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2日訊】在自己被壓迫被掠奪被欺淩的苦痛經歷中，中國農民終於走出了一條介乎暴力革命和維權運動的中間道路。
一、中國農民收回土地的悲壯鬥爭
2007年12月中旬，海外中文網站上相繼出現了三條消息：“黑龍江4萬農民向全國宣佈擁有土地所有權”、“三門峽庫區約7萬農民宣佈收回土地所有權”、“江蘇250戶農民向全國公告永久所有宅基地”。標題躍入眼簾，驀然明白一個偉大的歷史性變革已然發生。我的心怦然而動，淚水模糊了雙眼。
石破天驚！
終於等到了中國農民公開宣佈收回土地所有權這一天！
黑龍江省富錦150萬畝耕地與荒原的爭奪戰我不瞭解，江蘇省省莊村宅基地的事也是首次與聞，但陝西省三門峽庫區移民的故事我並不生疏。30萬農民苦鬥30年終於回到自己故鄉的悲壯事蹟首見於作家冷峻所著長篇報告文學《黃河的棄民》，我在寫作《中國之毀滅——中國生態崩潰緊急報告》時曾參考、引用。故事梗概如下：因修建黃河三門峽水庫，30萬農民被強制動員遷移到黃土高原北部沙漠邊緣。在惡劣的自然條件和大饑荒的夾擊下，移民們大批餓死，倖存者一貧如洗。一場極為慘烈的人類歷史上罕見的返鄉大逃亡終於爆發。細節免去，總而言之，這可能是自猶太人出埃及以來最悲壯的一次遠征。冷峻如此描述：“返陝的那些日子，一支衣衫襤褸的灰色人流綿延數十裏，在黃河的兩岸緩緩地蠕動著，寧夏到陝西沿途所有火車、汽車擠滿了回歸的移民，這是一支敗潰的大軍，規模巨大的黃河移民至此徹底地失敗了。”回歸的農民遭到政府方面的層層阻擋刁難甚至鎮壓，從1956年至1986年，歷經長達30年的不屈奮鬥，三門峽移民的一部分才回到自己黃河岸邊的故鄉。從1986年到今天，又是20年過去，他們莊嚴地向全國人民宣告“收回土地所有權”。
在黃河岸邊，這半個世紀裏所發生的土地爭奪概況如何呢？
上世紀五十年代，政府把30萬農民從他們祖居的80萬畝土地上驅離。這些準備淹沒在水庫裏的土地並非荒原，而是中國最富裕的有“關中糧倉”之稱的“八百里秦川”。其肥沃之程度，僅有長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可與之相比。
不過幾年時間，三門峽被淤成廢庫，按原計劃強行騰空的土地並沒有被淹沒。眨眼間，這些土地被機關、廠礦、學校、軍隊等各種國家機構所瓜分。
1985年春，面對堅持了長達30年近乎農民起義式的反抗，國務院進行干預，決定從國營農場和軍隊農場佔據的50萬畝土地中劃出30萬畝安置生活特別困難的移民。
這30萬畝土地實際上只有15萬畝回到農民手中，另外的一半，被當地各級官員以種種名義私分侵吞。
這被侵吞的15萬畝土地之80%（12萬畝）已經神不知鬼不覺地從國家的土地帳目中消失，安全穩妥地成為官員們的私產。
既然國家管理不住公有的土地了，既然國家約束不住自己的官員了，那麼，國家與土地的主人們只好宣佈自己來接管。
二、土地主人最具權威性的宣示
——這就是目前發生在黃河岸邊的事情。
有資料說黃河移民失去的土地有100萬畝以上，我們暫且以80萬畝論。這80萬畝土地，在中共強制推行“合作化”、“公社化”之前，完全是農民的私產。時間過去了半個世紀，80萬畝土地恐怕是無法完全收回了，他們首先要求收回目前承包的15萬畝土地所有權，溫和而克制。他們清晰明確地寫道：“一，我們各戶對現在各自承包的原村集體總共15萬畝土地擁有永遠所有權。土地歸我們世世代代支配和享用。我們有權利使用、出租、繼承，如果什麼人想要開發、租用、或佔用，請直接與我們交涉。”——聽清楚沒有？“永遠所有權”！這真是一個耗費了半個多世紀漫長時間，付出數億人血淚和數千萬生命才認識到的簡單的真理。這個片語直看得人心口發熱！說的多好呀：“永遠所有權”、“佔有權”、“使用權”、“出租權”、“繼承權”——除了“買賣權”這一項子權利，幾乎是一個完整的地權了。父老鄉親們，寫得好！只要爭得了這個“永遠的所有權”，一切關於土地的子權利都會回到你們手中。
