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7日訊】中共極權統治遭遇的兩大挑戰都是因為對亡者的悼念。一是1976年因悼念周恩來而引發的四五民主運動，另一是1989年因悼念胡耀邦而引發的六四民主運動。

這兩次民主運動都是失敗告終，但是，歷史上所有的民主運動都是一個「民主總力量匯聚」裡的一個環節。民主運動中的所有失敗，都將憤怒、激情和鬥爭智慧作為重要的遺產，被下一次民主運動繼承和運用。

所以，民主運動的力量越來越強，手段越來越多，政治智慧越用越好。而專制，作為民主的敵人，則越來越弱，手段越來越少，越來越白癡。

21世紀，專制的唯一武器就是「殺人」。而中國人民早已不怕死了。在專制主義下，中國人民生不如死。數千年來，中國人民的要求不高，只求都能「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但是，現在共產黨執政當局，卻搞得民不聊生。在這樣一個生不如死的社會裏，《老子》第七十四章有句話說的很貼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人皆有求生之本能，人皆有避禍之天性。為何人民會「不畏死」呢？很顯然，人民有比死更畏懼的東西。孟子說：「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死有所不避也」。也就是說，當統治者對老百姓的壓迫已經到達了讓老百姓寧可死也不願意承受的地步，那麼當然就「民不畏死」了。

數千年來，對中國人民來說比死更畏懼的東西，是專制，當今也不例外。於是，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在中國「以死抗爭」、「民主革命」會成為永遠時髦的詞彙了。

其實，統治者對於民眾的治理，不外乎「恩」、「威」二種方法。

治理天下的基本條件就是要「以百姓心為心」，這就是「民主」，這就是讓人民有權選擇執政黨。有了這個「百姓心」作競選基礎，執政才有「威」的施展餘地。「威」是建立在老百姓用手裡的選票表達對執政黨的「信」的基礎上的。

如今之中國，極權統治者在沒有「百姓心」的情況下，不「恩」卻「威」，這能嚇到誰呢？只能嚇到那些甘於被專制極權統治的「奴才」而已。

對我們這些內心要求民主，而外在卻時刻感受專制壓迫的人來說，不民主勿寧死。入獄、被殺，是所有民主人士的必修課。人，總是要死的。為了民主而死，捨身取義、殺身成仁，何嚐不是一種歸宿呢？漢語中有個成語真的很傳神，那就是視死如歸。

雖然，1976年因悼念周恩來而引發的四五民主運動和1989年因悼念胡耀邦而引發的六四民主運動都發生在北京，但是很少有人知道1976年的那次民主革命就是在南京引爆的。

1975年9月，南京製藥廠的職工徐水良先生在南京市中心新街口貼出《反對特權》、《戰鬥宣言》、《關於理論問題的問答》等四篇共約四萬字大字報。這四份大字報當天深夜就被中共當局撕去。隨後，中共江蘇省委派出七十多人的工作隊進駐南京製藥廠，對徐先生進行批判。徐先生的大字報和文章主要是論述反對特權官僚等級專制制度，實現自由民主制度的問題。文中還點名批判了張春橋、姚文元等理論權威。不久，徐先生入獄。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去世後，毛澤東和四人幫用各種方法阻止悼念，引起南京人們的不滿。南京人民開始把四人幫當成了專制極權的代名詞而投以怒目。

3月24日，江蘇新醫學院200多名學生和教職工，來到雨花台烈士陵園紀念碑前，悼念周恩來。一位工作人員以雨花台不是悼念周恩來的場所為由，將花圈上的輓聯拿掉。當大家圍住他講理時，他一時心慌，稱自己是上海的記者，激起群眾的憤怒。

3月25日，《文匯報》刊登一篇報導，文章中有「黨內那個走資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扶上台」的語句。南京大學學生把這句話加了紅圈，貼到校門口。800多名學生（當時稱工農兵學員），分成20個小組，到鬧市街頭進行演講，在大街、車站和公共汽車上刷大標語。南京大學數學系計算機專業一年級的學生在黨支部書記秦鋒帶領下，來到南京火車站，在開往各地的列車上，刷上「文匯報把矛頭指向周總理罪該萬死！」等標語。

