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21日訊】「陳太」陳方安生和「葉太」葉劉淑儀這兩位昔日在港英政府中的精英官員，有著非常相同的社會和個人教育背景，同樣也因為在香港特區政府中堅持自己的做法而備受壓力先後辭職。 不同的是，在香港主權變更之後，兩位昔日政府體系中的同僚，在如何堅持香港價值觀，如何面對北京的壓力等方面的做法大相逕庭。也因此，兩位太太離開政府數年之後重回政壇，受到了香港社會兩種針鋒相對的政治勢力的支持。在上個月初的香港立法會港島區議席補選中，陳太和葉太的選戰被香港人稱為「世紀之戰」，但這更像是世紀之戰的開始而不是結束。《新紀元周刊》第50期封面故事指出，香港是否仍能維持東方之珠的光彩，或者會變成中國大陸一個普通的城市，其實端看香港人是否能夠在巨大的壓力之下仍然維護其核心的價值理念。詳細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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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太和葉太的「世紀之戰」

文 ◎ 吳雪兒、梁珍

香港親共政黨民建聯主席馬力，在發表了廣受非議的「六四肉餅」言論之後不久去世，留下了香港立法會議員的一個空缺。馬力先生大概做夢也沒有想到，他的去世竟然為被稱為「世紀之戰」的「兩太對決」留下了一個舞臺。

九月十一日，陳方安生宣布參選立法會港島選區補選，讓今次的補選變成了香港的一大焦點。除了因為陳方安生本身的背景之外，群眾的眼光不約而同地也轉向另一位前港英高官葉劉淑儀的身上。外界一直在等著葉劉淑儀的表態，最後在九月二十七日，她終向外界公布參加今次的補選。

今次補選被視為民主和專制的一個對壘，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陳方安生和葉劉淑儀兩人所代表的價值觀。兩人的背景十分類似，都有一定的家庭背景，在香港的名校就讀，也同樣因為家道中落，而被迫要為繼續升學而努力，最後兩人同在香港大學畢業，同時都是修讀英國文學。畢業後，兩人先後服務香港政府，成為港英時候的高官。

簡單地說，兩太都是很典型的香港人，在英國統治的殖民地背景下成長，在同一種價值觀中受到薰陶。自由、法制、人權、公義，這些都是港人過去成功發展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的基礎。

香港主權移交之後，香港的這種核心價值開始受到衝擊，到底是選擇要捍衛香港核心價值，還是要放棄原則隨波逐流，去迎合中共的意旨？香港回歸後，陳太和葉太的表現，可被看成是港人在價值觀受到衝擊下，兩類不同想法港人的代表人物。

兩太皆出身望族，背景相似

陳方安生於一九四零年一月十七日出生於中國上海市，祖籍安徽省壽縣，信奉天主教。祖父方振武是國民黨抗日名將，父親方心誥是紡織品商人，母親方召麟為國畫大師，曾拜趙少昂和張大千等為師。陳方安生在家中八名兄弟姊妹中排行第二，其妹陸方寧生與她是雙生兒。她的長兄方曼生是律師，弟弟方津生是骨科醫生。另外，陳方安生的叔父是著名骨科醫生方心讓爵士，堂妹方敏生則是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行政總裁。

陳方安生全家在一九四八年，前往香港定居，但父親於一九五零年病逝，家境一度困頓，要靠她的祖母和叔父的幫助才可以維持。陳方安生在一九五七年畢業於嘉諾撒聖心書院，接著在聖保祿學校再就讀一年。中學畢業後，陳方安生曾短暫在瑪麗醫院任職文員，後在一九五九年進入香港大學文學院，主修英文及英國文學，期間曾經當補習老師幫補家計。

一九六二年，陳方安生在大學取得榮譽學位畢業，大學畢業次年，陳方安生與商人陳棣榮結婚，從此在名稱前冠上夫姓，故稱作陳方安生。曾在保良局短暫工作過的陳方安生，一度想過要當社工，但最後決定加入香港政府。

陳方安生語錄

「我對你有禮貌，不是要你對我有禮貌，就算你對我不禮貌，我都會對你有禮貌……我永遠教導年輕人，沒有人可以令你感覺到卑鄙，除非是你自己心甘情願去做卑鄙的事。」（在談到選舉中被人抹黑時的講話。）