那些被侵吞私分的土地呢？放心吧，那是永輩子不會忘記的：“二，我們各戶對國務院劃撥歸農民的，且長期被各級官員侵佔私分的15萬畝土地，也擁有永遠所有權。我們將組織起來直接按農民平均畝數劃歸各戶永久佔有，結束各級官員多年來的非法佔有私分行為。”在後極權社會再加上官匪一家的今天，這一宣告意味著勇氣和不屈不撓的抗爭。早該這樣了！如果說全中國的農民都被官府整怕了，這些歷經17次返鄉風波、3次返鄉大潮的黃河兒女及其子孫，應該是愈戰愈勇的。半世紀之坎坷、兩三代人之血淚，使他們深深認識到，收回自己祖代相傳的土地，唯一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的團結抗爭。
黑龍江、陝西、江蘇農民的三個宣言都是傑出的文獻。它們以農民的直率與深刻，揭示了我們中國人一切災難的總根源——不義的產權制度。它們根本不理會一切偽知識份子和御用經濟學者的種種貌似深刻的詭辯，直截了當地宣佈：“我們摒棄土地的原‘村集體’佔有形式。這種土地形式不能保證農民對土地的永久權利，……無法阻止官員和黑勢力對土地和其他農民利益的非法侵佔。”（陝西省三門峽庫區7萬農民）
“改革開放以來，有了‘村集體所有’、‘承包經營’的新名詞。但我們農民從來認為，不管叫什麼名詞，土地還是我們農民的地……現在我們省莊村全體農民按照天理、按照歷史和我們現在對土地的實地佔用情況，向全國貼出公告。一、我們省莊村的全部宅基地歸全村各戶永久所有，耕地和竹山歸全體村民平均永久所有。這些土地曾歸我們的世代祖先所有，現在歸我們和我們將來的世代子孫所有。” （江蘇省省莊村250戶農民）
“由於長期以來的所謂集體所有實際上架空了農民作為土地主人的權利，富錦市各級官員和豪強以國家名義、以集體名義不斷大肆侵佔和私分農民土地，成了實際的‘地主’，農民作為土地的主人卻被迫成為租種‘地主’土地的農奴。我們共同決定改變這種土地佔有形式，通過土地的農民家庭所有和農民個人所有真正落實和保障農民土地主人的地位。” （黑龍江省東南崗村等72村4萬農民）
——簡單明確，沒有半句廢話，這就是土地的主人最具權威性的宣示。
三、土地公有制是對農民的徹底剝奪
讓我們簡略回顧中國當代土地產權制度沿革。
中共建政前後，中國實行的是經濟史上通常的土地私有制。土地之佔有、使用、出租、買賣、抵押、贈與、繼承等全部權利均可屬於個人所有。1953年全國土改結束，雖然農民中最勤勞最精明的那部分受到了殘酷打擊，但土地產權私有制沒有觸動。卻不料中共隨即（1956）開始了“合作化運動”，運用政權的強制性力量，將不久前分給農民的土地集中起來，實行集體耕種，即土地私有而集體使用。緊接其後，又急速推行“公社化運動”，實行“土地公有”、“一大二公”等極權經濟制度，一舉廢除了土地私有制。至此，土地之佔有、使用、出租、買賣、抵押、贈與、繼承等一切權利，系為國家所佔有。其社會振盪之劇烈，可謂立竿見影：從合作化以來出現的耕地總面積持續縮減一躍而跌至穀底，其減幅創二十世紀之最。國家一旦佔有了土地，就佔有了農民。被公有制和戶口制剝奪了地權與遷徙自由的農民，淪為喪失了土地和人身自由的現代農奴。發生於五、六十年代之交的那場曠世大饑饉，就是土地國家壟斷制的現世報。農民的反抗被一次又一次鎮壓下去。全國因包產到戶、分田單幹而遭受政治迫害的人數達400余萬，迫害致死者10余萬。