3月29日夜至30日，更多學校學生來到火車站。當他們得知火車一出南京，大標語就被沖洗掉，就在車站工人的幫助下，用不易被沖洗掉的水氯松、油漆、柏油，將標語刷在在南來北往的火車上。

這些列車開到了北京，開到了全國各地。把反對專制主義的聲音帶到了全國各地。

在1976年3月末的幾天裡，南京城沸騰了，到處是悼念周恩來、反對「四人幫」的大字報、大標語，到處是看大字報、大標語的人群。當遊行隊伍出現時，交警為他們開綠燈，車輛為他們讓路，路邊的群眾駐足觀看，鼓掌致意。

南京反對「四人幫」的鬥爭，迅速傳遍了全國各地。4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南京和各地出現的情況。當天深夜，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南京事件」的電話通知。

《通知》說：「最近幾天，南京出現了矛頭指向中央領導同志的大字報、大標語，這是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轉移批鄧大方向的政治事件。你們必須立即採取有效措施，全部覆蓋這類大字報、大標語。」「要警惕別有用心的人藉機擴大事態，進行搗亂、破壞。」「對這次政治事件的幕後策劃人，要徹底追查。」

南京事件引爆了4月5日的「天安門事件」。4月16日晚8時，中央政治局為江蘇問題專門在人民大會堂召開會議。說：「南京政治事件同北京反革命事件，性質是一樣的，程度不比北京差。」要求江蘇省委、南京軍區黨委「對反革命要堅決鎮壓，對政治事件的策劃人、反革命謠言製造者要徹底追查，進行打擊。」隨後，南京市各單位和解放軍駐寧部隊中進行了大規模的「清查」。逮捕了秦鋒、鄭信、陳幫水、王運德等17名「要犯」。

文革結束後，雖然南京群眾和江蘇各方面強烈要求釋放徐水良先生，但當時江蘇省委書記許家屯極力反對，說徐水良雖然反對四人幫，但也反對毛主席，反對無產階級專政，要搞民主，比四人幫更壞，指示南京市再一次開展批判。

徐先生在文革結束三年後，才在1979年1月出獄。出獄不久，因反對專制提倡民主再次入獄，直到1991年5月刑滿釋放。

由南京事件（徐水良大字報、南京人民悼念周恩來、北上列車上的油漆標語等）引爆的「四五運動」，如果擺在整個中國民主進程中來看，無疑是中國民主進程和運動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份。它不僅直接受這之前徐水良（南京）、李一哲（廣州）大字報的影響而產生，而它的結果，他的繼承者，也是七九民主牆和思想解放運動。四五運動的骨干，大多數成為七九民主牆的骨幹。中共當局，即使在四五運動平反後的對它盛讚的高潮中，仍然把它視為異類。四五運動的參與者，仍然受到懷疑和監控，被當作異己分子，異議人士。順便提一下，廣州的李一哲其實是一個寫作集體，一般史書都說是三個人。經我的考證，應該是四個人。他們分別是：當時的廣州美術學院未分配的畢業生李正天、下鄉插隊後回城待分配工作的知識青年陳一陽、廣東水產製品廠的鍋爐工王希哲、廣東人民廣播電台技術部副主任郭鴻志。他們於1974年11月7日，在廣州市的北京路上帖出了題為《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的大字報，署名「李一哲」。這份大字報徹底否定並猛烈批判了文化大革命的整個極左體系。

四五運動對中國民主事業的意義，不可低估。四五運動畢竟是中共建政以後第一次自發的大規模的群眾反抗運動，僅僅天安門廣場，人數最多時就達到一百萬人。加上包括南京在內的全國各地的參與者，規模相當可觀。它第一次在大讚秦始皇的專制黑暗環境中，呼出了「秦皇的封建皇朝一去不復返了」的強音，對毛澤東和中共專制發出了第一輪的突擊。

南京，因為「南京事件」將在中國民運史上重重地寫上一筆。

如今，中國新民黨2007年12月17日在南京正式組黨，必將使南京這個悲情也是革命的城市，在中國民運史上留下最光輝的篇章。

21世紀的南京必將成為中國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和未來的民主運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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