「若沒得到你的同意，是沒有人能使你感到低劣的。」（引用美國前總統羅斯福夫人的話回答被政敵抹黑。）

「這次的勝利，不是屬於我個人，而是屬於所有熱愛民主的香港人。這次勝利，說明香港人民做出了明智的選擇。」（選舉獲勝感言。）

「如果有幾個人能夠這麼做，就能形成力量，抵禦不當的壓力，人們就不必放棄自己個人的立場」。

「一國兩制亦適用於和諧社會，如何成為和諧社會，是有意見分歧，有人似乎認為，和諧社會就是要同意政府所做的每一件事，我不認為這是多數人對和諧社會的定義。我認為，和諧的出現是當人民感到他們在政府制訂政策的過程中可以參與；市民有渠道可以反映他們的憂慮，並可期望那些憂慮會被處理。」

「沒有普選，真正的民主政府便無從實現。」

「希望中國多年以後會實行『一國一制』，而『一制』是香港的這『一制』」。（一九九六年陳方安生的這句話令北京耿耿於懷，被批判為「和平演變」思維！）

比陳方安生年輕十歲的葉劉淑儀於一九五零年八月二十四日生於香港，籍貫廣東南海羅村。葉劉淑儀的父親是新加坡華僑，興辦貿易公司「有裕行」，據說與中國共產黨關係密切。

葉劉淑儀出生之時，因為韓戰爆發，其父生意損失慘重。在家道中落的情況下，約在她四歲時，舉家由巴丙頓道的三千呎大宅搬到般鹹道的四百呎單位。葉劉淑儀有一名胞弟，名劉德麟，在菲律賓當風水師。兩人甚少聯絡，他於二零零二年三月因心臟病突發在菲律賓病逝。

葉劉淑儀從幼稚園、小學和中學都就讀於般鹹道的聖士提反書院。預科畢業後，與陳方安生一樣，葉劉淑儀也在香港大學文學院主修英國文學，於一九七二年以一級榮譽資格畢業，當時她曾有意當作家。由於父親在一九七一年身故，「有裕行」的業務又為家族族人把持，葉劉淑儀一家遂陷入財政拮据。

為了繼續學業，葉劉淑儀在大學畢業後曾自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三年在新法書院大坑道分校擔任教師，並同時兼兩份職，以便儲錢留學。一九七三年，葉劉淑儀以自己和母親的積蓄前赴英國蘇格蘭格拉斯哥大學攻讀英國文學碩士，並於一九七五年畢業。

葉劉淑儀在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日下嫁正興建築創辦人葉正平之子葉文浩，兩人的婚事並未獲得葉正平批准。葉文浩任職工程師，在家中排行第三，有兩名姊姊，另外妹妹葉文慶曾任立法局委任議員。

葉劉淑儀婚後與丈夫曾居於飛鵝山，並育有一女，名葉榮欣。在一九八九年，葉正平逝世，由於所遺下的三千多萬家產只分予其三名女兒，葉文浩於是入稟興訟，引發爭產風波。

在訴訟期間，葉劉淑儀一直全力支持丈夫，惟葉文浩卻在一九九六年八月診斷患上肝癌併發症，最後在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底病逝，葉劉淑儀自此獨力支撐家庭。

葉劉淑儀語錄

「放長隻眼睇啦各位，葉局長係無呃你地架！」（各位放長眼光會看到，葉局長沒有騙你們。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十一日 ）

「塗議員情緒太激動，又唔守規矩，又冇禮貌，我唔會再答佢問題！」（在立法會上被議員塗謹申批評其為「騙子」後，葉劉淑儀即時作出回應。二零零三年六月二十四日）

「唔排除有好多市民，受到近日大量宣傳鼓勵佢地參加遊行慨影響，我有個朋友就收到超過一百個呢些電郵。」「市民當日放假，有些人當係一種活動咁去參加。所以，唔好以為上街就係一定反對二十三條，或視為對政府一種施壓工具！」（針對二零零三年七月一日五十萬港人遊行的回應）。

「唔通的士司機、酒樓侍應、麥當勞服務員會（就二十三條草案）逐條同我討論？草案都係專家去睇；好似立法會議員、法律界同埋學者。」

（葉劉淑儀在立法會中，否定社會人士的建議，認為政府無須給予公眾更多時間討論〈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草案。二零零二年九月二十六日）

