病很快會好起來的。並答應她第二天再去陪她，這樣她才感到寬慰了。那時北京交通不便，晚上沒有車去西郊。我無法回北大，在城裡又沒有地方住。當晚我找到在報社工作的老同學，到他宿舍擠一晚。第二天一早我再次探望她，因醫生給她打過一針已退燒了。她的病很快康復，但她在病中對我如此依戀，似乎我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對我觸動很大。從此我更加憐惜她了。
那時她把我當作唯一的親人也有個原因，就是在她病前不久她剛得悉章士釗夫婦不是她的親生父母。她正為此苦惱，情緒極不穩定，心情很壞，有我陪伴她，開解她，使她感到特別親近。
章含之灑淚認生母
1953年章含之18歲時，一天她同母異父的哥哥拿了一張章襁褓時在生母談雪卿懷抱中的相片，來與她相認。她哥哥當時在北京中央樂團任定音鼓手，打聽到章家的住址找來了。章含之第一次知道自己的身世，感到非常震驚。當她知道章士釗夫婦並非自己的親生父母，而生母還在世時，她覺得自己長期受欺騙，委屈得不得了。她一邊哭一邊向我訴說身世，說自己從小到大沒有得到母愛。她當時已加入了共青團，思想很偏激，正在和章士釗「劃清界限」。因此把怨恨全記在章士釗夫婦身上，甚至想與養父母脫離關係。
為此，她寫信給當時任職中央政治委員會主任的彭真。彭真見到她在信中要求與養父母脫離關係，就派秘書見章，勸她要正確對待。告訴她：生母雖然和她有血緣關係，但撫養她成人，培養她成長的是章氏夫婦。秘書傳達彭真的話說：「他們一直把你當親生女兒對待，從來沒有虐待過你。不要偏激，不要一時衝動做出不符合政策的事。」當時她組織觀念很強，很聽黨的話。彭真的話使她情緒穩定下來，正確處理了與養父母的關係。
章含之自從得知自己的身世後，就產生了想見見親生母親的願望。同年暑假，我陪同她瞞著章氏夫婦到上海見她的生母。她見到生母談雪卿後免不了母女相擁哭泣，互相傾訴思念之情。但除此以外似乎沒什麼共同語言。因為章自出生後已與生母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世界，因而形成完全不同的世界觀。她生母年輕時是上海灘上有名的交際花，是永安公司康克令鋼筆專賣櫃台上的售貨員，人稱康克令小姐。她與生母相認時，生母已年近半百，但風韻猶存。已經嫁給姓顧的進出口商人，育有三名兒女。1953年家裡仍擁有洋房、汽車，生活頗富裕。她住在生母家期間，生母與繼父天天帶她出外吃飯、遊玩。但她覺得思想上與生母有很多隔閡，代溝很深，無法交流。再說她想見生母的心願已了，所以住了一星期就辭別生母離開上海。然後由我陪她到蘇州玩了幾天再回北京。
關於她得悉自己的身世，關於她到上海與生母相認，章氏夫婦至死懵然不知。
《我和章含之離婚前後》一文全部是我的親身經歷，是我前半生坎坷遭遇的真實寫照。今應女兒洪晃的請求，續稿暫停。
洪君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