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26日訊】(美國之音記者：東方2008年1月25日華盛頓報導)2008年新年伊始，中國大地上出現了一個令人矚目的現象。中國農民要求進行第二次土改，把世世代代生於斯長於斯的土地收回到自己手中。

*三省十餘萬農民宣佈土地歸己*

據海外媒體報導，十二月九日，黑龍江省富錦市東南崗村等七十二村四萬農民宣佈擁有土地所有權，並向全國發表了一篇公告。公告說，他們召開了全體村民民主大會，罷免了“與官員勾結侵犯農民集體利益的原村長”，並且在十一月二十九日對土地進行了丈量，並在十二月三號把土地重新分配給農民。

繼黑龍江七十二村成為第一只報曉的雄雞之後，三門峽水庫庫區陝西省大荔縣、華陰市、潼關縣七十六個行政村約七萬回遷農民十二月十二日也向全國發表公告，聲稱這三縣市約七萬農民共同決定收回土地所有權。

公告說：“土地歸我們世世代代支配和享用。我們將組織起來直接按農民平均畝數劃歸各戶永久佔有，結束各級官員多年來的非法佔有私分行為。”

十二月十五日，江蘇省宜興市省莊村二百五十戶農民向全國公告，農民的住宅基地將永久屬於農民所有，宜興農民將在自己的土地上實現居者有其屋。除了全部宅基地歸全村各戶永久所有之外，“耕地和竹山也歸全體村民平均永久所有，供我們世世代代住居、耕作和發展。”

有人驚呼這些進展為中國正在進行第二場土地革命。

中共每年都要發佈各種紅頭文件，稱為中發XXX號。而近年來每年例行的中發一號文件，則毫無保留地是關於“農業、農村、農民”這三農問題，以表現出中共對農村工作的重視。

*先許諾分田 後用集體化收田*

中共是靠中國農民的支持打下江山的，當時中共靠“打土豪，分田地”的口號，用“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的理想，吸引了樸實的中國農民對中共武裝革命的支持。

然而，在中共打下江山之後，出爾反爾，用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等政治運動，把農民手中的土地收歸黨有，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間，更是登峰造極，連農民的種蔥種蒜的一丁點自留地也要作為“資本主義尾巴”而割掉。

黑龍江農民在公告中一針見血地指出了中央年年發一號文件，而關心農村、關心農民的優惠政策總是無法落實的根子在於 “惠而不政”。黑龍江的農民指出：“把土地徹底分給農民，才是最見效、最真實的惠民政策“。

*城市像歐洲 農村像非洲*

一些中國學者指出，中國農村問題，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已經演化成了一個全國性問題。其主要表現是農民收入低，城鄉居民貧富差距大，農村土地被剝奪，農民的權利得不到保障。

中國目前的城鄉差距大到甚麼程度呢？用一句形象的話比喻，那就是：中國的城市像歐洲，農村像非洲。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發佈的統計公報，2006年中國大陸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759元，農村人均純收入只有3587元，二者比例為3.28比1；而20年前的1985年，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工資690元，農村人均純收入397元，二者差距為1.74比1，

20年時間，城鄉收入差距擴大了85％。城鄉收入的差距導致農村勞動力大量流動到城鎮，造成農村缺乏青壯年勞動力，同時也給城鎮造成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

*胡平：中共將財富歸己 惡果給民*

獨立中文筆會一月三號刊登旅居美國的著名中國獨立知識份子胡平的文章，談到了中國貧富差距的現象，不但程度上懸殊，而且性質異常惡劣。世界各國都有貧富差距的現象，當然不是中國獨有。但是中國的貧富差距卻有其中國特色。胡平認為，中國的貧富差距不是市場造成的，不是歷史造成的，而是專制制度造成的。

胡平說：“在中國，窮人之窮，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的財產被權勢者所強佔；富人之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利用權力搶走了別人創造的財富。中國的改革不管造成了何等令人眼花繚亂的繁榮，因為它完全排除了公共監督與民主參與，所以它不可避免地變成了權勢者對原本屬於人民的財產的公開掠奪。

“一方面，共產黨利用權力，把人民在過去幾十年裡創造的財富據為己有，另一方面，它又把自己在過去幾十年實行計劃經濟造成的惡果讓人民來承擔。對於這一點，中國的民眾心裏很清楚。”

胡平援引了十幾年前中國的《讀書》雜誌就登過的一位山西老農民的話。這位老農民針對鄧小平提出的“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說：“解放前，我們村有一戶地主兩戶富農，已經是一部份人先富起來了。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陳洪：為何執政黨不承擔改革代價？*

由於大量農民工湧入城市，提供了廉價勞動力，造成很多工廠的倒閉和工人下崗。胡平在文章中引用了中國一位下崗工人在自己的博客網站上的文章說：

“計劃經濟確實需要改革，在改革過程中確實免不了要付代價；但是計劃經濟這一套並不是我們工人發明的，是你們共產黨搞起來的。為甚麼你們共產黨自己不付代價卻要我們工人付代價呢？為甚麼你們強迫我們下崗失業，而你們自己卻搖身一變就成了老闆成了資本家了呢？”

*程曉農：二流子懶漢後代統治農村*

同樣的質疑， 當然也可以套用於中國的農村。一些鄉鎮幹部，靠著倒賣土地，搖身一變，從公社書記變成了地主和土地開發商的股東。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當代中國研究雜誌主編程曉農博士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談到了當代中國農村的統治精英和農民的關係。