「傳媒一方面說維護人權自由，另一方面又包辦了審訊、法庭的角色負責檢椌、自行裁決，就像是《動物農莊》的小豬『拿破崙』。」（二零零零年十月七日）

「香港有很多遊行示威，有人拿外國例子如芬蘭、冰島、昆士蘭比，根本沒意思，各位工商界人士去過北歐，都知道這些地方半年黑漆漆，沒人會遊行，夏天天氣好，也不會去遊行咁無聊，個個去曬太陽。」（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一日）

「如果我連髮型都捍衛唔到，又點捍衛香港治安？」（因為被一些媒體揶揄為掃把頭，葉太非常不滿。）（二零零一年八月七日）

「希特拉（希特勒）也是民主制度選舉出來的」（葉太批評民主制度不是萬能的）。

「我也支持民主，又比陳太年輕十年。」（參選立法會議員被問到選民為什麼應該選她時候的回答。）

港英政府屢屢陞遷

陳方安生一九六二年大學畢業後隨即加入政府，出任政務主任，當時她是香港政府首三位女性政務主任之一。她早期曾在不同的政府部門任職，當中包括漁農處、工商署和輔政司署等。

一九七九年，陳方安生與一眾高級女性公務員組成了高級女性政府官員協會，爭取男女公務員同工同酬的平等待遇。男女同工同酬在協會成立兩年多後落實。

一九八四年陳方安生獲擢升為社會福利署署長，成為香港開埠以來首位女性署長，而且也是當時薪俸最高的女性公務員。在任內，她曾代表香港政府前往北京列席〈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儀式。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陳方安生獲時任港督彭定康委任為布政司，接替霍德爵士，成為了香港開埠以來首位華人布政司，也是首位女性布政司。美國《新聞週刊》更曾在一九九七年稱她為「香港鐵娘子」。而在主權移交前後，港府中有多位女性高官被稱作手袋黨，而陳太無疑是該「黨」頭號人物。

葉劉淑儀於一九七五年獲香港政府招聘為政務主任，起先被派到輔政司署（後改稱布政司署）銓敘科工作，一九七七年任民政署社區關係主任。她曾負責推行第一屆區議會選舉。一九八三年，葉劉淑儀出任首席助理保安司，主理有關英國國籍法和居留權等事務。

葉劉淑儀於一九八七年出任助理貿易署署長，成為施祖祥之副手。至一九九零年升任副行政署長，與其上司曾蔭權一同負責向英方及香港市民推廣居英權計畫。葉劉淑儀在一九九五年獲時任港督彭定康擢升起用為工業署署長，短暫供職一年後，她在一九九六年「空降」人民入境事務處，接替梁銘彥任人民入境事務處處長，成為香港歷史上首位出掌紀律部隊的女性。

在香港主權移交前夕，葉劉淑儀曾兼任中英聯合聯絡小組英方組長，負責安排過渡事宜，其中包括國籍及旅遊證件、終審法院及居留權等問題。另外，她也是首位為過渡特區政府而公開放棄英國護照的首長級官員。

香港回歸後走向分歧

港英時代的陳方安生和葉劉淑儀各有表現，同是受英國政府器重的港英高官，而香港回歸中共就成了兩人的分水嶺。

中國人權論壇召集人甄燊港說，陳方安生和葉劉淑儀有些共通點，就是兩人都知道香港的核心價值，他說：「這個核心價值在英國人統治下，已經形成了百多年，這些核心價值不包括民主，而代表了港人在英國政府統治的一百多年內所形成的價值觀：自由、法治、人權、公義。九七年回歸讓港人明白到他們將面臨一個決策：是否願意接受中共一黨獨裁的統治。」

甄燊港認為，〈中英聯合聲明〉對港人來說是一個大衝擊：「當時港人心情是矛盾的，一方面有民族的感情，覺得自己是中國人不想再受外國人統治了；但另一方面又不想要中共那一套。經過半個世紀，港人看共產黨的殘暴已經看得很清楚，當時文革就常常看到有浮屍從大陸漂流到香港，有些被槍斃，死了好多人，港人又有親戚在大陸，所以對於共產黨的殘酷很清楚。中共的殘酷，讓港人也不願意回歸到中共……當時港人就生出來一個幻想：如果不用被英國統治，但又同時能夠有民主，多理想！所以從那時開始，才把民主也歸納到港人的核心價值之一。」

