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9日訊】新加坡一向被某些官員視為中國學習的楷模，資政李光耀則被視為當今國際社會的一位智者，他的言論總是能夠引起國人的廣泛關注。不過，他最近的一則評論，似乎被人輕易地放過了。這篇發表在《福布斯》亞洲版上的短文題目是《印度的和平崛起》，作者試圖解釋這樣一個顯而易見但卻經常被國內輿論忽略的問題：為什麼印度的崛起並沒有引起其他國家對該國未來的不安，而中國的和平崛起卻引起了憂慮？李光耀的答案是：印度國內的眾多政治勢力正在逐步構成一個內部的制衡體系，中國政府的政策和執行則顯示出意志的單一性。

這個解釋相當精闢，儘管李光耀沒有詳盡地闡明其含義。筆者不想去談論國家崛起的宏大話題，僅從經濟增長的角度看，意志的單一性似乎就是個隱患。

實際上，上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中國在政策與執行上意志的單一性，才是更為典型的。彼時，國家對所有資源、包括對人，具有全面的控制力，國家制定了單一目標，利用其強有力的控制機制，動員一切資源，追求這一目標，包括經濟的高速增長，工業、尤其是重工業的優先發展。來自蘇聯的現成的技術和生產組織知識，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這一趕超戰略的知識難題。

效果確實相當顯著，但只是在短期內。國家對經濟的全面控制抑制了企業家精神，抑制了哈耶克所說的經濟活動賴以運轉的、內嵌於具體時空中的信息的發現和傳播，不可能不陷入有計劃的混亂。即便是在其有效運轉的時候，經濟結構也嚴重扭曲。更糟糕的是，全面主導經濟及社會的單一的意志，在中國語境中必然是長官的意志。蘇聯式計劃經濟演變成「權力經濟」、「長官經濟」。結果，從上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中國的經濟增長成就既不如蘇聯式經典計劃經濟，更趕不上以市場為基礎的日本及東南亞其他經濟體。

整個體制陷入危機，政府不得不容許民眾自發進行變革。其中一部分被政府明智地認可、推廣，成為「改革」。中國經濟增長的機制逐漸發生變化，農民獲得了部分的自由和對土地的財產權，大量城鎮人口就業於非國有部門，私人企業大規模發展。這樣，單一的意志就不再能夠全面控制資源和經濟過程。相反，無數企業家、民眾可以大體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目標。市場機制開始發揮作用。

不過，這種變革是從下往上生長的。政府的控制確實少了，民眾確實享有了較大的活動空間。但是，政府並沒有放棄對資源、對經濟的控制，政府的行為模式沒有發生根本變化。經濟社會生活的基本結構並沒有發生根本變化。市場機制不是一種獲得憲制保障的、具有獨立價值的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單一意志實現自己目標的工具。因此，在各個政府層面上，單一的長官意志仍然居於支配地位，儘管支配地位比之以前有所弱化。

有些經濟學家在解釋中國過去10年經濟增長的業績、尤其是自豪地與印度進行比較時，已經指出過這一點。比如，張五常就曾盛讚，上海市政府要建一座大橋，只需要很短時間就可以決策下來，然後很快就可以完工。在中國，開發區遍地開花，各級政府要建開發區，要徵用農民土地，完全可以做到雷厲風行。而在印度，政府建設經濟特區障礙重重。面對農民抗議，政府只好罷手，因為，如果霸王硬上弓，下次選舉就會被民眾轟下台。

單純從效率看，兩國經濟增長的效果之高下立見：中國當然比印度增長得更快。這固然是因為在中國，每個人似乎天生都是企業家，具有強烈的企業家精神。但也是因為在中國，一種單一的意志仍然居於支配地位，而這個意志一旦認定了經濟增長是最重要的目標，就利用政府所能動員的全部資源追求經濟高增長，強迫或者誘導人們放棄對其他價值的追求。同時，政府的單一意志也可以規定經濟增長的路徑，比如，上馬什麼樣的產業、項目，而中國再次作為後發國家所享有的知識優勢，使得官員們作出的選擇確實經常被證明是正確的。

但是，如此高增長的結構性基礎是否穩固？這一結構確實可以讓經濟實現高速增長，但這種增長似乎又具有不好的傾向。因為，市場本來能夠產生的良性效應遭到扭曲，現在人們就已經把收入的兩極分化歸咎於市場化。如果這種輿論壓力足夠大，主導性的意志可能就會轉向。一旦發生這種情形，市場就會被廢棄，經濟增長自然會失去動力。

對中國這樣的轉型社會來說，重要的也許不是增長的短期業績，而是讓市場成為一種基本的深入人心的制度，並建立、完善市場正常運轉的制度框架。這才是長期穩定增長的基礎。

－－原載：《秋風Blog》，2008-01-14(//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