七、八十年代之交，安徽鳳陽小崗村帶頭實行“秘密單幹”，史稱“土地承包制”。主流輿論一直認為這是一個偉大的創舉，並由此開創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新時期”。（這種史所未見的所有權與使用權兩權分離的制度，造成了極端嚴重的短期行為，對中國耕地與環境造成難以彌補的傷害，此處不論。）事實上，農民所獲得的，僅僅是土地的使用權，所有權仍然沒有絲毫改變。而且，這種使用權也僅僅是在有限時段之內，離“永佃”也相去甚遠。“承包制”的核心秘密，是繞過並容忍了土地公有制這種對農民的剝奪。農民拿回了一個子權利（使用權），國家保住了土地壟斷。一些善良的人們以為這是一種“漸進式”的改革，幻想完全的地權也許會逐步回到農民手中。但事實恰恰相反：當土地的真實價值顯現出來之際，當土地買賣獲取暴利之際，那些土地所有權的“代表者”們就紛紛出場了。土地不是屬於“國家所有”嗎，“代表國家”的官員們就可以出動軍警驅趕農民，大賣其地。土地不是屬於“集體所有”嗎，“代表集體”的鄉官村官們就勾結黑社會，圈地招商。攫取了多大利益呢？這是党國最高機密，秘而不宣的。據我估算，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到今天，僅賣地款就高達2、30萬億元人民幣。其中農民只得了個零頭，潑天的暴利都叫各級官員們搶去了。農村破產，農民貧困，官員們個個腰纏萬貫，成了千萬、億萬富翁。
對於經濟學家們爭執不休的各色土地理論，黑龍江農民有如此一句話：“農民有權利共同決定對其土地的佔有形式。”——先生們，下課了，由我們自己來決定吧！
四、發生在中共政治局內的土地所有制之爭
對農民土地的大規模侵佔掠奪大約開始於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劇烈的社會震盪也輻射到中共高層。1993年春，在一次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爆發了一場圍繞土地所有制問題的激烈爭論。著名的改革派、主管農業的副總理田紀雲（他曾參與處理黃河三門峽移民和陝西地方政府爭奪土地事件）列舉了種種農村危機之後，提出了一整套方案，其中最重要的是得到數名省級領導贊成的“在農村逐步落實已承包土地歸己所有”的方案。田紀雲認為：過去寫進憲法的關於土地方面的有關規定已經越來越不適用於現行的家庭承包責任制，並產生越來越多的矛盾。再不從根本上改變，首先是無法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其次是帶來無窮的社會弊端，尤其是給農村基層幹部提供了盤剝農民的可趁之機。田紀雲的建議有兩條：第一、向農民宣佈他們各自承包的土地從此在法律上歸私人所有，農民則向國家繳納土地稅；第二、尚未分配承包的荒地、山嶺、灘塗等，可宣佈收歸為三級國有（國家、省、縣），今後的開發者須依法向政府購買或訂立承包合同。
田紀雲的發言尚未結束，已經忍無可忍的左派元老宋平和姚依林便打斷他，指責這種建議是要“從根本上改變社會主義的性質”。這時，元老中以思想開明著稱的萬里支持田紀雲說：我在國務院工作時下面就有同志提這樣的建議。另外，還有地方幹部建議是否可以採取動員農民出錢購買他們已經承包的土地，這樣至少可以為國家和地方財政增加一大筆收入。我建議在農民中搞一個調查。沒想到大多數農民並不贊成。他們說：共產黨打天下的時候向我們許諾窮人可以得到土地，土改的時候我們倒是分了土地，但一個合作化，又都收回去了，號稱是集體所有。可現在，又要把土地賣給我們，這土地原來就是我們的，憑什麼要賣給我們？