事實上，回歸後陳方安生和葉劉淑儀的表現就有著很分明的差異。

有觀察指，在主權移交以後，陳方安生和董建華一直貌合神離，又與北京在治港政策上不咬弦，令政府高層出現兩個「司令部」。回歸初期，廣東省提出在經濟上和香港融合，並建議興建跨境大橋，落實二十四小時通關。但陳方安生在興建跨境大橋和二十四小時通關上一直持保留態度。董建華支持全面落實母語教學，但在陳方安生的力爭之下，最後有一百所中學獲准維持英文中學的資格。

捍衛香港核心價值的陳太

另外香港大學在二零零零年爆發民調風波後，陳方安生亦曾向董建華建議，撤換被指向港大施壓的行政長官高級特別助理路祥安，可是董建華對她的建議加以拒絕，並且公開支持路祥安。在事件中，陳方安生更被本地左派人士稱作「港英餘孽」。

二零零一年初，當法輪功學員向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申請租用大會堂時，康文署曾向陳方安生請示，當時陳方安表示申請只需按一般情況處理，結果康文署決定租出場地。之後當董建華知道後，為此事與陳方安生爭吵過，而《大公報》社評亦大肆批評特區政府的做法。這次爭吵，亦被視為陳方安生請辭的導火線。

同年，陳方安生被當時的中國副總理錢其琛「邀請」上北京述職，期間被要求要好好支持董建華。很多人認為，陳方安生這次述職其實是被錢其琛召見「問話」和「訓話」，當時陳方安生亦有向錢其琛解釋香港公務員制度的運作，尤其是公務員具公職身份時對政治中立的原則。

這次述職後不久，陳方安生宣布以私人理由，提早在二零零一年四月三十日退休，結束長達三十八年又七個月的公職生涯。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副教授陳健民在他的專欄中分析說，親北京元老點出陳太的兩大罪狀：未經請示批評徐四民攻擊港台的言論、和借出大會堂供法輪功辦活動。如果陳太真是因為這些原因與董建華甚至中央政權不咬弦，那她便是為了捍衛香港的言論自由、法治、寬容的精神以致一國兩制，而弄得非辭官不可。因為珍視一個文明開放社會的核心價值，而且也為此付上了代價。

緊跟北京的葉太

至於葉劉淑儀，她於一九九八年七月獲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委任為保安局局長後，葉劉淑儀的政績廣受爭議。其中居港權事件、修訂公安法、打擊法輪功、以及推銷二十三條立法等事件都令她備受批評，民望直線下滑，由曾經是特區政府民望最高的局長跌至谷底，成為最不受歡迎的政府官員。

一九九九年一月，香港終審法院對一宗案件判定包括私生子女在內，港人在內地所生的非婚生子女都享有居港權，由此引起了一連串居港權爭議，葉劉淑儀當年編造中國大陸有一百六十七萬港人子女有資格申請居港權，並提出人大釋法，造成幾十萬人家庭至今仍無法團聚。此舉引發民憤，至二零零二年四月，政府強令清場堅持抗議的居港權示威者，激動的示威者更一度包圍了葉劉淑儀座駕。

二零零零年六月二十五日，香港警方違反以往不檢控示威人士做法，對上街遊行「悼念人大釋法一周年」的和平示威者進行落案起訴，引起社會很大反響。根據特區政府與臨時立法會九七年新修訂的〈公安條例〉，只要遊行超過三十人或集會超過五十人，主辦者就要在七日之前向警方申請不反對通知書，否則即屬違法，這給予警方很大權力，也同時限制了示威自由。外界廣泛批評為惡法。

當時有不少團體與泛民主派立法會議員皆認為修改的〈公安條例〉乃民主倒退，要求重新修訂公安法。但這些建議一一為葉劉淑儀所拒絕。葉劉淑儀辯稱〈公安條例〉並不嚴苛，得到香港市民和國際社會的大多數支持，因此無需作出修訂。其後，葉劉淑儀在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動議保留〈公安條例〉並強行在立法會通過。