程曉農說：“現在中國農村的統治精英，都是當年中共土改時期積極份子的後代。土改時期的所謂積極份子，其實就是當年農村裡面的二流子和懶漢。所以，毛澤東的土改，更重要的變化，不僅是分地，更重要的是要把農村的社會結構翻個底朝天。讓懶漢二流子掌權，讓勤勞能幹的中農，富農被壓下去。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重新評價中共的土地改革，勢必要把中國農村的社會結構再來個底朝上。那麼問題是，土地時期受到打擊的那批人的後代早就被壓趴下了，所以這些人不太可能再重新翻起身來。”

*程曉農：太子黨不會否定父輩*

程曉農博士認為， 中國農村的問題，不單純是一個分地的問題。毛澤東分地不過是一個手段。真正的寓意是通過分地，把農村裡面的二流子懶漢變成共產黨的社會基礎，變成基層幹部。這個過程，是成功地完成了。

程曉農表示，現在再要分地，如果沒有那批二流子、懶漢的後代，恐怕沒有甚麼問題。現在的問題就像太子黨一樣，在中國政府高層的這批太子黨如果不存在的話，中國很多問題恐怕就容易得多。但一旦這批人存在，而且掌了權，讓他們來做否定他們父輩的事情，從政治上看，根本不可能，除非有外部力量的壓力。

*分地創舉可能受壓*

一些中國問題專家指出，雖然黑龍江省的農民重新丈量土地，並且把這些土地分配到自己手裡的做法，不亞於當年安徽省鳳陽小崗村的包產到戶，但是今天的中國，像趙紫陽那樣共產黨內部的開明改革派已經在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被一網打盡。黑龍江農民的創舉，不但得不到中央領導人的支持，相反很可能會受到壓制。

紐約政論家胡平指出：“中共領導人知道所謂中國模式完全是建立在反人權、反民主的基礎之上的，是極其不公正的，是沒有任何合法性的。所以他們才頑固地堅持一黨專制，堅持政治高壓。他們擔心一旦政治上放鬆壓制，民間要求社會公正、要求經濟清算的浪潮就勢不可擋。”

*何清漣談為何中央無反應*

中國著名經濟學者，前芝加哥大學訪問教授何清漣女士在一篇文章中注意到，中國農民發動的土地所有權的主張直接挑戰中國的《憲法》以及《土地管理法》。這兩部法律均明確規定城市土地國有，農村土地則由集體所有，實際上就是由集體的“代表”—-地方政府擁有。

何清漣分析說，中央政府之所以沒有作出任何反應，是因為這是一盤死棋，無論中共出甚麼招數，都無法解套，都是“死路一條”，只是“選擇死法與死期”。

經濟學家何清漣分析說，今天中國經濟的增長，對外主要依靠“中國製造”攻城掠地，對內則主要依靠房地產為龍頭產業，拉動內需。而土地出讓金更是成了地方政府的財政支柱。 政府官員早將土地批租作為牟取私利的重要管道，國家審計署早就公佈：80％以上的貪官均與土地有涉。

最近媒體經常報導圍繞強迫拆遷而發生的群體事件越來越頻繁，越來越多。而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不斷動用軍警甚至黑社會力量拆遷征地坐視不理。

“讓地方政府活還是讓農民活？”

據經濟學家何清漣女士的分析，根子還在中央政府這裡。面對農民與地方政府爭奪土地的鬥爭，中央政府其實只有一種選擇：是讓地方政府活，還是讓農民活？要求地方政府停止掠奪農民土地，無異於斷地方政府的糧，不讓地方政府（官員）活下去，這等於舉起右手砍自己的左手，將自己的統治基礎逼成反對力量，這是自殘肢體的速死法。而繼續默許地方政府掠奪農民土地，無地可耕、無業可就、無處可去的農民就只能起而反抗，最終也是危及中共統治，這是掙扎幾年後衰竭而亡的死法。“

*李大立：土地私有五大好處*

中國問題觀察人士李大立呼籲中共把土地還給農民是中國三農問題的唯一出路。他說，數千年來中國以農立國，即便是今天，農業人口仍然佔百分之八十，如果佔人口大多數的農民缺乏生產積極性，中國的經濟談何發展和進步？如果他們最基本的生存條件無法滿足，中國的政治危如累卵。胡錦濤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企圖解決這個農業國家最重要的農民問題，可惜都摸錯了方向。

李大立總結了把土地分給農民，恢復土地私有制的幾條好處：

第一，農民擁有了自己的土地，有了私有財產，必然會倍加珍惜，精心耕作，農業生產必然突飛猛進，而且種甚麼種多少完全由農民根據市場需求決定，實現名副其實的市場經濟，整個國家的經濟必然欣欣向榮。

其次，農民擁有繼承、經營、出租、買賣、抵押、入股、轉讓土地的權利，建立公開、公平、公正的土地買賣法律秩序，是農村長治久安的根本，和諧社會自然水到渠成。

第三，土地產權清楚以後，農民社會地位提高，不再受到歧視，鄉村幹部權力受到限制，冤案錯案自然大幅減少，大規模農民上訪現象自然消失。

第四，把土地還給農民，由他們自己根據市場規律與地產發展商洽談征地，剝奪了村幹部越俎代包的權力，堵塞了他們貪污腐敗的漏洞，有助於建設 一個公平廉潔的社會。

第五，自古以來土地就是農民的命根和依靠，農民有了自己的資產，勢必留戀故土，人離鄉賤，不到萬不得已不會出外謀生，必然大大減少城市人口壓力，同時也自然消除農村留守老人和小孩的不合理現象。

即便是有這麼多的好處，普林斯頓大學的程曉農博士仍然懷疑中國政府會不會這樣作。他分析說，對中國政府來說，現在對三農問題的思維，並不是要解決土地問題，而是要維持農村的安定。把中國的農民維持在一種不死不活的狀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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