萬里建議學習西方國家的做法，佔有土地者要每年給國家繳納土地稅，使用自己土地所得收穫，無論是個人或企業都要按比例再繳所得稅。這樣就理順了。姚依林和宋平反對萬里的意見，甚至最後說到“共產黨的政治局會議不能被你們當成宣傳全面復辟資本主義的場所”。在這場中共黨內罕見的劇烈爭論中，江澤民李鵬不表示任何態度。最後喬石表態說：黨內會議提倡有批評意見，但批評應該以理服人，不能亂扣帽子，不能用“無限上綱”的手段對待提出自己建議的同志。喬石的發言暫時平息了這場論戰，田紀雲也沒有就自己的建議要求會議表決。江李一言不發，但事後江向鄧小平彙報時，順便提到了萬里田紀雲“妄圖實現土地私有化”。鄧對此不置一詞。
鄧能說什麼呢？
其時，公有制已經獲得世界範圍內的偉大失敗。即便在死硬的中華帝國，也是氣息奄奄，苟延殘喘了。鄧小平能把坦克開到每個村頭嗎？當然，從技術上也許可行，但他沒有那麼多坦克。
五、一切的不義與血腥都圍繞著五個字：土地所有權
大陸農村改革首先在安徽和四川發端。但是，也正是這兩個因聯產承包制最早受益的省份後來發覺問題很大。從1985年開始，安徽四川兩省已經出現生產萎縮，農民收入逐年下降，農業用地大量丟荒等嚴重問題。因此，這兩個省份最先要求儘快進行土地所有制改革。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前，當局曾對這兩個省份進行調查，認為農業生產徘徊不前之根源是土地的產權不明確。所以，農業的出路仍在於土地所有制的改革。當時提出的最典型的兩種主張，一是實行土地私有化，一是實行土地國有化並輔之以“永佃制”。但兩種方案都在中共高層引起激烈爭論，只有基本維持現狀的延長承包期限的方案阻力最小。事實證明，還是堅持土地公有制的頑固派官僚獲勝。幾年之後，各級官吏突然吃到“土地開發”這塊天上掉下來的餡餅：將產權模糊的（公有的，不屬於任何有血有肉的個人所有的，因而無人捨命相守的）土地從農民手中低價強奪過來，每畝增值數萬數十萬賣掉，然後坐地分贓，迅速暴富。自此食髓知味，欲罷不能了。他們可以不在乎高層嚴令禁止，不在乎激起民變，甚至也不在乎中共的江山，蓋因其暴利比山高比海深！自己撈夠了，妻妾撈夠了，連他們的兒子孫子重孫子幾代人吃喝嫖賭窮奢極欲之銀兩都撈夠了！“十七大”後，中共大員吳官正在中紀委交班會上坦承官員財產申報制試點失敗，並披露上海省廳級幹部90%以上擁有1千萬以上資金，廣東省廳級以上幹部，則是99%擁有1千萬以上資產。千萬富翁呀，不過幾年十幾年工夫。坐牢殺頭冤嗎？砍幾次頭都值了！鉅資從何而來？主要掠自農民：土地與奴工。
今日之中國，每日每時都有民眾和軍警對峙甚至血戰，無論是圈地還是強拆，無非圍繞著五個字：“土地所有權”。如若誰不服氣，人家就要問：這地是你的嗎？呸，是國家的，集體的！——到了動真格時候就掂量出來了：使用權是軟的，所有權才是硬的。事到如今，忍無可忍，退無可退，土地天然的亙古的主人只有站出來做一次莊嚴的宣示：
“我們72個行政村4萬農民對該150萬畝土地擁有所有權。以村為範圍，以農戶為單位，原被侵佔的集體土地全部劃歸全體村民平等佔有。”（黑龍江省東南崗村等72村4萬農民）
“我們各戶對現在各自承包的我們各戶對現在各自承包的原村集體總共15萬畝土地擁有永遠所有權。土地歸我們世世代代支配和享用。”（陝西省三門峽庫區7萬農民）
“我們省莊村的全部宅基地歸全村各戶永久所有，耕地和竹山歸全體村民平均永久所有。這些土地曾歸我們的世代祖先所有，現在歸我們和我們將來的世代子孫所有。”（江蘇省省莊村250戶農民）