而在法輪功問題上，葉劉淑儀強硬打擊的手法和她的前上司陳方安生有很大的不同。二零零一年二月，葉劉淑儀以矛頭直指中央政權為由，高調宣稱將密切注視法輪功組織在港活動。其後在立法會上，狠批法輪功活動，被泛民主派議員批評進行「思想批判」，以思想入罪。其強硬的態度被外界認為是受到中共的旨意，為日後壓制法輪功製造藉口。

力推二十三條立法 葉太民望大跌

葉劉淑儀在其任內最被批評的事就是有關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立法。二零零二年中，當時的中國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表示中央政權希望香港儘快落實〈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同年九月，香港政府頒布了「實施〈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諮詢文件」，就二十三條有關叛國、顛覆及分裂國土等罪行進行諮詢。條例並會引進內地法例中「國家安全」的概念，政府可以隨時以危害國家安全的名義，取締任何民間組織。

當時的律政司司長，被指為中共地下黨員的梁愛詩就公開表示「二十三條就像有把刀在你頭上。」條例草案推出後，引起公眾的極大反響和廣泛質疑，市民普遍憂慮港人享有的人權和言論自由受到侵犯。

葉劉淑儀作為時任保安局局長是政府推二十三條立法的主要幹將，表現得相當落力。她曾專程到多間大學出席研討會，發表極富爭議性的言論，二零零二年十月於城市大學的論壇中，葉劉淑儀誇口表示，「到目前為止，諮詢都是多數人支持立法。」台下約五百名學生立即報以噓聲打斷其講話。此外，她更聲稱：西方民主政制並非「萬應靈藥」，希特拉都是民主選舉上臺，引起社會嘩然。

另外，她又曾在立法會會議上指快餐店店員、的士司機等非專業人士不會討論有關法例；又指部份議員「誤導公眾」，或「態度欠佳和不禮貌」，並拒絕回答一些提問，使其公眾形象大壞。直到二零零三年七一遊行前夕，葉劉淑儀指部份人將遊行當作假日休閒活動，並非一定反對二十三條，或視為對政府的一種施壓工具。導致遊行總人數多達五十萬人，當中不少示威者皆將矛頭直指特首董建華、〈基本法〉二十三條和葉劉淑儀。

根據香港大學在七一遊行後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她的支持度急跌至34.6分，為各主要官員中最低分者。未幾，自由黨黨魁兼行政會議成員田北俊突然辭去行政會議成員一職，並表示反對政府倉促立法。隨著自由黨的反對，立法會不可能有足夠的支持票通過議案，遂迫使政府無限期擱置立法。

七月六日，葉劉淑儀以「私人原因」為理由，與財政司司長梁錦松雙雙宣布辭職，成為高官問責制在二零零二年確立以來，首批辭職的問責局長。葉劉淑儀自此結束了她在香港政府二十八年的服務生涯，而保安局局長一職則由李少光接任。

香港核心價值受到衝擊

甄燊港認為，所有的香港人都無可避免地受到回歸事件的影響，其中包括香港的左派人士，也包括了陳方安生，而葉劉淑儀也同樣面臨著一個價值觀的衝擊。

兩太表現不同的是，陳方安生對維護核心價值的堅持。甄燊港舉例當年陳方安生對香港法輪功申請場地的處理，就是在維護港人的核心價值。他認為在香港只要不違法都可以做，法輪功學員申請在大會堂進行活動，雖然是政府場地，但沒有做違法的事，所以沒有理由拒絕。

「但有人在這種衝擊下，會認為有『阿爺』（港人對中共的俗稱），就要聽『阿爺』的話，葉劉淑儀就是這類人！你留意到葉太很少講到『核心價值』這四個字的，因為提到這個，會讓葉太很內疚。」他說。

甄燊港分析，葉劉淑儀也曾經享受過港英時代這種核心價值在社會的體現，但她與左派的市民都相信一點，「對抗阿爺是沒有前途的。」甄燊港形容葉劉淑儀是心裡上和人格上的投降派：「我不相信葉劉淑儀一直都是這樣思想，如果是這樣的話，她不可能在香港政府攀到如此高位，英國政府的審查都很嚴謹的，葉劉淑儀也不是那種左派。」

甄燊港指陳方安生代表了香港回歸前和諧社會那種表象，而葉劉淑儀的僕僕風塵，充滿了野心：「她（葉劉淑儀）是一位機會主義者，她代表著香港的一類人，如果陳太是一個堅持者，葉太就是一個妥協者。如果陳太是在捍衛港人的核心價值，那麼葉太就是背叛者，背叛了港人，也背叛了她自己的良知。」

香港正在分化

「如果在大陸一位中共幹部出來，他不懂這些（核心價值）也不足為奇，可能我會想到要幫他，教育一下他，但葉太不用教育，她知道得很清楚，但人要選擇出賣自己的靈魂是沒有辦法的。」甄燊港認為葉太的問題是眼睛盯著北京。

對於「香港良心」陳方安生的選擇，甄燊港說：「陳太經歷過事業的高峰，但最後她選擇辭職，因為她不想違背她的良知，這是她第一個考驗，第二次是她目前其實是可以退隱江湖，但她僕僕風塵來爭取一個席位，比她以前的官職低，但她仍然是那麼積極，為了什麼？我覺得她是為了自己的良知，為自己的良知負責，在這方面，我對她是充滿了尊敬。」

甄燊港指出，陳方安生和葉劉淑儀的背景差不多，所以她們兩人的選擇反映的是不同個人的選擇：「反映出我們香港人在經歷「中英聯合聲明」後所發生的巨變，我們演變成兩類人，兩太就是這兩類人的代表者！」

泛民主派前途並不樂觀

十二月二日，立法會港島區進行補選，最後陳方安生以十七萬五千多票，贏了得票十三萬七千五百五十票的港府前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很多人認為這說明泛民主派在香港仍有很大優勢，然而這種優勢並不讓人樂觀。

一位香港市民在他的網絡博克中表示：「如果葉劉淑儀和一隻猴子競選，我也會投票給猴子，因為葉劉淑儀太過份了。」這種心態相信代表了不少香港選民的心理。已經被強迫「封咪」的香港著名電臺主持人黃毓民就公開說：「現在是兩害相權取其輕。」這意味著陳方安生在選舉中獲勝，很可能不是因為陳太本人和泛民主派受到選民全力支持，而是因為葉劉淑儀太受選民的反對所致。

今年早些時候香港泛民主派在區議會中大敗，雖然有中共背後大量操作的原因，但同樣可以反映出一些泛民主派自身定位搖擺和目標模糊的問題。事實上，陳方安生也並非泛民主派推出的候選人，而是泛民主派支持的「獨立候選人」，也是泛民主派在本身沒有大牌人物和葉劉淑儀競爭情況下的一種競選安排。

因此，即使泛民主派支持的陳太在本次立法會議員補選中獲勝，也並不表示明年立法會選舉中就可以穩操勝券。在香港經濟日益和中國大陸互相嵌入的背景下，香港民主派對親共黨派的優勢逐日縮小。而民主派如果沒有更清晰的政治目標、沒有更明確的價值觀訴求、沒有更為廣闊的政策視野、沒有海內外要求民主的中國人的全力支持和關注，未來的處境也將越來越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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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公務員隊伍受北風吹襲

文 ◎ 梁珍、吳雪兒‧圖 ◎ Getty Images

擁有一支廉潔的公務員隊伍，是過往香港成功的重要條件之一，英國人根據西方的行政管理、法律制度、政治文化培養出來一支精英的公務員隊伍，一直被視為留給特區政府的主體架構和寶貴資產。

九七之後，高達十八萬的公務員隊伍也面臨體制的不斷衝擊。從前任行政長官董建華推出的高官問責制，到現任行政長官曾蔭權剛剛通過的擴大政治任命制，公務員能否繼續保持英國管治時期的政治中立考驗著公務員隊伍。他們的動態心態，值得關心政治的人的關注。

在港島區補選戰役中，兩位香港前高官陳方安生與葉劉淑儀相繼加入競選，大大增加了選舉的可看度。一方面兩人都具有較高的支持率，都是因為港人對前港英時代高級公務員有高度的認同感，另一方面，兩人在爭取民主立場上走上了相反方向的道路，也反映出整個港英留下來的公務員隊伍，特別是高官，在九七後經過一段表面平穩和緩的時期，在壓力越來越大之下，出現了分化。