——這是什麼？這就叫“自行立法”：人民從悖逆自己的國家手中收回立法權，自己制定關於產權所有的基本大法。用黑龍江失地農民的話來說，就是“現在我們認為農民只有自己直接實踐權利，農民才能擁有權利”。也就是說，只有自行釘下界樁，自行頒發土地證，農民才能奪回自己的土地。毛澤東曾有言：“自己解放自己”。此即是也。
一個新時代，一個新中國就此奠基。
六、自由中國的奠基石
黑龍江、陝西、江蘇農民發表的這三個文告，可與美國賴以立國的《五月花號公約》相媲美。它們不僅包含了《五月花號公約》所創立的自行立法、人民自治的偉大原則，還根據中國所面臨的現實，把《五月花號公約》作為不言而喻的前提而略去的土地私有制加以公開宣示。《五月花號公約》呼喚“民主”，中國農民的三個土地文告呼喚“私有制”、“民主”。也許可以這樣說：自1989年民主運動以來，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迄今為止，所有追求自由民主人權法制的宣言、文告、聲明加起來，其分量也無法與這三個土地文告相比。因為它們直指極權統治的核心秘密：產權、產權、產權！
不斷有人為毛澤東們辯護，說他們受到了俄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之蠱惑，說他們是天真如少女般的烏托邦主義者，說他們在產權問題上的顛三倒四系出於浪漫試驗與純貞理想……夠了！他們都是些老謀深算的政客，對於隱含於產權背後的政治秘密有著入骨的洞悉。四十幾年前，當我還是一個青年學生時，聽見“幹部子弟”同學們私下傳遞的一句毛語錄，不寒而慄：“我們分給農民土地，農民為我們打了二十幾年仗。”
另一種稍稍委婉的說法，見於毛衛士長李銀橋的回憶錄：1949年1月，史達林派米高揚秘赴西柏坡，與毛舉行了一周會談。在談及土地政策時，米高揚表示，把從地富手中沒收來的土地又分給農民太可惜了，按照馬列主義觀點，集中起來搞集體農莊才好。毛澤東的解釋是：農民分到土地才會感到真正翻身得解放，才會踴躍參軍參戰。
在這之前，1945年延安中共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毛說過一句很少引起人們注意的話：“有財產就有個性，有自由，有獨立，有人格，沒有財產就沒有這一切。”
——殊為不幸，正是由於這種對產權制度的深刻瞭解，毛澤東及其同志們才在政權到手之後立即收回土地，使曾經為他們打江山賣性命的億萬農民淪為沒有財產因而沒有個性，沒有自由，沒有獨立，沒有人格的現代農奴。
一切詭辯應該結束了。
綿延半個多世紀的不義應該結束了。
在旬日之內相繼發表的三篇宣示收回土地所有權的文告，顯示了中國農民的覺醒、智慧和勇氣。
它們是未來自由中國的奠基石。
在自己被壓迫被掠奪被欺淩的苦痛經歷中，中國農民終於走出了一條介乎暴力革命和維權運動的中間道路。他們摒棄暴力，只是和平宣示土地所有權，和平罷免貪瀆村官並選舉村民自治機構，和平丈量分配土地，和平阻止侵權行為。他們凝聚並提升了各類維權運動，揭示出一切權利中最根本的是產權、產權、產權。
只要各地農民迅速回應，只要政府當局順應歷史潮流，中國就有希望不流血地實現制度轉型。
現在，一切渴望自由的有良知的中國人應該怎麼做？
和農民弟兄站在一起，聲援他們，傳遞、張貼他們的宣言、文告，攔住伸向他們的棍棒刀槍！
保衛農民領袖！
把所有農民領袖的名字傳遍全中國、全世界！
到監獄門口點上蠟燭為他們祈禱，為他們捐款，他們出獄時組織鑼鼓鞭炮歡迎！
數億農民的解放將帶來所有中國人的解放。
這種潮流是任何力量也不可阻擋的。
2007年12月19日
《人與人權》 08年一月號(//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