高官問責制否定公務員制度

二零零二年七月一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正式實施由立法會以三十六票贊成、二十一票反對而通過的「特區政策主要官員問責制」。這是中共收回香港主權以後最重大的制度改造，被視為否定了香港長期以來行之有效的公務員制度。

來源於英國的香港公務員制度，又稱為文官制度，由非選舉產生及非政治任命方式任命事務官。其特點是政治中立，和擇優而任。公務員不會因執政黨的更替而更換，公務員主要的工作是執行政策，而非制訂政策；政策失敗，公務員亦不用下臺，以確保社會穩定。

香港的政策局局長原本也是公務員，只需向統領公務員的政務司司長負責，犯錯不需要下臺；要解僱公務員亦非常困難。由於這個制度有效的限制行政長官權力不會過大，引致前行政長官董建華推行問責制改革，向局長和司長開刀。

改革後，新的政府行政管理組織架構在特區行政長官之下設三位司長及十一位問責制局長，他們將由政府政治任命，並直接向行政長官負責。納稅人要額外為三司十一局問責官員每年支付數千萬港元的薪酬；香港公務員最高的職位由政務司司長降為各政策局的常任秘書長；政務司司長的權力被削減，統領眾局長的權力被削去，變成無兵司令。

外界批評此舉為擴大董建華獨裁化傾向，引起頗多不滿。陳方安生其後於二零零一年以私人理由請辭，原因是反對高官問責制，認為公務員只能為局長承擔錯誤，卻分不到功勞。

北京部署逐漸滲透核心部門

關於高官問責制的出台原因，外界認為包括連續多年揭發多宗「居屋短樁事件」，引發要求官員問責的聲音；亦有人認為由於董建華跟當時的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不咬弦，使政策決定及執行上受阻，故當局認為需把統領公務員，包括政策局局長的權力完全置於行政長官之下。

香港民主黨元老司徒華認為後一個因素是關鍵，這是從北京接收香港的整個策略去看。他在專欄中寫道﹕北京在計畫中，香港的回歸要有一個過渡期，為時三至五年，盡力容忍抑制，以求社會和人心穩定。一方面，為了穩定人心，全部公務員留任，於是陳方安生由原來的布政司接任了政務司司長﹔另一方面則做種種部署，滲透控制關鍵部門，在完成過渡期後，使整個特區逐步置於腳下。

但沒想到董建華的施政受到愈來愈大的反彈，民怨民憤愈來愈大，社會和人心愈來愈不穩。北京和董建華將過錯歸根與陳方安生和民主派，決定推行高官問責制，削減政務司司長的權限，亦即所謂「廢宰相」，把統轄各局長和所有公務員之權，都收歸特首一人手中，高度集權。陳方安生辭職後，接替的曾蔭權也不被信任和重用，政務司司長去做了「清潔大隊長」。

曾蔭權推行擴大政治任命

二零零三年七一大遊行後，民怨甚大的董建華被迫下臺。本來背景和中共沒有半點關係的曾蔭權為求獲得中共青睞，曾帶家屬回大陸尋根，追蹤到自己是春秋戰國時曾子的後裔，和統管香港事務的曾慶紅同屬一宗。據稱，曾慶紅獲悉真相後極為激動，決定廢董立曾，向胡錦濤推薦曾蔭權。加上江澤民已全退，胡就很快拍板支持曾慶紅廢董立曾。

曾蔭權接任董建華後，除了在政制改革問題上拖延，拒絕儘快給予港人普選，又推行擴大政治任命職位，對公務員制度進一步開刀。
今年十二月十四日，立法會以二十九票贊成、十六票反對，通過政府開設二十四個政治任命職位，包括新設十一個副局長和十三名政治助理，預計所需費用高達五千九百萬元。這表示局長下將有兩個班子，一個是常任秘書長與公務員同事，另一個則是由副局長、政治助理和私人辦公室組成的政治班子。

由於新設的政治任命角色，只是處理各方面的政治工作及與傳媒維持緊密聯繫，以及加強與立法會聯繫等，很類似中共的黨委系統，外界擔憂進一步將公務員體制大陸化。建議受到泛民主派議員的普遍批評。

前政務司司長、現任立法會議員陳方安生警告，公務員的政治中立傳統必將嚴重受損。她直指特首權力未得到適當制衡，增設副局長及政治助理，純為鞏固特首權位，只會令官場出現任人唯親和權力傾斜，也會增加公務員和政治任命官員之間的矛盾，嚴重影響公務員的政治中立。

公務員靠核心價值來維繫

在兩任香港特首的辣手下，香港公務員體制很難維持過去政治中立的角色，而公務員隊伍聲譽也陸續受到影響。九七年前，香港的公務員隊伍堪稱是一支廉潔的隊伍，聲譽頗佳，香港人也以此為傲。但九七後，公務員貪污的情況日趨嚴重。

而以陳方安生為首的一批擔任高官的公務員，對陣陣吹來的北風，或消極怠工，或辭職另謀出路，消極反抗。不少原來的港英高官，如任關佩英、鄺其志、張敏儀等，都以提前退休告別政務官生涯。但另一批公務員，如葉劉淑儀、曾蔭權等則選擇向中共政策傾斜，或成為強推二十三條立法的幹將，或在政制改革中扮演拖延普選的角色。

對於同樣的公務員在主權移交後為什麼會出現不同的選擇﹖中國人權論壇召集人甄燊港認為，全世界的公務員系統都有一種核心價值來維持，一般來說，公務員會服從命令，但如果這種核心價值被衝擊的時候，公務員有權不遵重命令，而且要據理力爭，否則就會倒行逆施。

『英國人的統治是大道無形的，不用教育市民要如何聽政府的話，而是要求市民要遵守普世價值。因此，英國人的殖民統治在香港是一個很成功的例子。歷任的港督是直接受英國國會管轄，也就是香港的事務受到英國國會的監督，所以港督也不會倒行逆施的。香港公務員也明白這個道理，所以公務員不會作威作褔那麼嚴重，但如果公務員奴性重的話，後果就很不同。』

『但九七後，董建華就不一樣，他很習慣是「我說了算」，當他的作風違反了香港人的核心價值時，他自然會與公務員系統有衝突，除非公務員系統內的人全都變成走狗，因此，衝突是不能避免的。所以為何董建華上任後出現那麼多矛盾，就是因為他的所為衝擊著港人的核心價值。董建華眼看公務員不聽命，就想到創造一層比公務員更高級的問責官員。對這些官員的主要要求是聽話。』

甄燊港回憶起七十年代中期，廉政公署成立不久，當時很多高級警官如葛柏等被調查，甚至被控貪污，結果有一次三千多名警察圍住廉署，還打了廉署的一名高級人員，埋怨廉署害他們。當時的港督是麥理浩，他引用了殖民地條例第五條，條例的內容說，所有公務員均由於得到女皇的喜悅才可以服務英女皇，立即將三千多名警員解僱，退休金照樣賠。當時麥理浩在公布他的決定前一天召見了幾位傳媒負責人，甄燊港當時是商台的新聞部總監。麥理浩向傳媒解釋他做出該次決定的原因。

甄燊港說，三千多名警員被即時解僱，但社會沒有抗議聲音，市民還鼓掌！因為那些警察衝擊了港人的核心價值，而港督的處理手法是維護了香港的核心價值：「當你在維護一個核心價值的時候，你就可以強勢，當你在破壞一個核心價值時，還想別人來支持你，那真是緣木求魚！董建華、葉劉淑儀乃至曾蔭權都是犯了同樣的錯誤。」

甄燊港強調，這也就是為什麼英國人統治時代，香港基本上是和階社會，那不是說中國人要做英國人的奴隸。

現居美國的政經評論人士石藏山則認為，七、八十年代香港的奇蹟，是一個英式法制、西方現代管理（包括企業和社會）和中國式吃苦創業企業精神的結合。這如上海早年的奇蹟一樣，抽去了法制和公民社會的核心，就會變成一個純粹中式的花花世界，和大陸的大都市沒有什麼區別。而一旦有大風大浪就完蛋。

現在香港人正是要通過雙普選，來確保法制和公民社會的維持。如果沒有普選，特首權力來源於欽定，整個香港公務員體制就變成了一個高效的協助中共的體制，最後必然成為殺死香港社會的兇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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